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不能虚无的——读《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曹守亮
2006年10月，梁柱、龚书铎主编的《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共收录了学术界研究历史虚无主义的22篇文章。该书既是2005年3月召开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学术研讨会研讨成果的总结，同时还包括了史学界一些学者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评介文章。因而，它的主要观点也就具有更为广泛的代表性和针对性，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史学界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认识和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反省。这是该书区别于一般学术会议论文汇编的特点之一，亦是主编别出心裁的有力体现。在笔者看来，该书还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该书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研究的集中体现，具有相当的学术史意义。纵观整个20世纪，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和理论特点。20世纪前半期，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中国社会的许多阶级、阶层都开始了救亡图存道路的探索。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盘西化”思潮兴起，并且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20世纪三十年代，它和“中国本位”思潮形成对峙、论战之势，在四十年代，则进一步受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例如，毛泽东在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这样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但是对一切外国的东西，只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此后，侯外庐、翦伯赞、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全盘西化”思潮也进行了批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空前高涨，占据中国史坛主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表现出了高度的自信，体现出惊人的创造性和生命力。这一时期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
20世纪后半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着两种不同的背景和发展路径。一、“文革”时期，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和人们对历史学采取极端庸俗的实用主义的态度，使中国历史上许多优秀思想遗产也被贴上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标签而遭到了批判。这在事实上导致了某种程度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的产生。“文革”结束后，史学界经过拨乱反正，要求改变这种对待历史的虚无主义的呼声也日渐强烈，学术研究逐渐步入正轨。但是，在对“文革”的批判和对历史研究的拨乱反正过程中，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和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反省过程中，一股新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潜滋暗长起来。“一些人以反思我们党和国家刚刚经历的曲折为由，把对‘文革’的诅咒升温、转化为对新中国的谩骂，由否定建国后30年的历史发展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
二，20世纪八十年代，“全盘西化”思潮的影响并没有因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批判而彻底消失。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处于西方强势话语对比、笼罩和冲击之下。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曾经轰动一时的“《河殇》现象”。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看作“全盘西化”思潮的新发展从《河殇》作者及其支持者的论调看，他们已经在西方话语和意识形态的笼罩下丧失了自身发展的主体性，而且也否定了自身赖以生身立命的历史和文明。他们的观点，从本质上讲是对中国历史的虚无、是对中华文明的嘲讽、是对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否定。这股思潮和对外开放的经济、文化交流交织在一起，具有相当的迷惑性和隐蔽性。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与此同时，也潜在着“直接触及和瓦解原有文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镜像中丧失自我认同的最后基础”的危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虚无主义从个别学者对西方文化的无意识的推崇和无节制的崇拜，发展成为一种学术上的不健康的思潮。中国的学术界曾经历过民族文化的失落和失语隐痛而变得具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和自觉意识。这种民族意识和自觉意识能否经受得住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冲击，恰是一个民族是否具有强大的学术生命力的标志之一。来自国外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形形色色的因素，如“西化”图谋等，对于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产生、泛滥，发挥了推波助澜的恶劣影响，是分析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总之，形成当前的理论态势，是由中西方巨大文化实力的差异和西方的文化霸权造成的，而归根到底又是由中西方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和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造成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文化绝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批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同时，构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气派的新文化和新学术。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受到了包括史学界在内的学术界的批评。毋庸讳言，对整个学术界来说，这种批评是自发的、零星的，尽管也发挥了一些澄清是非的作用，但较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又是远远不够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尤其《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书的出版，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研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自觉阶段的标志之一。
第二，该书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从学术研究层面作了透彻的分析和辩驳。首先，该书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产生的理论基础作了深入剖析。例如，梅荣政、杨军指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与作为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主流的历史相对主义思潮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历史哲学事实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以历史事件的单一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选择性、历史事件的不可预测性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强调人的主体性、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这样就对建筑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历史体系构成了“釜底抽薪’的威胁。龚云则指出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与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的关系。他抓住了两者在理论主张方面的契合：“否认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否认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存在，将历史学与文学相提并论，认为历史仅仅是一种话语，将客观存在的历史视为历史学家主观的构建物。”在这种史观的指导下，自然就会对客观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它从消解历史研究的真实性、客观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入手，给中国历史学以很大的冲击。揭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这些理论根源，对于深入认识这一思潮有着相当的意义。
其次，该书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典型思想方法给予了全面批驳。龚书铎指出：“就方法论而言……历史虚无主义研究历史，恰恰是把支流当主流，把现象当本质，将历史上的某些失误抽象化，并加以孤立地、片面地放大、渲染，从而达到歪曲历史的目的。”田居俭指出：“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研究’不是以事实为出发点，不是全面、系统地掌握有关资料，把握历史事实的总和并阐明其内在联系，透过历史现象分析历史的本质和主流，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而是随心所欲地挑选零碎的历史事实加以涂抹或剪裁，凭主观臆断歪曲和否定历史。”以上认识反映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对待客观历史的态度上，多采取了形而上学的认识方法。这些观点和认识，即使是以严肃的学术研究面目出现，也不难认清其本来面目。梅荣政、杨军也指出了历史虚无主义在方法上的可议之处。这些分析和批评，较为系统地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史学方法方面的局限和错误做法，具有相当的价值。
再次，《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书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具体表现作了全面的归纳。其一，否定中国古代历史，乃至中国文明的起源。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从古代到现代，内在机制存在严重的问题，不存在自我更新的可能性，唯有将上溯到古希腊文明的西方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理念引入中国，普及民间，中国文化才能“充分世界化”，进而实现“现代化”和“全球化”。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形态“结构性缺损”说，其重要的表现就是20世纪八十年代喧嚣一时的《河殇》。其二，学术研究的范式和话语转换说、“告别革命”说。这不仅涉及对具体的历史研究的评价，例如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等，涉及中国近代社会的主线是什么的根本问题，而且还涉及对站在这些起义和运动的对立面的历史人物、阶级、集团的评价，如曾国藩、李鸿章、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等。随之而来的一个更为深层和根本的问题则是，对以往那些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史学研究成果的重新认识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再评价。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范式和语境：“革命”和“现代化”是否就是完全对立的？同时更为本质的问题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对两种范式和语境背后的东西缺乏进一步的分析，尤其是对两种范式和语境之所以转换的原因缺乏应有的思考。这种研究范式和语境转换说，就如同后现代主义一样霸道。它取消其他所有研究的合理性和继续存在的合法性，带有很深的政治偏见，具有否定主流学术和意识形态的政治诉求。其三，倡导“孙子”（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哲学，认为中国现代史是从“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主流”，走上了“以俄为师的歧路”。这样很自然就会出现鼓吹改良、反对革命的鼓噪。他们认为要是不革命，“随便搭上哪一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我们今天就是日本。”这种观点和主张的鼓吹者既完全丧失了国格和人格，又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影响恶劣。其四，通过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中的曲折和错误，来否定当前党的领导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以反思“文革”为名，否定整个新中国的历史，并要在21世纪头20年“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即“补课论”。历史虚无主义者歪曲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杰出将领、民族英雄和无产阶级领袖，把他们说成是“野心家”、“政客”，把革命运动说成是“争权夺利的斗争”。这一点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上尤其明显。
最后，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很多学者在这方面都着墨尤多。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抹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解构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田居俭在批评有的学者对三星堆文化的歪评时指出：“把‘中国的典籍’置之度外，用《圣经》为依据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中国文明的起源，视为‘传统学者从来没有人做过的’创举，岂非咄咄怪事！”正如最近有的学者在报纸上撰文所呼吁的：“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无妨，反思也有必要，甚至适当地颠覆一些过时的内容同样无可厚非。但对每一位国人来说，拥有清晰而坚决的立场是必要的：细致地甄别本土传统和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如果不能如此，或许我们真有可能成为西方模式所塑造的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傀儡。”反思与虚无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对本民族文化保留有清晰而明确的立场和态度，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保持着独立的自我和积极的构建意识。二，否定中国近现代史的革命主线，否定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要性，将革命与近代化完全对立起来。这些观点就事论事，不合历史事实地夸大了革命的破坏作用，忽视对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因素的分析，不仅深刻销蚀着历史学的科学性，而且会造成“颠倒历史真相”，进而误导现实运动的严重后果。三，消解文化认同、瓦解理想信念，削弱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消融民族精神。李文海指出：“在一些人的笔下，我们的民族不仅‘愚昧’、‘丑陋’，而且充满‘奴性’、缺乏创造力、安于现状、逃避现实，如此等等。这样一些荒唐的言论，不但远离历史的真实，对于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也都是十分有害的。”——田居俭指出：“如果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被虚无了，即精神支柱被抽掉了，那还有什么‘心胸和自信心’可言呢，难道这种‘心胸和自信心’会来自别的国家和民族吗？”四，动摇党的领导地位，进而损害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固。对于这一点，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有认识，也有学者已经从政治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立的实用主义、歪曲中国革命史、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等方面作了概括的总结。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很多学者以苏联解体、苏共丧失执政地位来阐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危害，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针对性。陈之骅的《苏联解体前夕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及其特点》和钟哲明的《历史的颠覆和苏联的颠覆》两文，更是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所扮演的恶劣角色和发挥的消极影响，给予了全景式的揭示和阐发。
第三，该书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上，还提出了一些防止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措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史学研究者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增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在多样化的思想文化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引导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朝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其次多在学术上更为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从更加科学和本质的意义上把握其实质，加强史学批评。在涉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历史文化，尤其是涉及近现代革命历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重大问题上，“我们要旗帜鲜明，坚持原则，决不能采取含糊敷衍的态度。”因而，在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尤其中国近代史和共和国史的同时，加强史学评论工作也是相当必要的。通过对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史学研究成果的评论，倡导积极正确的历史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才能更好地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再次，在全民范围内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教育。不仅要对所有的在校学生进行历史教育而且还应该加强对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历史教育。这是帮助我们的党员和干部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分清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的本质和主流，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侵蚀的有效方法。最后，培养共同的理想、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凝聚新时代的民族精神。要破除历史虚无主义的腐蚀和危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用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进行正确的社会引导，帮助人们化解思想矛盾，重建精神家园，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这是一项长期的应该常抓不懈的系统工程，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参与和努力。
第四，该书倡导和践行了优良的学风与科学的研究方法。首先，《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书的作者们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历史虚无主义给予科学的分析和心平气和的批评。张启华分析了历史虚无主义者在学风方面的表现，指出除了立场之外，“更多的是学风和研究方法方面的问题。有些人不是通过深入地研究得出科学的结论，而是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指望靠翻案来出名。”田居俭、龚云等学者也指出了历史虚无主义在学风上的种种表现。这些分析说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学风方面存在着不严谨和不科学的问题，而在这其中，某些报刊媒体、互联网、出版商和资本逻辑事实上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历史虚无主义在学风上的另一方面表现，是“以‘价值中立’相标榜，忽视历史研究的意识形态属性，刻意回避现实，逃避政治，遁入象牙塔，躲进小楼成一统，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变成一项精神贵族的自娱自乐的活动。”事实上，它所表达的既是对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排斥，也是对学术研究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推卸与淡漠。这种学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提供了适宜的学术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定时期学风的健康与否，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盛衰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其次，《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书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所否定的历史，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做出了正面的回答。例如对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的认识上讲求实事求是，具体分析。沙健孙主张：“我们必须科学地认识党的各个阶段的历史，不能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实际上，当我们说某个时期好或比较好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好，没有任何教训需要总结了；当我们说某个时期犯了严重的甚至全局性的错误的时候，也并非意味着此时一切皆错，没有一点可以肯定的东西了。只有对党的历史进行科学的分析，我们才不至于在纠正错误的时候否定应当维护的正确的东西。不至于损害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使我们丧失为前进所必须坚持的阵地；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错误本身作出冷静的恰如其分的分析，从中引出应有的历史教训。”对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前的建设成就，书中有多篇文章给予了科学的说明和客观的评价，并客观指出：“无论党在历史上经历过何种曲折，犯过多少错误，从根本上说，它是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绩的，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如果不讲党的这个本质和主流，只是一味热衷于暴露党的历史上的缺点、错误，那么，即使所讲的缺点、错误确实存在，它所提供的关于党的历史的整个图景在根本上仍然是不真实的，是对党的整个历史的曲解和丑化。”这里事实上提出了作为学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研究，也应该坚持学术研究最基本的规范和准则，而不应该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既是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批评，也是对以往中国近代史，以及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史研究的反思和总结。本书这种既重理论分析又重事实论据的学风是值得称道的。《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书的作者们平心静气的分析和批评，也充分反映了批评者的心胸和气魄。这种健康的史学批评所反映出来的学风，在当今的学术界显得弥足珍贵。
当然，《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书也存在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限于体裁，使得本书对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影响分析、评述显得单薄。本书作为一本论文集，加上其论述的侧重点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共产党史以及新中国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只是一个时期以来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研究的横断面的展示，而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作为一种史学现象进行纵向、系统的梳理、剖析，在中国当代史学史发展史的高度进行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书中引用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尤其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观点，没有注明出处。个别的引文不够准确，如本书第97和104页所用的王学典的著作应该是《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而不是《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高潮》。以上所指，除了后两点涉及引文和注释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外，其余两点与其说是本书的缺憾和不足，不如说是笔者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研究的两个发展方向的一点认识。而《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书的出版，恰恰又是史学界在这方面迈出的可喜一步。
摘自2007年第4期《高校理论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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