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博主“连云港吴强”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服刑期满后，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连云港中院”)对其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
吴强提起上诉后，该案将于6月15日二审不公开开庭审理。
据《监视居住决定书》显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决定对吴强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监视居住期限为6个月。
对此决定，吴强曾申请行政复议，请求解除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决定，但未被回复。
值得注意的是，该案辩护人称，6月9日，其刚从连云港中院拷完2T的电子数据，同日即被通知6月15日二审开庭审理，为其预留的审查、阅卷时间不足15日。
判决书显示，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下称“海州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强与他人编造虚假信息，且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吴强就该案提起上诉后，2026年4月10日，即服刑期满当天，他收到了上述《监视居住决定书》。
4月24日，即吴强被监视居住期间，还因私自会见他人被行政处罚，被警告。
公开信息显示，吴强曾因举报32吨假饮料、遭连云港供电公司停电102天、举报连云港“皮筋蟹”等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其本人也在视频平台上长期关注连云港当地民生问题。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刘某因遭中国移动某营销中心(下称“中心”)解除其代理合同，要求退补52万余元未果后，多次带领多人、租赁货车至移动公司堵门。
2023年5月，刘某经姜某威介绍认识了吴强，称其能量大、可以帮助刘某解决上述问题。随后，吴强引导刘某伪造半身裸照、并在其办公室指导、拍摄刘某的实名举报视频，刘某在该“举报视频”中称遭中心经理刘某松迷奸。吴强将视频转发至200余名媒体人所在的“报料吧”微信群内，并编辑含有“女子实名举报遭上级领导迷奸”“裸照”“敲诈勒索”等文字内容，呼吁群内媒体人关注。
群内媒体人李某根据吴强爆料内容联系了刘某并发布了《移动前员工实名举报遭分公司经理迷奸，并被拍裸照敲诈11万!》一文，文中还引用了伪造的聊天记录等信息。报道一经发布，多家媒体纷纷报道转载，吴强也在微博转发了这篇文章。
吴强辩称，在他认识刘某之前，对方已经在网上、朋友圈发布举报视频。他并不知道刘某与刘某松并无不正当关系，且自己只是转发了李某的文章，热门媒体的阅读量系刘某接受采访所致，与自己并无关系。他认为，自己并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6月12日下午，法度Law致电连云港中院新闻处，对方表示“正在审理的案子，根据规定，是不接受媒体采访的”。
此案中，吴强服刑完上诉后被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是否合理?
北京市京哲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龚华律师向“法度Law”表示，二审阶段对本案被告人直接适用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缺乏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释放或变更为取保候审。
龚华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70条第3款规定，被告人被羁押的时间已到第一审人民法院对其判处的刑期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立即释放;必要时，可以依法变更强制措施。本案被告人实际羁押时长已与一审判决确定的刑期对等，依据前述司法解释，人民法院首要处置方式为立即释放;若诉讼确有需要变更强制措施，亦应优先适用取保候审，而不是直接采取监视居住。
龚华针对以上意见提出两点解释：其一，本案被告人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依据刑事诉讼“上诉不加刑”原则，二审终审裁判所确定刑罚不得重于一审判决，不存在对被告人加重刑罚、后续收监执行更长刑期的可能性，不具备适用监视居住的风险基础。其二，监视居住属于限制人身自由程度较高的强制措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还存在两日折抵一日刑期的法律后果。本案被告人羁押期限已覆盖一审判处刑期，若不依法释放，而直接适用监视居住持续限制其人身自由，客观上将变相造成超期羁押，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定程序，侵害被告人人身自由权利。
此外，龚华表示，本案中法院应保障律师阅卷等开庭筹备所需的必要时间。根据《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25条，人民法院确定案件开庭日期时，应当为律师出庭预留必要的准备时间并书面通知律师。根据刑诉法司法解释第311条和313条之规定，如果被告人当庭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的，法院应当允许，且依法应当给予辩护人十五日准备辩护的期间。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琮律师向“法度Law”分析指出，对一审判决刑期届满的被告人，二审法院在缺乏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既是办案机关对司法权力的不当滥用，也体现了部分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不完善之处，与上诉权利保障明显相悖。
赵琮认为，首先，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诉人吴强变更强制措施，仅应以保障诉讼活动正常进行为限，不应滥用司法权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条规定：“被逮捕的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立即释放;必要时，可以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三)被告人被羁押的时间已到第一审人民法院对其判处的刑期期限的。”可见，对一审刑期届满的被告人，以立即释放为原则，仅有“必要时”才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
赵琮表示，根据上诉不加刑原则，被告人(上诉人)已经接受了最严重刑罚情况下所对应的惩戒措施，依法不应继续羁押，强制措施的采取仅以保障二审审判活动正常进行为目的，应将对被告人(上诉人)的不当影响降至最低。而居家监视居住作为逮捕的替代措施，要求被告人不得离开住处、不得会见他人或通信，是最为严苛的非羁押措施，用以保障诉讼活动正常进行，存在超出必要限度之嫌。
赵琮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八十一条之规定，监视居住适用于符合逮捕条件的被告人，即“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等。若无前述法定情形，便将一审刑期届满的上诉人吴强监视居住，明显是对“必要时”一词的不当拓展。作出该决定的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论证“立即释放、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原因，依法接受监督。
赵琮表示，居家监视居住无法折抵羁押期限、不被视为羁押措施，却实质上限制了被告人的自由活动权利，使其无法自由离开住所、自由通信见面，无法正常生活、工作。若允许二审法院适用明显限制人身权利的监视居住措施、却不对适用情形加以限制，将对司法秩序造成严重冲击。
赵琮表示，其一，若未来更多法院效仿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做法，“以诉讼程序尚在进行”为由、对上诉人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相当于给上诉权附带巨大的负面效果，导致被告人不敢上诉、不愿上诉，动摇我国二审制度的根基。
其二，该做法很可能异化为司法机关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例如告知被告人“上诉就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等，使其放弃上诉权利、降低本院上诉率指标，使被告人权衡利弊、不得不接受配合一审法院的各项要求。
其三，刑罚的实施兼具惩治与教育目的，一审判决刑期届满后，被告人本可以依法守序、开启新的生活，监视居住措施却使其只能困在居所内等待审判程序终结，人为给被告人认真悔过、回归社会制造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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