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自我消亡的工人国家不但消除了大规模社会犯罪的物质原因（人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的普遍异化），同时打破了个体的人与有组织国家暴力之间的隔离墙，民众本身即是有组织的国家机器，而不必以暴力控制多数人，死刑和长期监禁因而成为多余的。 （即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工人政权一立起来，立即实现全体工人武装，即每个有组织的工人——以工会、工厂委员会和工人代表会形式集体地掌握枪炮；实际上许多资本国家包括美、法等国乃至1952年的玻利维亚，在其革命新生期时普遍地有国家武力与民众武力广泛并存的现象，但由于资本国家的内部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以及逐渐扩大，资本在革命的同时又很快显现其极大的阶级局限性和保守性，园林次国内不久后就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结束了那种广泛而自由的民兵体制。而工人国家不同，工人革命为了保卫自身就必须尽快把革命的规模扩大：到乡村中、国际舞台上促使不断革命，并尽快使各种具有群众规模的民主改良运动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与此同时，全体工人武装、工人国家暴力和工农游击队为此必需扩大到最广泛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群众中，并且在全球层面上合为一个整体。伴随着国际革命和阶级对阶级的战争，当「国家」与民主机器成为普遍时，它对于每一个人，对于这个社会也就成为多余的了。） 社会主义法治最终会随着工人国家的消亡而消亡，那个尽头叫做共产主义，彼时的地球，早已是一个自由的世界。
工人可以对像列宁那样的人十分爱戴，他们可以被托洛茨基的无比华丽的口才和组织才能迷恋得神魂颠倒。……但是，当群众感觉到他们和他们的阶级不被信任时，他们就自然而然地说：“不，止步！我们拒绝盲目地跟着你们走。……你们要……挑选一个中间立场的政策的确是一种明智的政策。不过它散发出早就尽人皆知的迁就妥协和机会主义的气味。今天我们可以在你们的清醒的政策帮助下获得某些东西，不过我们可要当心，别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它弯弯曲曲反反复复，不是通向未来，而是通向过去的废墟。”
——柯仑泰《工人反对派》192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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