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现代资本文明所无法仰视的光辉人文高峰
报载，《我的前半生》年初由群众社补足“全本”出版，作为一个在40年前的老读者，闻之不禁百感交集，是沧桑感还是顿悟，说不清。总之，觉得值得一议。
如同许多事物一样，只有在它拉开一定距离或者失去后，人们才能较好地认识其价值。审美需要距离，认识也要距离。《我的前半生》在当年觉得不过是一本题材特别的好书，半个世纪之后再看，才发现，它真是一个奇迹，只有在那个时代才能产生的奇迹。它是共产党人锻炼人的灵魂的光辉记录，是共产主义所创造的而为资本文明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人文高峰。
在“历史终结”时代，由于“全球化”的精英无所不用其极地妖魔化，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专制主义”的同义语，成为扼杀“人性”和“人道”、“自由”和“民主”比法西斯更可恶的“反人类”的邪恶魔鬼。提起它，人们就会联想起《古拉格群岛》和《日戈瓦医生》，想起《绿化树》、《男人的一半》和《大墙下》这些中外“经典”，靠着他们的呼唤呐喊，谢天谢地，铁幕下的“人性”才得以复苏。——这就是直到现在，居于绝对支配地位的霸权话语。
不是实践经验么？中国已经过了两个“拐点”了，他国更是完成了“转型”——“人性复归”得如何呢？
黄纪苏的《我们走在大陆上》，是一个最为精彩的回答。
贴着“新启蒙”标签的“人”和“人性”的内涵，原来就是“欲望”、“本能、“自私”、“恶”。 “竞赛已将两条腿变成四条/我看见，四条腿已将路面变成案板/我看见，案板已将二十世纪变成遥远、漆黑的史前”，“强者跟菜刀接轨/弱者跟肉末接轨”，“人心跟防盗门接轨/人际跟大峡谷接轨/人情跟打火机接轨/人世跟火药桶接轨”。
弱肉强食的生存规则将喧嚣的尘世变成了丛林虎狼世界。“现代文明”似乎要将人类文明的一切优良传统统统“颠覆”，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兽性”和弱肉强食。
这种文明绝对产生不出《我的前半生》。
以题材论《前半生》属于“大墙文学”，讲犯人改造的。
今天，刑事犯“二进宫”“三进宫”不光司空见惯几成常规，而且渐成为一种资历，成为敲诈勒索、为非作歹、在黑社会论资排辈的一种本钱。
所以，《我的前半生》只能产生在那个时代，社会主义精神高扬的毛泽东时代。
对犯人的改造，乃是共产党人实践“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原则的一部分。毛泽东时代，共产党人执政甫始，便以雷霆万钧之势割除了旧时代的毒瘤，将北京的“八大胡同”和上海滩“四马路”的污泥浊水一下子涤荡净尽，成功地将社会渣滓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成功地将国民党和日伪战犯改造，使他们心悦诚服，决不是单单一个司法部门或者“改造所”所能够实现的，它是整个社会体制、社会环境的所结岀的硕果，虽然离不开强制的前提，但它更是共产党人的政策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和社会大环境感召的结果。
今天，这一切，在中国精英笔下，它遭到了无情的颠覆和嘲笑。溥仪所肯定的思想转变和灵魂再造，比如他周围人的觉悟吧，在近30年来许许多多的反思、伤痕、随想文章中，它都是作为共产党“专制主义”、反人道的表现出现的。促成溥仪改造成为公民的社会生存准则，今天早已颠覆净尽。
上海滩“百乐门”回归才是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
“窃国（资）”者横行无忌，“窃勾”者自然一地鸡毛，而荣耻颠倒也就顺理成章了。当末代皇帝也已经成为优于下等人的资格的时候，当“李中堂”和“老佛爷”也被霸权精英“重新审视”的时候，当周作人、胡兰成们逐渐辉煌的时候，还能指望把“末代皇帝”改造成为“公民”么？。
《诺尔曼•白求恩》的价值观念对于今天的就是一个讽刺，《我的前半生》决不可能出现于今天。但愿它的重印除了给出版商带来利润之外，也能给读者带来点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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