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和文化
葛兰西
不久以前，恩里科•莱奥尼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这篇文章里，他以自己偏嗜的隐晦和转弯抹角的笔调，违背工人阶级正用自己的双手建设自己的未来的实线和历史事实，重复了一些涉及无产阶级的文化和唯理智论的老生常谈。我们认为重新谈谈这个主题并非毫无好处，这个主题以前曾经在《呼声》报上出现过。年青人的《前卫报》上关于那不勒斯的傅尔迪加和我们自己的塔斯卡之间的论战，对这个主题的论述，更加死抠教条。
让我们回忆两段文章吧。第一段是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诺瓦利期(1772—l801)写的，他说：“文化的至高无上的问题是赢得一个人先验的自我，同时又是他本人的自我。因此，如果对其他人缺乏预感或完全理解，我们并不感到奇怪。而如果我们对于自己都缺乏充分理解的话，那就绝无希望能真正理解其他人。”
我们概括的另一段文章是贾•巴•维科写的，他(在他的《新科学》一文中的“关于优等民族富有诗意语言的第一个必然结果”这一章中)对梭伦的那句有名的格言作了一个政治性的解释，这句格言就是：“了解你自己”。苏格拉底后来把它运用到自己的哲学中。维科认为，梭伦是希望用这句格言来告诫那些相信自己起源于兽类，而贵族则起源于神的平民们，要他们反省自己，并且看到他们有着和贵族同样的人性，因而应当宣称他们在民法面前是平等的。维科接着指出这种平民与贵族之间人性平等的意识是古老的民主共和国产生的基础和历史原因。
我们并非随便挑选了这两个片断。我们相信，这两段文字尽管被大家认为表达和解释的方式模糊不清，这些作者却触及到了正确理解文化，甚至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的范围和原则。
我们需要使自己摆脱这样的习惯，即把文化看成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把人看作仅仅是塞满经验主义的材料和一大堆不连贯的原始事实的容器，这些材料和原始事实必须在头脑中编排保存，就如同字典的条目一样，使得它的所有者能够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各种刺激作出反应。这种形式的文化确实是危险的，特别是对无产阶级来说。这种文化只能用来造成一些心理失调的人，这样的人认为他们比所有其他人都优越，因为他们记住了一定数量的事实和日期，并见一有机会便要喋喋不休地卖弄它们．几乎使之成为他们内己同其他人之间的障碍。这种文化只能用来造成一种罗曼•罗兰曾经加以无情痛斥的虚弱和苍白的唯理智论，这种唯理智论所产生的一群自命不凡的空谈家们给社会生活带来的破坏作用，比之结核菌和梅毒菌对人体的美和健康带来的破坏作用更大。一个略知拉丁语和历史的青年学生，一个由于教授们的怠惰和无所谓的态度而成功地搞到一张被称为学位的纸片的青年律师，他们最后都以为自己与最熟练的工人不问，要比他们高明。可是最熟练的工人毕生完成明确而必要的任务，他的活动向这种青年学生和青年律师的活动比较起来，其价值要超过百倍。因此以上所说的不是文化，而是卖弄学问；不是知识，而是炫耀聪明；反对它是绝对正确的。
文化是与此完全不同的—种东西。它是一个人内心的组织和陶冶，一种同人们自身的个性的妥协；文化是达到一种更高的自觉境界，人们借助于它懂得自己的历史价值，修得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但是，这些东西的产生都不可能通过自发的演变，通过不依赖于人们自身意志的一系列作用和反作用。如同动物界和植物界的情况一样，在那里每一个品种都是不自觉地，通过一种宿命的自然法则被选择出来，并且确定了自己特有的机体。人过先是精神，也就是说他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否则，怎么能够解释这一事实：既然向来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财富的创造者和自私的消费者，为什么社会主义尚未实现呢?事实是这样的，人类是逐渐地、在一定的阶段上才意识到它自身的价值，并且赢得这样一种权利去抛弃掉由少数人在前一个历史时期强加于它的那些组织形式。这种意识不是由于生理需要的残忍刺激形成的，而是对于为什么存在着某些条件和如何最稳妥地去把居于附属地位的事实转变成为起义和社会重建的导火线这一问题作出明智判断的结果，开始是少数人后来是整个一个阶级都有这样的明智的判断。这意味者每一次革命都是以激烈的批判工作，以及在群众中传播文化和思想为先导的。这些群众开始产生对抗时，他们想到的仅仅是解决自己当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他们与处在同样条件下的其他人没有休戚相关的联系。最近的一个例子，向我们最接近因而同我们的时代绝非无关的例子，就是法国大革命。它的被称为启蒙运动的先导的文化时期（即被一些老练的理论推理批评家们加以如此歪曲的时期）无论如何不是，至少不完全是一些浅薄的百科全书派知识分子的激动，这些人对任何问题都以同样泰然自若的态度来东拉西扯一番，并自以为只要读过达兰贝尔和狄德罗的《大百科全书》，便成了当代的人物。总之，这不仅仅是卖弄学问的和毫无生气的唯理智论的现象(类似的东西我们今天在眼前就看到了)，这种现象在—些最平庸的普通大学里表现得最为充分。就象德•森克蒂斯在他的《意大利文学史》一书中所敏锐地提到的那样，启蒙运动本身是一场宏伟的革命，它以一种统一的意识的形式，给全欧洲提供了一个资产阶级的精神国际，这个国际对平民的所有灾难和不幸是敏感的，它为后来法国的流血起义作了最好的准备。
意大利、法国和德国，都讨论过问样的题目、同样的制度和同样的原则。每一部伏尔泰的新喜剧，每一本新的小册子，都象星星之火一样沿着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伸展开去的路线蔓延着，并且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找到了同样的支持者和同样的反对者。拿破仑军队的刺刀．发现它们的道路已经被18世纪上半叶从巴黎涌出的书籍和小册子的无形大军所扫清；这支大军为必然到来的复兴时期准备了人员和制度。后来，法兰西事件锤炼出了统一的意识之后，巴黎的一次示威运动便足以使米兰、维也纳和一些较小的中心激起同样的骚动。这一切在肤浅的观察家们看来都是自然的和自发的。然而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那些以共同事业名义而引起的爆发事件提供精神淮备的文化因素，那就是不可思议的了。
就社会主义来说，今天也在重复着同样的现象。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无产阶级已经或正在形成统一的意识；这种批判含有文化的性质，而不仅仅是一种自发的和自然主义的进化。这种批判恰恰含有那种在诺瓦利斯认为是文化末日的自我意识。一种与其他人相对抗的自我意识，—种已经分化开来的自我意识，一旦它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它就能够评价种种事实和事件，不仅就事论事地进行评价，而且看它们是驱使历史前进还是后退。了解自己意味着要成为自我，成为自己的主人，要识别自己，把自己从混乱状态中解脱出来，要作为秩序的一个因素而存在——但这是力求达到某种理想而奋斗时的自身的秩序和自身的纪律。而且我们也要去认识别人，认识他们的历史，认识他们为使自己达到现在这样的状况并且创造出现有的文明(我们力求用自己的文明来代替这种文明)而连续不断地作出的努力，否则我们在这方面是不能成功的。换句话说，为了认识支配着人的精神的规律，我们必须形成对自然界及其规律的某种概念。我们必须知道这一切而同时又不 忘却最终的目标：通过别人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自己更好地认识别人。
如果说世界的历史真是由人们为把自己从特权、偏见和偶像崇拜中解放出来而作的努力所形成的一副链条的话，那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试图在这副链条上增添另一个环节的无产阶级不应该知道，在它之前谁创造了什么东西，那些东西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为什么会被创造出来，或者它能从这种知识中得到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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