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强告诫，资本不能靠一味盘剥廉价劳力而盈利；中国崛起必须走新民主主义路线。
近年，中国国力增强，出境游客财大气粗，一时成为国际话题。本书作者、前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曾留学欧美的经济学家王小强，从另一角度分析中国成就背后的隐忧。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作者出任体改所常务副所长时，就对同事说过：摸着石头过河不错，问题是，岸在哪里？可别摸了一程，又回到原点。
现实的发展，远超作者当年的忧思。二零零零年，北京的中央电视台请来抗美援朝英雄黄继光的老班长，硝烟熏染过的面孔、伤痕累累的身体、朝鲜政府颁发的英雄证书、色彩斑斓的战斗勋章，无一不令人肃然起敬。但老英雄没追忆过去的光荣，而是现身说法如何身陷被当局指为「邪教」的「新宗教」而无法自拔。老革命皈依「新宗教」，说明改革跨入气势如虹的新千年之际，中国民众信仰迷失与渴望信仰「到了何等严重程度」。
无论信仰迷失，或是渴望信仰，必事出有因。不争的事实是，当下在中国的外国投资者、民营企业家及国有企业赚取高额利润，很大程度是对来自农村廉价劳动力的冷酷剥削。这些要价极低的农民工今天仅扛着「国家主人翁」的虚名，既无社会保障，又无医疗保险，过着朝不保夕、四处流窜的可怜生活。在他们的身上，看不到一丁点儿工人阶级的豪情，因为他们在城市受到各种「土政策」的歧视，连他们中间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都市里也得不到接纳和承认。拒同志于千里之外的冷漠，辛辣地羞辱了他们「依靠组织、眷恋党」的观念。过去那种「终于找到党」的感情，是中共多年来藉文学与电影作品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
有一个时期，中共当局与民间沉浸于「中华崛起」的大国迷思，作者猛「泼冷水」，细细回顾第二次大战后名列「世界四强」的中国，曾如何被抛入巨大的尴尬之中。
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所有可能的场合表示，「把中国说成同英国、美国或苏联同等的世界大国是完全不真实的」。实际上，就是拚命「抬举」中国的美国，内心也不视中国为世界大国，而认为「蒋的政权贪污和残暴，中国军队亟需改组」。抗战时期，有的美国官员公开表示：中国人何必到处求外国借款？动用部分中国人在美国的存款就可解决中国的财政困难。
当时，对于中国国际地位有清醒认识的，倒是中共领袖毛泽东。他认为，中国「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今天看来，这番话说得多么精采而中肯！但非常可悲的是，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完全违背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到文革年代，中国终于沦为国际社会的孤家寡人。
第一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很多已「不放一枪一弹」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作者指出，它们原本都不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直接产物（中国更不是），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关于革命发生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兼容的原理。而资本主义国家活得有滋有味，全因精通资本流动、劳动力不流动的制度安排，把由阶级矛盾产生的危机转移到落后国家。马克思若九泉之下有知，该作何想！（叶小蓁）
（刊登于：《亚洲周刊》第二十一卷十六期，2007年4月29日出版，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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