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45年至今社会科学内部的争论
学科构成了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它通过同一性的作用而设置其边界，而在这种同一性中，规则被永久性地恢复了活动。——米歇尔·福柯
1945年以后出现的三个新的发展动向深刻地影响了前一百年所形成的社会科学结构。首先是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脱颖而出，以其无比强大的经济实力屹立于世界。在政治上，世界上出现了两大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一是美苏之间的所谓冷战，二是非欧洲民族争取独立的历史伟业。第二个新动向是，在1945年后的二十五年间，生产力迅速提高，人口急剧增加，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从而拓宽了所有人类活动的范围。随之而来的第三个新动向是，无论是从数量来看，还是从覆盖的地区来看，大学系统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惊人的发展，相应地，专业社会科学家的人数也成倍增加。这三个新的社会现实中的每一个都给已经历史地制度化了的社会科学提出的问题。
美国以其强大的实力凌驾于其他所有国家之上，这一现实状况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科学家对什么是最紧迫的问题，什么是处理它们的最恰当方法的界定。美国在战后十五至二十五年间拥有无与伦比的经济优势，这意味着，至少有那么一段时间，社会科学活动异乎寻常地主要集中在美国的机构里，既然如此，社会科学家在确认问题的孰先孰后时难免就会受其影响。另一方面，非欧洲民族政治上的独立意味着，社会科学的许多假设将会遭到质疑，因为它们所反映的是那个已经结束或至少是行将结束的时代的政治偏见。
大学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势不可挡的扩张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组织含义，它给不断加强的专业化造成了一种结构性压力。之所以如此，仅仅因为学者们正在寻找一些前人未曾涉足的新领域，一显示他们的独创性或至少是对社会的有用性。在这方面，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鼓励社会科学家交叉地侵入邻近的学科领域，并且在此过程中完全忽略每一门社会科学为使本专业成为保留领域而提出的种种合法化依据。经济的发展刺激了这一专业化进程，因为正是凭借它所提供的资源，这一进程才成为可能。
大学系统的扩张还有第二个组织含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各类机构规模上的急剧扩大，不独国家机器和经济企业为然，研究组织也概莫能外。主要受冷战的刺激，一些大国开始投资发展大科学（指需要大量投资的科学与技术研究—一译者），这种投资也扩展到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很小，然而与以往所能得到的任何资助相比，绝对数目却非常大。这种经济上的投入促使社会科学朝着更进一步、更充分的科学化方向发展。结果，出现了一些科学发展中心，它们一般都拥有集中的咨询和技术，其资金来源首先是美国及其他大国的政府，各种基金会（主要以美国为基地），其次是某些跨国公司。
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社会科学的制度性结构有欠完备，美国的学者和机构都会直接地或间接地鼓励遵循既定的模式，并且特别强调社会科学内部那些更加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倾向。国家和私人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大规模投资给予这些科学发展中心以毋庸置疑的优势，任何不那么严格、不那么带有政策导向的研究规划都无法与之相抗衡。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范式（scientific paradigm,它们是各类技术成就的根基所在）在社会科学内部进一步取得了全球范围的合法性。不过，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对世界其它地区的统治已经告终，因此不仅在政治舞台上，而且在社会科学的舞台上，人们都开始听到一些新的声音。
我们将讨论发生在世界上的这些变化对下述三个前后相继问题所产生的后果：（1）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分是否有效？（2）社会科学遗产在多大程度上是偏狭的？（3）“两种文化”之间的区分是否具有实用性和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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