电视剧《主角》第三集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角色着急地到处寻找那块“学大寨 赶昔阳”的道具板，嘴里反复念叨着“我昔阳呢?”这句听似没头没尾的话把旁边人听得一头雾水，忍不住反问“啥昔阳呢?”
这样一个看似带着幽默和悬念的小片段，让人看了极其反胃：学大寨赶昔阳是当时一个大的严肃的政治背景，大寨是中国农业的方向，大寨精神是中国人的精神宝库。即使在今天，大寨依然是中国农村的一面旗帜，大寨的领导人郭凤莲现在是全国人大代表，是最受关注的代表之一。而电视剧的这个片段，对学大寨赶昔阳进行了丑化处理。把学大寨运动简单地用一块小牌牌来表现，对待这块牌牌的态度是喜剧化的，寻找这块牌牌的人像一个丑角，遭人嘲笑。事实上就是导演在嘲笑农业学大寨。可见本剧对这段历史的否定、轻浮的态度，为观众所不齿。
《主角》中，胡三元有“西北鼓王”美称，无疑是《主角》中的另一个主角。但这样一个顶级艺术家，他的艺术生命却毁于一次舞台事故：在《洪湖赤卫队》的演出中，团长黄正经为了追求舞台效果，要求增加火药量。于是胡三元大量增加火药，想造成一炮将敌人完全打倒的强烈的艺术效果，结果造成一死多伤。团长黄正经为推卸责任，将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蓄意破坏革命样板戏，胡三元被判五年。
故事这样一讲，就又会挑动起观众痛恨那个“特殊的年代”。认为那个年代就是乱扣帽子，冤枉好人。你看，剧中的团长黄正经被写成什么人?从起名，就叫黄正经，与假正经只差一个姓。仅这一个名字，就将团长鲜明地定性为了丑角。接下来对这个丑角进行一系列的丑化：
黄正经追求政治效果，不懂艺术，出了事故把责任推给艺术家。易青娥这样优秀的秦腔戏剧人才苗子得不到重视，进不了学员班，只能长年在炊事班烧火。在苟师的私自教育下(不知苟师哪来那么多时间)，易青娥终于在一次下乡演出中脱颖而出，万众瞩目，一众学员班学员集体嫉妒得要死，连剧团主演主演米兰都辞职不干了。在这样民意难违的情形之下，副团长要求把易青娥调入学员班，黄团长依然不表态，好在是另调当物资局局长去了。但“走了一个黄正经，来了一个朱正经”，对“那个时代”的否定，依然在继续。
丑化团长黄正经，是为了丑化“那个年代”文艺界的领导。外行领导内行，压制人才，阻碍进步，搞私人关系，把一个人品坏、技术差的人调到伙房当大厨。大厨引发众怒，还要强奸易青娥……
《主角》顺着这条思路，对革命样戏的指涉无处不在。
事实上，样板戏的艺术性无法否定。几年流最火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最精彩的片断还是表演《沙家滨》里的“智斗”。样板戏是融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体一体的巅峰之作。半个多世纪后样板戏的精华还在被无意地传承。
《主角》还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而且错的离谱。在第十八集中，正在还服刑的胡三元受命排练的节目参加了监狱系的比赛，比赛获得满堂喝彩，掌声、尖叫声不断。
导演可能忘记了，服刑的犯人不管表演得再好，也是不能鼓掌的，这是起码常识。犯人得有犯人的规矩。而在电视剧中，犯人们欢声雷动，只有管教干部一个冷静地看。
胡三元精心编排的节目最终没有获奖。本来极想获大奖的管教干部不但不怒，反把胡三元叫来，说这个节目没有获奖，是(上级)思想守旧。他个人认为可以获特等奖。借管教人员的口批评有些人在改开的时代思想保守，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再一次落入为改开主旋律唱赞歌的窠臼。管教干部不顾党性原则与组织原则与服刑犯一起否定上级， 同流合污，倒是无意中暴露了监狱管理的某些实情。
这是《主角》的叙事阴谋。在观众的一喜一怒之中，把文艺界的领导塑造成为一个不懂行犯众怒的反面形象，从而引导观众恨那个“特殊的时代”。
无怪乎有论者说：当代文学是垃圾。
许多的当代文学作品，包括许多的所谓名家名篇，都是靠否定“那个时代”起家的。作品没有灵魂，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否定那个“特殊的时代”为己任，投某些主流意识所好，以博得在文艺中“出彩”，以获得大奖。从所谓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文学、新状态文学、先锋文学，这样的叙事阴谋一直在持续，成为一种俗套，一个窠臼。这是文艺作者真正的思想僵化!
新时代的主流意识早就在进行拔乱反正，在系统地清算、纠正猫论时期的错误。但我们许多的文艺作者，思想还停留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那种在猫论主流意识主导下的文艺意识形态之中，不知到底还要流毒多长时间?!无数的观众将在“寓教于乐”的观看中，潜移默化继续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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