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地对待历史
燕 凌 斯
目 录
代前言— 对国史中的问题要全面客观地加以分析 张全景 辉煌的工业化历程
一、实现工业化向来是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明确的奋斗目标
二、两条不同的工业化道路
三、艰巨而豪迈的历程 伟大而辉煌的成就
四、关于对中国工业化成就的评价 兼对右派精英观点的批驳
五、一条真正的科学发展之路
毛泽东时代是如何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的
一、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个沉重历史课题
二、实行土地改革、开展互助合作化运动，为广大农民奠定了集体发展、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提
三，治理江河洪水，兴修水利，造就千年伟业
四、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根本改变农业生产条件
五、大力发展支农工业和电业,为实现机械化、电气化、化肥化提供了条件
六、高度重视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大力推广科技新成果
七、六七十年代人民生活的显著变化
八、解决吃饭问题无有穷期
人民公社——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集体道路的伟大实践
—、人民公社的建立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是从群众中产生的，其科学创新意义不容否定
二、经过一系列整顿、调整,公社初建时的错误得到纠正,1962年至1965年
大好形势的出现说明公社体制基本上是与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相适应的
三、“文革”期间中国农业基本建设迅速发展,生产条件发生根本改变,人民公社的贡献不可磨灭
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民公社得到巩固和发展，广大农村发生的新变化,再一次证明了公社制度的生命力
五、人民公社为什么被撤销
什么是真正的腾飞— 谈毛泽东时代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一、远大的战略眼光，英明的科学决策
二、究竟是“被耽误了二十年”，还是突飞猛进二十年
三、宝贵的财富、无穷的力量源泉
教育，改革还是倒退
一、党的教育事业是由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创建的
二、建国后毛泽东对教育改革的宝贵探索
三、教育改革三十年，要说成功不容易
四、毛泽东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教育改革的正确方向
知 识 分 子 之 路
一、千百年来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二、毛泽东指出了一条光明道路
三、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四、在“知识分子的春天”里
五、敢问路在何方
毛泽东怎样依靠人民群众治国
一、“人治”乎，“法治”乎，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靠谁治
二、毛泽东的管理、法制思想和实践
三、 治国先治吏、重点整治官僚特权
四、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大民主试验
五、什么是真正的治、真正的乱
关于“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反思
一、中国有无发生两极分化
二、“让少数人先富”，是克服“平均主义”吗
三、只有让少数人富起来，才可以“加快发展、提高效率”吗
四、难道没有大富翁带头，社会主义就不能成功，广大老百姓就不会富裕
五、少数人富起来之后在干什么
实施科学发展观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导
一、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是与科学发展观相背离的
二、计划经济是真正科学、进步的发展观
三、计划经济的成就巨大，功不可磨
四、驳对于计划经济的奇谈怪论
毛泽东时代，一场真正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
一、一场颠翻千百年历史的思想大解放
二、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思想解放
三、 驳所谓“空想社会”、“乌托邦”等奇谈怪论
附 录
一个国有企业是怎样艰苦创业的 （许虔东）
我的农村插队生活 （苏提春晓）
回忆生产队里的劳动和生活 （穷乡亲）
本人亲历的几件小事 （选自《人民网·强国论坛》）
六斤白糖的故事 （纤 夫）
一个香港人眼中的七十年代的中国 （松涛－香港留美物理学教授）
毛泽东时代中国的GDP究竟是多少 （苏拉密）
后 记
代前言 — 对国史中的问题要全面客观地加以分析
张 全 景
研究国史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建国以来的历史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误的教训。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在探索中进行的，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又是一穷二白的基础，既有工作好坏的得失，又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这就增加了研究的复杂性。现在有些人肆意歪曲新中国的历史，不仅否定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29年的历史，而且也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和成就。他们攻击的矛头对着共产党、对着毛泽东、对着共和国。有人公开讲，“马列主义不灵了”，“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了”，甚至说“共产党没办什么好事”；有人公然写文章反对科学社会主义，鼓吹民主社会主义；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打着维护新中国、维护改革开放的旗号否定我们整个国家。这些问题是关系我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问题，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研究国史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又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关系着兴邦治国，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欲灭其国者，必先灭其史。不仅历史的经验如此，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也是很生动、很现实的活教材。苏东剧变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袖、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2003年我到俄罗斯访问，同久加诺夫和其他一些俄共中央领导人座谈时，我提出一个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由渐变到突变、从量变到质变，那么苏联的解体、苏共的失败有什么轨迹可寻？久加诺夫和在座的俄共领导同志不假思索地回答：苏联的演变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苏共20大否定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不久又提出了“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理论，给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他们说，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我们应当深思。
我虽然长期是一般干部，在地方工作，对全局缺乏应有的了解，但新中国的历史毕竟是经历过的。新中国的前29年，全国人民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建设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就，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但是也还存在许多问题。新中国运动很多，既有政治运动，又有经济运动，可以说各方面工作基本上是在运动中进行的，在运动中取得了胜利，也在运动中发生了一些错误。对每一重大运动、重大事件，我们都应当进行研究，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中得出正确结论，接受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如何评价毛主席，评价新中国29年的历史，评价每一政治运动，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对发生的错误进行全面分析，科学总结，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如果否定一切，甚至歪曲捏造事实，只能造成思想混乱，甚至带来严重恶果。例如镇反、肃反、反右、“四清”等等，都应实事求是地分析。有人说在“二十三条”之后的“四清”运动中，把大批农村干部打成了走资派。就我所在的地区来看，“二十三条”之后的“四清”要比第一期“四清”稳当、扎实，处理的人也少得多。对学大寨运动，有人说是“以粮为纲，全面砍光”，农田水利建设破坏了生态环境。某些地方出现一些问题是事实，也很难免，但毛主席提倡的是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爱国家，爱集体的革命精神，至于“大寨记工法”、“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是某些地区自己搞的。毛主席提出的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并且提出了包括水、肥、土在内的农业“八字”宪法，粮、棉、油在内的“十二字”综合发展要求，这是很科学、很辩证的。当时突出粮食这个重点是完全应该的。
再比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久前我看到一个材料说，留在某地的几个知青生活困难，以此否定上山下乡。他们有困难应当帮助解决，但也不能以偏概全，还要看到积极的方面。当年的知青支援农村，一来受到锻炼，其二对减少城镇就业压力也有重要意义。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就是当年的知青，在上山下乡中受到了锻炼。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做是必要的，对出现的问题要正视。
去年，我在长沙召开的第六届国史年会上讲，对新中国的经济，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要客观分析，好好研究。十年间国民经济是增长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科学技术有很大进步，国防力量有很大加强。期间，我们还经历了抗美援越、收复西沙群岛、珍宝岛反击战，直至三中全会后的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等战事，以及对第三世界的支援等，这要花很多钱，而且当时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进步，能有这样的力量吗？所以说，许多问题都要全面客观地分析评价。
我还看到一个材料说，田家英到浙江调查的一个生产队，农民劳动一天的所得买不了一根冰棍。这样的例子也并不是假的，但是要把背景弄清楚。这样的生产队，全国有多少？全国当时有几百万个生产队吧，困难到这个程度的占什么比例？好的又占多少？所以，不能把田家英反映的这个情况当成全国的普遍情况。田家英是奉毛主席之命去调查的。当年为了纠正执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错误，毛主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1962年当成调查研究年。除他自己调查研究外，还组织了三个组，叫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当三个小组的组长，每组再选6个人，必须是精兵强将，再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调查最坏的生产队，一个小组调查最好的生产队。田家英到浙江，胡乔木到湖南，陈伯达到广东。上面的例子只讲了最坏的一个，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样看问题怎么行呢？怎能得出正确结论呢？当年，毛主席为了搞好调查研究，还专门重印了他过去写的关于调查研究的一篇文章，即《调查工作》（以后正式出版时定名为《反对本本主义》），分发给各个调查组。调查结束后，对于发现的问题，深入研究，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总之，把这段历史很好地研究一下，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义重大。
研究国史，任务非常艰巨，也非常光荣。我认为，要承担起这样的历史重任，就要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果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对同一个事物，立场不同，看法不同，结论自然不会一样。
其次，要坚持实事求是、密切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陈云同志讲过的一句话，对我们研究国史、党史至关重要，这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哪个人说的、哪本书说的，都不是金科玉律，看问题要从实际出发。陈云同志是最讲实事求是的，他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历史上很多史家都能做到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我们要继承这一传统。
第三，要坚持唯物辩证法。要从本质上看问题，不能光看表面现象。要把现象作为入门的向导，入了门就要抓住本质。研究问题要注意循序渐进、突出重点，从专题研究入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
第四，要注重调查研究。占有材料是研究的基础，有些历史文件、会议材料、各地的报告、地方志要多看看，要找些老同志座谈，有些活材料要抢，这样才能避免片面性。
辉煌的工业化历程
二十世纪世界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之一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毛泽东时代在不足三十年的时间里，就从一个贫弱的农业国而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同世界霸权主义国家抗衡的工业国，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格局，从而为当代中国的振兴赢得了机迂。随着历史的延展，越来越显示出毛泽东时代的意义深远。
新中国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是怎样实现的？这是今天的人们不能不了解的。
一、实现工业化向来是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明确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自从其建立起就是以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向来是共产党的明确的奋斗目标，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但是，对于旧中国那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来说，实现工业化只能是天方夜谭。正如毛泽东所说：“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毛泽东选集》竖排版第三卷第1080页）。因此，真正地发展工业必须以革命为前提。“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多次提出：中国革命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的近代化而斗争。”（同上书第1082页。）“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同上书第1081页。）
中国共产党以28年的时间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和统一，从而为实现工业化扫清了道路。1949年3月在革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报告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提出了“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目标。（同上书第四卷第1438页。）
在新中国刚刚建立时，经济上的凋敝、贫困，生产力的落后，是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很难想象的：农业生产主要靠的是人力（肩挑手抬）和少量的畜力。江河水患频发, 旱、涝、蝗灾害每年不断, 农业产量极低，农民完全是“靠天吃饭”。在旧中国，农民吃糠咽菜和逃荒要饭、卖儿鬻女的现象相当普遍。
工业基础更加薄弱。由于长期的封建制度的束缚、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军阀混战，国家不独立、不统一等原因，旧中国工业发展极其缓慢。除了东部和内陆中心城市有一点钢铁、煤矿、纺织、机械制造业外, 大部分地区基本上是空白。解放前国内使用的许多工业品都是外国制造。那时有许多商品都带“洋”字：“洋车”、“洋面”、“洋布”、“洋火”、“洋烟”、“洋油”、“洋糖”、“洋钉”、“洋鞋”、“洋袜”等等,就是一个明证。尤其是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由于日寇的掠夺、破坏，加上民国政府的腐败以及国内战争的影响等，中国工业生产又大幅度下降。到1949年，工业总产值与历史最高水平相比减少了一半，重工业减少70% 。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 。钢产量只有15.8万吨，煤只有3243万吨，原油只有12万吨，发电设备容量和发电量分别是185万千瓦和43亿千瓦时。国民党政府从大陆逃走时带走了几乎全部金融资产、金银储备，使大陆经济出现真正的“一穷二白”的状况。建国初，工业基础比当时最小的工业国家比利时还小，人均工业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十五分之一。
面对当时的经济困难和混乱局面，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大力开展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斗争，兴利除弊，只用了三年时间就迅速实现了形势好转。全国各大城市的通货膨胀、工厂停产、工人失业、治安混乱等严重局面很快得到整治。全国铁路、航运、邮政开通。社会秩序安定。旧中国遍布各地的乞丐、盗匪、娼妓、黑社会、无业流民等很快绝迹，人人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城乡消除了失业现象。
在恢复经济、整治秩序的基础上，毛泽东和党中央正确、及时地把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提到中心日程，着手部署和规划国家工业化建设的蓝图。这主要体现在1952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1953年国家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内容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一化三改”。）其主体就是迅速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冶金、燃料、动力、机器制造、化学工业等。计划五年内国家投资总额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其中58.2%用于工业基本建设，新建一批规模巨大、技术先进的新工业部门，并要用现代先进技术扩大和改造原有的工业部门。一方面要合理地利用和改建东北、上海和其他沿海地区城市已有的工业基础，另一方面要开始在内地建设一批新的工业基地，以求大大提高我国工业生产的能力，并逐步改善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注意统筹兼顾、平衡协调发展，相应地发展农业、交通运输业、轻工业、邮电业和商业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等。
毛泽东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开幕词中宣布：“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33页。）
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目标的指引下，全党全国人民精神鼓舞，迅速掀起了一个为实现工业化而奋斗的高潮，各行各业都勇跃地参加和支援国家工业建设。新中国工业化的航船就这样启程了！
二、 两条不同的工业化道路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并不是平坦顺利的。在怎样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上，一开始党内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
以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理论为代表，主张工业化和机械化直接在当时的个体农业和私有工商业的基础上进行，即“先机械化再合作化”。实际上就是先实行一段资本主义、走一段剥削路程，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待将来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实现之后，再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说离开当时生产关系的变革孤立地进行工业化和机械化建设。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坚持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报告的方针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主张工业化要与农业集体化、手工业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即“一化三改”必须同时进行的方针。反对搁置生产关系方面的变革孤立地进行工业化和机械化建设。
毛泽东在批判先工业化、机械化再合作化的观点时， 深刻阐明了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之间的紧密关系。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可能建立在个体农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个方面，减弱另一个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进行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81、182页。）按照毛泽东的论述，只有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农业合作化，走集体化大农业道路，才能消除两极分化，即“在农村消灭富农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才能在新的统一的公有制基础上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将分散落后的小农生产集中起来，增强其抗御自然灾害和农业风险的能力，才能进一步实行机械化生产和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迅速提高农业生产力；在此基础上，才能对工业化进行有力的支援。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商品粮和原料才能得到充分地提供；而工业所生产的拖拉机及其他农业机械、现代运输工具、化肥、燃油和电力等产品才能得到更多的使用、与农产品相交换，更好地满足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发展需要，并进而为工业化积累大量资金等。这些矛盾如果在个体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都是不能解决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81—、187页。）
世界工业史说明：工业化并不是单纯生产力、工业和技术发展的过程，它从来是以生产关系的变革为前提的。工业化只能与其具有统一所有制关系的规模农业相适应。企图在分散的个体农业基础上实现工业化只能是一种幻想。即使历史上欧美国家的工业化也是首先在对个体农业进行资本主义改造、对广大农民进行剥夺这一基础上实现的。要知道，个体农业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经济形态，两极分化、土地兼并是它的自发趋势。大批农民和小生产者破产、从中分离出大量自由劳动力，这正是资本主义实现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因此说，如果共产党对农业不搞社会主义改造，那么在当时己经抬头的城乡资本主义势力也必然对农业进行改造，发生土地买卖和兼并现象，最终导致农村经济被少数先富起来的富裕大户控制、并与贫民发生尖锐对立的局面。在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做主人的中国，决不能重蹈资本主义那种以剥夺农民的方式来实现工业化的老路，而必须开辟新的历史：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发展规模农业和“农村工业”，从而在一种新的工农关系中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
毛泽东关于工业化道路的理论，坚持了生产力发展必须与生产关系变革相统一的观点，及时地制止了当时城乡己经出现的资本主义倾向和两极分化现象，正确地解决了当时存在的工业化与个体农业和私人工商业之间、工农之间以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为中国工业化发展指明了正确的道路。这条路线，很快就由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积极参加合作社、迅速出现合作化高潮、广大工商业主和资本家敲锣打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生动局面所证明是顺应民心和历史潮流的。一场深刻广泛的社会大变革不仅没有造成社会动乱、生产停滞，而且以1956年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和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的事实作出了最积极、正确的总结！
毛泽东的工业化道路其实质就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共同富裕的方针，在计划经济指导下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以及工业内部的关系，实现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强国之路。
改革开放以后，有人重提：“如果没有农业合作化，中国经济早就发展起来，人民生活早就富裕了。”这完全是一种对历史的无知。如果没有农业合作化，中国仍处于分散的个体农业的汪洋大海中，就不可能实现工业化，何以谈得上经济发展、生活富裕？如果没有农业集体化，就不会有五、六十年代的大规模的水利化建设，也不会有六、七十年代的改土造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运动，那就不要说农业实现水利化、机械化，连每年必至的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也制止不住，哪有农业上的发展？如果没有农业集体化，也许有少数人早就富起来，必然很快出现两极分化现象，那样城乡经济必将被大大小小的私人业主和资本家控制，在那种情况下国家如何调动大量资源支持工业化建设？如何解决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大量粮食、原料、劳动力及其产品销售等诸多问题？国家的一些大型石油、钢铁、能源、机械制造业以及现代工业基地怎能迅速建立起来？联想到八十年代的“包产到户”，很多农村连己经建起的水利设施、农业机械等都废弃了，一些自然灾害重新肆虐，并且导至城市工业生产普遍不景气。这又怎能相信在当时一家一户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能够实现工业化、机械化！
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在当时得到全党的确认，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坚持“唯生产力论”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并不甘心自已的失败，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总是伺机寻求翻案。在围绕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所谓“条件不成熟”、“搞早了”、“搞快了”、“搞糟了”的论调以及解散合作社的动议曾多次提出来。在六十年代初，邓小平等人就公开主张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发展“自由市场”，重新回到家庭农业，并说要“退够”。当时遭到毛泽东的多次批评。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引自马社香：《前奏 — 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页。）毛泽东的谈话清楚说明：包产到户决不单是农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会动摇我国的工业基础，使国外资本得逞，最终使广大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得不到保证。
毛主席的深谋远虑完全被历史发展所证明！在伟人逝世之后，邓小平利用改革全面改变了毛泽东的路线。八十年代初，他首先在全国农村推行了包产到户，使集体经济名存实亡。由于农村恢复了一家一户的经营，加上农产品价格体制放开、全面市场化，这直接给原来建立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工业带来巨大冲击，由此造成了八、九十年代之间工业生产不景气、大面积亏损。在这种局面下，精英们趁机提出了“工业改革”的口号，在九十年代开展了以国有企业“改制”为中心内容的改革。
本来，在改革之前国有企业一直是蒸蒸日上的，从未出现过经营不好或不景气的问题；其效益不好都是在实行农业包产到户之后以及推行私有化、市场化的过程中出现的。所谓企业“产权不请”、“政企不分”、“大锅饭”等指责纯系一种借口。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只有私有化的产权才是清晰的，而公有制永远都是“产权不清”，那就必须改掉 ！
通过国有企业改制，大批国有资产以惊人的低价转移给个人或少数人，同时大力发展私有工商企业，这在资改派眼里算是“产权清晰”了！但实质上是把人民的公共资产变成私有；把企业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变成单纯为利润和赚钱而生产。右派当初以实现工业化为由曾反对在所有制关系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如今他们却首先拿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开刀，彻底暴露了其“唯生产力论”的虚伪性。致使全国的国有企业数比重减少到了30%以下，而地方的国有企业平均不足20%，有的甚至为0 ；而私有企业己达60%以上。据统计，在2006年社会总资产中，公有制资产（包括国有与集体）所占比重只有44.3%，而非公有制资产（包括私营、外资、个体）己达55.4%。这充分说明所谓“公有制为主体”已经不存在， 当初共产党领导的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事实上被完全否定。
他们还通过“砸碎铁饭碗”、“减员增效”等改革把大批工人阶级下岗，使其失业；通过分配制度改革，企业管理层年薪高达数十万、数百万、甚至数千万元，而普通职工月工资只有数百元。企业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的差距竟达到数千倍！
资改派还大力实施“与世界接轨”、“全球一体化”、“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使中国经济紧密地与国际市场和资本联在一起。外资大量涌进中国，如今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力已达到60%以上，形成“美国感盲中国咳嗽”、“外资赚钱中国污染”、中国为世界经济危机买单的现象。
据有关部门统计，在中国工业主要产业的39个分行业中，外资市场占有率有两个行业超过七成，四个行业超过五成，九个行业越过四成。国际垄断集团还以安排中国官员出国观光、子女境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邀请参加国际会议和做访问学者、授予名誉学位或职称等为诱饵，吸引中国官员、学者为其出力，或对中国的改革理论、政策和法律施加影响。近期商务部条法司官员郭京毅腐败案就是一个例子。郭收受外商贿赂，在涉及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制订和司法解释时，为外商留“后门”，偏帮其对中国企业进行并购。据说该案牵涉官员和法律人士多人，成为一个“窝案”。类似这种为外国服务、不惜出卖或损害中国利益的汉奸、买办角色，在如今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都有不少了吧！
在“企业改制”中，新中国几十年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建立起来的工业基地和大企业有许多被国外大公司所购买、重组，变成外商独资或中外合资的企业。更有甚者，有些外方并未带来任何技术，直接把中方自主技术生产的产品贴上他们的商标，从而高价卖到国外市场去。主流媒体经常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生产能力和产量十几倍、几十倍地快速增长所炫耀，然而却不说其中究竟有多少成份是属于国外资本的？这些数量巨大的工业产品，虽然产于中国的国土上，但其中有许多己经不是“中国的” ！以汽车工业为例，2007年的产量己达800万辆，是1978年的50多倍，总产量己跃居世界第三位。然而人们看到，生产这些汽车的集团如今都变成了中外合资，其核心技术和品牌都是外国的，己非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制造”！中国自主开发的品牌汽车在目前国内外市场上谁还看得到？而且这些类型繁多的洋品牌却又都是在中国原来的那些汽车基地和制造厂里所生产的，完全是兼并的中国的资源，利用的中国的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改革以来新建的大型汽车企业实在没有多少！如今中国的汽车工业不过是某些外国大公司的“加工厂”。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完整的工业体系不复存在！
在这种体系中，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土地和自然资源也就大量地被国外资本所共享了。目前，所谓“中国制造”的产品以其物美价廉的优势，已经行销全球。但在国际产业链的分工中，中国企业实际上处于利润最薄的一环。据有关专家的研究，假设中国在产品制造的这部分赚到一块钱的话，那么对于外商，做这种产品设计与研发以及采购、仓储、订单处理、批发、零售那部分就能赚到九块钱。中国只占利润分成的10%。以玩具业为例，一个芭比娃娃在中国的出厂价是一块美金，而在美国的沃尔玛零售价格是9.99元美金。在中国企业的一块美金中，如果除去原料、工资及其他生产成本，那么此外还能赚多少钱！而外商却以9.99元的价格卖给国外消费者，席卷了所有的利润。事实上，中国企业在6+1产业链中，所占有的附加值是最低的，而其他有价值的环节基本上全部掌控在欧美各国的手中。中国以环境破坏、资源浪费、劳动力受剥削等为代价而生产的血汗产品，每创造一万美元的价值，就同时替美国创造出了九万美元的价值！中国越制造，美国越赚钱！正如美国通用汽车总裁所说：“我们与中国企业各取所需，中国人得到了GDP，我们得到了利润。”(《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4月20日)
忆往思今，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出：当初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先工业化、机械化再合作化”的主张与后来邓小平所谓“社会主义不合格”、“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的论调完全一样。如果说当初刘少奇只是提出来，并未得到实施的机会，那么后来邓小平就把它完全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改革开放中资本家被授予“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贵冠，这也正是当初刘少奇“红色资本家” 的初衷。万变不离其宗的“剥削有功、剥削有理”！从刘少奇到邓小平，其路线、道路一脉相承、顽固而鲜明。其实质就是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全面市场化，让少数资本家暴富、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重受剥削，抛弃独立自主方针，走与国际资本一体化的道路。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在自主创新方针指导下，发挥集体攻关的优势，把许多大型项目、尖端产品相继研制成功。如：两弹一星、卫星回收、万吨巨轮、运载火箭、核潜艇、大型飞机、电子计算等等，捷报一个接一个，大扬国威。使中国在这些领域中迅速接近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改革以后在邓小平“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思维方式主导下，原来的许多重型尖端项目被砍掉或阁置，转而去生产一些投资少、见效快的轻工产品。使本来的一个重工业大国变成了世界著名的以生产服装、鞋帽、儿童玩具等为优势的轻工业国家，而国内需要的汽车、飞机、电子产品等大量要靠进口。这就等于自废武功，放弃了自主创新的道路，依付于外国慢慢爬行。这样虽然满足了“少数人先富起来”的要求，然而二十多年下来，看看中国在尖端工业上自主研发的项目和产品实在找不出多少！中国至今仍没有自己的大飞机、航母。在对外贸易中，所说“8亿件衬衫才能换来一架空客A380”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说明。这不能不严重影响中国的实力发展。像发生在1993年的中国远洋货轮无端被美国军舰和直升机跟踪、被美国人登船搜查的“银河号”事件；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使用五枚炸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件，使中国人受尽奇耻大辱，并非是偶然的。这如果在毛泽东时代是可能的吗？美国人敢吗！什么是强国道路，什么是弱国道路，从中岂不是看得清清楚楚吗！
面对逐渐拉大的差距，目前国家不得不重启研制大飞机的项目。然而据有关专家论证，中国的大飞机真正上天尚需要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这就是说，即使那时具有了制造大飞机的能力，但却比美国的波音飞机晚50多年，比欧洲的空中客车晚40多年！当年中国研制“运十”大型客机，于1970年8月立项，1978年完成设计，1980年就试飞成功，当时仅比空中客车晚两年。如果不被改革下马，那么20多年后的今天，岂不早就成了与波音、空客齐名的骄娇者！可以说连中国的航母也制造出来了，航天事业也早就实现了登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走了如此大的弯路，试问这究竟使中华民族的振兴发展耽误了多少年！
工业化道路，是关于工业发展的目的、所有制性质、管理体制以及工业与农业、工业内部关系等问题的概括。其核心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即为少数人还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问题。针对刘邓路线的主张，毛主席早就尖锐地指出：“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是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83页。）由于目的、立场不同，所选择的体制、工业结构等必然不同。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出发，必然是采取计划经济体制，注重统筹兼顾、平衡协调发展；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和需要，必然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只想赚钱、谋利、拉大差距，而不顾其余。— 回顾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工业化历程，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多么深刻、多么鲜明地摆在那里啊！
三、艰巨而豪迈的历程 伟大而辉煌的成就
真正的中国工业，是指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完整统一意义上的工业。这一伟大壮举完全是在毛泽东时代实现的。为此中国人民经历了一次艰巨豪迈、功绩卓著的新长征。
1、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胜利实现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部署下，中国工业化建设初师大捷：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的目标和任务提前一年胜利完成。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国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亿元，以156个大项目为中心，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工矿建设项目694个。到1957年底，全部投产和部分投产的分别是428个和109个。固定资产新增492亿元，是1952年的1.9倍。其中有许多大项目大建设，如：鞍山钢铁公司的三大工程— 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练铁炉开工生产；马鞍山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联合企业新建施工；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建成并开始生产“解放牌”汽车；中国第一座拖拉机制造厂（洛阳）始建；第一座飞机制造厂建立并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座机床制造厂（沈阳）建成投产；第一座现代化的电子管厂（北京）建成并投产；第一座现代化的制造无线电元件的综合性工厂— 华北无线电器材厂开工生产；西北第一座大发电厂— 西安第二发电厂建成；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 玉门油矿建成。还有武汉长江大桥、衡阳湘江大桥建成并通车，青藏、康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车等，都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创建和完成的。这些建设不仅填补了一些现代工业的空白，而且对一些老工业进行了技术改造，使中国工业的基础和生产能力有了显著提高。有许多重要的工业产品，如发电机、冶金和采矿设备、最新式金属切削机床、汽车、喷气式飞机等都是原来不能制造的，这时都能生产了。同时，由于大部分项目和投资投放于内地，（例如仅武汉就建立了武汉钢铁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等大企业）因此对改变旧中国工业过份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起了很大作用。
到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04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3%，年均增长18%。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钢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5.8倍；煤产量达到1.3亿吨，比1952年增长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2.1倍；发电量达到193.4亿度，比1952年增长16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3.2倍；水泥686万吨，比1952年增长140%，等。各项指标大都提前和超额完成。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不仅有力地证明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计划经济的科学、正确，而且充分地显示了共产党在领导经济建设、优其是发展工业方面的卓越能力和高超的效率。
在当时工农业生产一片热火朝天、全面胜利的局面下，毛主席决定进一步加快建设和发展的步伐。为此发出了“生产大跃进”的号召。1958年1月他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簿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 “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指钢产量）”。（《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0页。“要掀起一个生产建设高潮”。）
2、大跃进运动功不可磨
在新中国历史上，大跃进算得上是震惊世界的事件之一，并由此引起了颇多的争议。在本文看来，大跃进中虽然存在盲目乐观、急于求成、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等等错误，但从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看，其重要地位和伟大成就是不容否定的。
人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主导性口号就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可想而知，这种要求对于五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岂不是更加迫切？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和经济压力决非目前所能相比。现在的人们时兴“大干快上”、“反对保守”以及“超常规”、“高速度发展”，“不怕犯错误、就怕不改革”等口号，难道就不许老一辈建设者们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反对保守”、“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搞“生产大跃进”吗！
其实当时的“大干快上、加快发展”远比现在单纯、实际得多，它完全就是从国家强大、经济发展着想。至少是没有任何干部、党员从中考虑自己“发财先富”或追求“政绩工程”，以及谋取特权和私利的因素在里边。
大跃进究竟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大跃进在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功绩卓著。 — 在治理大江大河、兴修水利上实施并完成了许多大工程，气势豪迈。这些工程设施甚至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发挥着作用。对此，本文不予谈论。
对于工业建设来说，大跃进实现了“超常规”、“跨越性发展”。有许多大项目、大建设，重大科技成就都是在大跃进中实施和取得的。例如在钢铁工业中，不仅兴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炼钢厂武汉钢铁厂，而且还有邯郸钢铁厂、济南钢铁厂、杭州钢铁厂、广州钢铁厂、南京钢铁厂、安阳钢铁厂、成都钢铁厂、柳州钢铁厂等一大批大型钢铁企业都是在大跃进中开始建立的。同时，在这期间还有最大的炼钢平炉在鞍钢建成、出钢，北京石景山钢铁厂首次进行氧气顶吹练钢技术试验成功等。
在1958、59年实施和完成的其他重大建设项目还有：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制造成功，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研制成功（清华大学），第一台40匹马力柴油拖拉机出厂，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试制成功，第一部国产轿车“东风”（后为“红旗”）牌轿车诞生，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论“跃进号”下水，第一台138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第一座重型拖拉机厂（洛阳）建成投产，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回旋加速器建成，第一台每秒运算一万次的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我国最大的重型机器厂（国家重点铸锻件的生产中心之一）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建成、投产，另外，还有宝成铁路、鹰厦铁路、包兰铁路、黔桂铁路建成通车，昆明铁路同越南铁路接轨通车，重庆的白沙沱长江大桥、郑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等。在公共设施建设方面，如首都人民大会堂、博物馆、火车站、工人体育场等“十大建筑”。至于各地方开工、建立的工业、交通等各业项目以及“标志性”建筑就更多了。
这种大发展的势头一直持续到1960年。例如上海吴泾化工厂就是在1960年投建的。该厂是由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的大型氮肥厂，于1963年建成、投产，它对建立我国新兴的化肥工业起了重要奠基作用。
仅在两、三年时间内，国家就有这么多的项目投建、完成，这么多的科技成果取得，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1958－1960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是886.26亿元）大跃进在当时之所以反响于世界，并不奇怪。
当然，由于当时基本建设战线太长、工业铺的摊子过大，投资超过了国力，因而造成农业和轻工业大幅度下降，消费品短缺，人民生活严重困难。但是大跃进给中国工业创造出的生产能力却是空前的、巨大的。三年中，工业总产值以及主要产品的产量：钢铁、原媒、机床、发电量等，都有大幅度增长。据统计，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是在大跃进三年中开工的。三年中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建国到1979年三十年间新增练钢能力的36.2%，采媒能力占29.6%，棉纺绽占25.9%等。（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15、416页。）包括大跃进在内的整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投入共1206.09亿元，建成大中型项目581个，新增固定资产861.82亿元，均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些大建设虽然导至了当时的经济困难，但它却在后来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中结出了硕果。如果没有大跃进中的这些工业成就，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将会推迟许多年。包括后来在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汽车、造船、机床制造、交通、国防工业、甚至“两弹一星”的成就都将是个问号！让那些攻击大跃进是什么“失败了”、“搞糟了”、“得不赏失”的论调永远遭到唾弃吧！
3、工业学大庆运动成就巨大
由于大跃进中的工作失误、当时的自然灾害以及苏联修正主义撕毁协议、施加压力等原因，使中国在1959—1961年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
为了克服困难，同时调整自大跃进以来被打破的某些经济平衡关系，整顿经济秩序，党中央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61年初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此后党中央还发布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制定了许多新的政策和措施。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和工业生产指标，对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比例关系、管理制度等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使其基本上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和规律的基础上，从而指导中国工业向更加积极、扎实、健康的轨道转变。
正当中国工业处于调整、压缩局面中，石油战线却发愤图强、迅速崛起，创造出了突破性的成就。
为了解决我国工业发展的能源这一基础问题，毛主席和党中央对石油工业十分重视，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就把石油勘察、石油开采列为一项重要任务。1959年我国石油地质工作者在东北松辽盆地发现地下油田，当时命名为“大庆”。经党中央的批准，1960年石油部调集来自全国石油战线4万名职工开进茫茫大草原，投入开发油田的大会战。在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施工设备十分落户、投资很少的情况下，硬是靠毛泽东提出的“革命加拚命”的精神，苦战三年，创建了一个年产600万吨的大油田和一个大练油厂。建设速度比苏联杜依玛兹大油田快一倍。大庆油田是在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苏修撤退专家、停止支援、卡我们的脖子的情况下，完全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创建的。大庆的事迹对当时的中国无异于放了一颗卫星，使整个工业战线受到振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大庆的经验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64年发出了“学解放军、学大庆”的号召。自此，全国工业战线掀起了“学习大庆经验、创大庆式企业，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道路”，培养“三老四严”良好作风的热潮。（注：“三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四严”：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这也标志着中国工业又出现一个新的发展局面！
继大庆油田的开发，接着又以同样的方式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到1965年中国石油产量达1131万吨，比1957年增加了6.75倍，从此中国石油实现了全部自给，靠“洋油”的时代就结束了！随着中国现代石油工业基地的建成，与此相联系的石油化工、化纤等一批新兴工业也迅速建立起来。
1965年我国采用国际先进技术，由自己设计的第一座维尼纶厂建成投产，这标志着中国的纺织工业开始向新兴的合成纤维工业发展。
工业学大庆运动，以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强大动力，给工业生产带来新的活力。中国工业不仅完全从压缩、下降局面中走出来，而且又大步、迅速地前进，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高峰。1962—1965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7.9%，接近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增长速度。1965年工业总产值达1402亿元，比1957年增长98.1%。八年中基本建设投资完成938亿元，建成大中型项目531个。主要产品产量：钢达到1223万吨，比1957年增长1.3倍；煤达到2.32亿吨，比1957年增长77%；发电量达到676亿度，比1957年增长2.5倍；合成氨达到148.4万吨，比1957年增长8.7倍等。其他产品，水泥、汽车、棉纱、食糖等产量都有很大增长。（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15页。）
这时，中国工业的门类己初步建全。工业产品的品种，五年中增加了三万多种，而且质量普遍提高，成本显著降低。成为新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好的时期。1965年全国企业总数达到15.8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4.6万个,集体所有制的11．2万个），全国职工人数达到4965万人（其中全民3738万人、集体1227万人）。
1963年在国民经济己开始全面好转的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拿出11亿元，为全国40%的职工增加了工资。
在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有人曾主张把国防和科技上的核试验项目下马，但毛主席和党中央则顶住了压力，坚持了研制“两弹一星”的重大战略决策。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艰苦努力下，到1964年10月就成功地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1965年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二颗。从此中国迈进了世界核大国的地位。
当右派们大肆宣传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失败”时，难道不为中国在此后仅三、四年时间就奇迹般地涌现出如此巨大的成就而感到困惑吗！
4、文革时期 — 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建立
在新中国三十年建设史上，跨越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占了十多年。有人说：当时中国完全陷入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之中，而经济发展“停滞”，“濒临崩溃的边缘”。但事实证明了这种说法的荒涎不经。
“文革”十年正处于中国工业和科技发展的关键时期，它在建立我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当时毛主席的“工业学大庆运动”、“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一系列指示下，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革委会对工业生产抓得是很紧的，都是将其作为反对霸权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一项硬任务坚决完成的。虽然在个别年份由于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干扰，出现过生产和产量下降的情况，但从十多年总体上看工业发展仍是迅速的，决不是“停滞”和“缓慢”。设想十多年间工厂都是停止生产搞运动、整日开批判斗争会那是十分离奇的！
这只要回顾一下那时国家在工业建设方面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部暑，想想那时全国实施和建成的一系列大项目、大工程、骨干企业，办的许许多多大事和取得的成就，事实就很清楚了。（文革于1976年10月结束，但文革时期确定的经济方针、政策和部署却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末。因此，本文在关于文革时期的经济发展中，有的指标、数字引用到1978年、1979年，应无不当。）
首先，以石油、煤炭、电力为主的能源、动力工业为例。仅在1967年至1976年期间国家的投资就超过了500亿元。在石油工业中，不仅扩建了大庆油田，而且新建了胜利油田、大港油田、任丘油田、辽河油田、中原油田、江汉长庆油田等。原油产量以每年平均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产量突破了1亿吨，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多。其发展之快是首当其冲的。在煤炭工业中，新建了山西高阳煤矿、山东兖州煤矿、河南平顶山煤矿、四川宝顶山煤矿、新疆哈密露天煤矿等一系列新的大型企业。由于石油、煤炭工业的迅速发展，一大批新的化工，化肥企业也在当时建立起来。如兖州煤矿新建了鲁南大化肥厂等。在电力工业中，仅全国新建的大型发电站就有：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龚咀水电站、黄龙滩水电站、碧口水电站、八盘峡水电站以及唐山陡河发电厂、山东莱芜火力发电厂等。中国首座核电站 — 秦山核电站开始建造。各地兴建的的中小型发电站就更多，每年都有大批投建，到1975年仅小型水电站全国就有5万多，1978年达9万多座。十年间中国能源产量年均增长率达到9.2%。这大大高于改革之后的八、九十年代。人们知道，到2007年，全国石油产量才1.87亿吨，29年时间才比1978年增长了79%倍，远远低于从1949—1978年增幅的866.08倍！可以说，如果没有文革时期石油、媒炭、电力等许多大型工业基地的建立和迅速发展，我国八、九十年代的整个能源供应将是大问题，与此相关的化工、化肥、化纤等许多工业门类也不会发展起来。同时，文革时期建材工业也有迅速发展，如各县都建立了水泥厂，1978年全国小水泥厂达到3400个，还有许多在建中，每年以几百家的速度投产。
适应当时国防建设和备战的需要，六、七十年代党中央采取了以内地“三线建设”为重点的方针。从1965年到七十年代中期，国家在“三线建设”中投资达2050亿元，建立起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十堰第二汽车基地、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制造、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等新的工业基地，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状况大大改变。全国有许多著名的大企业，如湖北二汽、贵州铝厂、邯郸大型水泥厂、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江油特殊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山东莱芜钢铁厂、山东拖拉机厂、推土机厂等也都是那时创建的。至于各地建设的大型骨干企业就更多了。到七十年代末期仅“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就由原来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了3.92倍。这极大地促进了中西部经济、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对于改善工业布局，克服过于集中于东部沿海大城市的状况，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人们看到，改革开放以后一改原来的指导方针，实行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重点、向沿海地区倾斜的方针，使中西部大批人才和资金“孔雀东南飞”，造成地区差别和社会矛盾迅速扩大。可想而知，如无过去“三线”建设时期的基础，目前中西部的经济发展还会更加落后。
新兴工业，如电子工业，到1979年全国已建立了2000多个电子企业，职工队伍达到100多万人。全国建设了四十多家集成电路工厂。自1956年以来，23年间电子工业产值年均增长20.3%。并拥有相当规模的生产和研究装备。初步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部门。人们知道，目前中国己作为一个电子产品的生产大国出现在世界，电视、电脑、电话等产品和自动控制技术己广泛运用于生产、办公、普通家庭。但是应该知道，这些现代科技产品的核心技术的研发、攻关和形成工业生产能力却都是在改革前的六、七十年代实现的。例如到七十年代末，我国研制的机算机型号就达到了200多种，专业生产厂有十多家，生产计算机2300余台。电视机年产达249.2万台。早在1974年四川长虹电子企业就上了彩电生产线，开始生产彩电。到七十年代末，电视、电话等产品就开始在部分家庭里使用。而到了改革之后的八、九十年代，电子工业曾一度出现了不景气。因此说，如果不搞改革，这些现代科技产品和装备定会更快地在广大群众中普及。当主流媒体大肆宣传目前电视、电恼、电话的发展成就时，殊不知它并不能记在改革开放的功绩薄上。
为了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加强我国工业的薄弱环节，以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在1972年以后，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以“四三方案”为中心的引进国外成套设备的报告。先后投资50多亿美元，引进了26个大项目，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还有武钢一米七轧机，3个大电站、43套综合采煤机、1套彩色显象管成套生产技术以及透明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通过这些引进，建成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厂、北京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化纤维联合企业、福建维尼纶厂、四川维尼纶厂以及大庆化肥厂、南京栖霞山化肥厂、辽河化肥厂、洞庭氮肥厂、四川泸州和贵州赤水天燃气化肥厂等国内一大批现代企业。并且它们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这些都大大增强了我国化工、化肥、化纤等工业的生产能力。其中13套大化肥项目就占全国化肥总生产能力的1／5。1976年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三十吨乙烯工程（1973年动工）在北京石化总厂建成、投产。在这些大化肥项目的带动下，七十年代各地也大办化肥工业，1978年全国小氮肥厂就达1534个。这直接为八十年代的农业增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中国的汽车工业，自从五十年代建立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之后，又对当时基础较好的全国四个汽车制配厂进行技术改造，在六十年代初形成了南京、上海、北京、济南四个汽车制造厂。文革时期，在建立湖北二汽、四川汽车制造厂（后为重庆）、陕西汽车制造厂等项目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的汽车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七十年代末遍布全国各地的汽车制造厂近200家。1980年全国的汽车产量达22.2万辆，由建国初汽车工业的空白点，挤身于世界汽车制造行列的第14位。与其同时，机床年产量达13.4万台，拖拉机产量达9.8万台，手扶拖拉机21.8万台等，这些都主要是在文革期间发展起来的。
最令人睹目的是国防工业和航天工业。自１９６４年我国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成功后，到七十年代后期,共成功进行了16次核爆炸试验，还有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第一次运载火箭发射成功、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第一次回收发射的地球卫星成功等，可以说成果一颗接一颗，捷报一个接一个，勇往直前，直上云天。十几年的时间就突破了历史上的“八个第一”，成功发射了8颗人造卫星等。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核武和航天大国。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是继1964年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之后，在核工业领域取得的又一个震惊世界的壮举。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便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两个发展阶段质的跨越。.
又如中国的造船工业，自1958年建造万吨级“大跃进”号和六十年代建造“东风”号、“安源”号等远洋货船之后，到七十年代初迅速发展到建造二万五千吨的货船（1971年上海江南造船厂“长风”号下水），还有七千五百吨的客货两用船。1974年之后，自造的万吨级船舶一艘又一艘下水，速度越来越快。1974年生产的船舶吨位数和艘数就比1965年增长了近10倍。其中有能够冲破三米厚冰层的破冰船、三千吨的海洋地质综合调查船、七千六百吨的双体石油钻井船、深海上的油台船、万吨级的挖泥船以及巨型深坞船等。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逐步提高到造五万吨和十万吨级巨轮的水平。由此中国迅速迈进世界造船大国的行列。
文革期间，在铁路、公路、航空、大桥梁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十分惊人的。十多年间，先后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川黔铁路、襄渝铁路、焦枝铁路、枝柳铁路、京通铁路、阳安铁路等十多条铁路干线，还建成了包括滇藏公路、韶山至井冈山公路在内的许多贯穿各省城乡的公路干线。到1979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五万多公里，有复线的八千多公里，并且开始了电气化铁路建设。内燃机车也投入使用。铁路货运量达十亿万吨。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80万多公里，全国两千多个县基本上都通了公路，大大改变了全国交通干线落后的状况。尤其显著的是，当时的铁路、公路干线建设大多是在西南地区高山峻岭的复杂地形条件中施工的，施工过程极其困难、艰苦。像成昆铁路，全程仅打凿隧道就有427个，架桥梁991座，其工程艰难程度在世界铁路建设史上少有。工人阶级、技术人员硬是靠发扬“敢啃硬骨头”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去战胜困难，谱写了人类建设史上最豪迈的篇章。
在交通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大桥梁建设步入新阶段。1968年世界闻名的大工程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此后，十年间又先后建成了长沙湘江大桥、山东省北镇黄河大桥、前扶松花江大桥、浙江省兰江大桥、蚌埠新淮河大桥、上海黄浦江大桥、闽青大桥、洛阳黄河大桥、田庄台辽河大桥、江苏省淮南大桥、五河淮河大桥、重庆长江大桥等，使我国大桥梁建设无论在设计施工水平，还是在建设速度上都跨入到世界先进的行列。
其他在大港口建设、长距离输油管道建设、高压远距离输电变电工程、载波通信干线工程，卫星通信地面站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发展，施工能力和技术水平上了新台阶，成为建国以来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时期。
从历史上看，中国在基础工业方面投入规模最大、建立企业最多、发展最快的时期，一是“大跃进”时期，二是“文革”时期。“大跃进”时期所建立的企业有少数在“调整”时期下了马，（但其中大部分在后来形势好转时又陆续恢复发展起来）与其不同，“文革”时期的工业建设却谨慎得多，稳健得多，项目建设一个成功一个，几乎找不到有任何效益不好的企业。在包括文革在内的整个“三五”、“四五”计划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总投入达3116.42亿元，（统计到1977年）新增固定资产2157.40亿元，全部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1691个。到1979年工业企业总数达到35.5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8.4万个,集体企业27.1万个）,是1965年的2.25倍，而且企业规模普遍扩大,其中大中型企业有4500个。例如全国钢铁企业就有984个，有色金属企业945个。1978年全国职工总数近一亿人（9967万人,其中全民制7693万人、集体制2274万人）,比1965年增长70％以上。
主要产品的产量：1978年钢产量达3178万吨，超过了英、法、意、德，成为继美、苏、日之后的第四位国家；石油产量达10405万吨，由过去有名的“贫油大国”而一跃成为基本上自给的世界“第八产油大国”；原煤6.18亿吨，居世界第三位；全国发电设备容量达5712.21万千瓦，年发电量达2566.5亿千瓦时，分别是1965年的3.43倍、3.78倍，居世界第七位；棉纱达238万吨，居世界第一位；化肥达869万吨，居世界第五位，等等。水泥达6524万吨。
中国工业的门类，如果说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跃进运动、国民经济调整和工业学大庆运动，到六十年代中期己初步建全，那么到了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的工业体系不仅进一步建全，而且在基础、实力上大大增强。对比六十年代中期，完全是上了一个大台阶。这时各主要工业部门的设备、生产领力和产量都进入世界比较靠前的行列。在技术上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中国工业己经发展成一个包括冶金、钢铁、原材料、燃料动力、汽车、机械制造、化工、轻纺、有机工业、电子、航天、核工业、国防工业等大型工业基地、之间相互关联而又配套的完整体系。中国从建国初连手扶拖拉机、缝纫机等都不能制造的落后农业国，发展到这时己经成为能够生产制造各种机床、拖拉机、汽车、火车、巨轮、坦克、飞机、战舰、各种精密议器、核发电站、电子计算机、电视、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以及发射导弹、运载火箭，卫星等等的工业大国。而且是在没有任何外国援助、合作的情况下完全由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这大大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其关键性的步骤都是在“文革”时期完成的。
按照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的标准：工业化的要求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即工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重工业在整个工业中占显著优势；能自行设计和制造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各种消费品；有相应的化学、动力、运输和轻工业等。那么可以说这一目标到了七十年代末就基本实现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基本建立起来。这也同1975年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在1980年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判断完全相符。
人们出于各种原因，可能对文革具有不同的认识，但对那个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的客观事实却不能不承认吧！仅十多年时间，就干出了那样多的大事，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难道就因为当时与文革联系在一起而可以将其一笔勾销吗？邓小平在1980年12月也讲：“经过三十一的努力，我们的全部工交企业单位己经发展到近四十万个，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比解放初期增长近二十倍。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上千万专业人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同一些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比它们大，建设的速度也比它们快。”（《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6、357页。）这说明，至少在1980年前，中国工业从不存在“发展缓慢”的问题！如果没有当时工业发展上的巨大成就，中国靠什么战胜美、苏两个霸权主义？怎么能够打破他们的封锁、制裁、禁运以及军事侵犯？世界头号霸权主义国家的总统尼克松能前来北京与毛主席会见吗！
根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197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4231.0亿元，是1965年的3倍，年均增长10.2% 。这时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是74%，农业的比重是26% 。这与1952年工、农业产值是30%与64%的比重相比，完全是根本的改变。这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工业化时代。
四、关于对中国工业化成就的评价 兼对右派精英观点的批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出现了日趋加快的趋势。西方工业大国先后进入“后工业社会”，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又向“信息时代”发展。对于一个刚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来说，直接面对着与西方国家相隔两个生产力时代的差距。而通向现代化的途径只能从工业化开始。在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下，在仅有三十年的时间，就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具有其完整体系的工业国，这不能不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人们知道，历史上英、法、德、意等老牌工业国家在实现其工业化进程中用了近百年时间，后起的工业强国美国用了半个世纪，日本和苏联都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相比来说，中国当时的工业化无论在程度上还是在速度上都超过了它们。不仅大大缩短了同发达国家的历史差距，而且在很多方面进入了现代的先进行列。
人们知道，世界上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工业化的主要指标，就是看其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以世界后起的工业大国美、苏、日三国为例：在1900年时己跃居世界第一位工业国家的美国，其工、农业产值比重是67%：33%；二十世纪初己成为帝国主义的日本，工、农业产值比重是70%：30%；在1938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苏联，是77%：23%；而中国1978年工、农业产值比重是74%：26%，这不低于各工业国家进入工业化时的标准。从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和技术水平看，更是历史上的各工业国家所远不能相比。例如1900年美国钢铁年产仅一千万多吨，媒炭仅二亿六千吨，石油27亿加仑等，这还不及中国七十年代末产量的1／3 。当时美国汽车年产量仅4000辆，这只是中国七十年代末产量的一个零头。更不必说中国己是掌握核技术、能够制造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工业产品的国家。即使与现代的各工业国家相比，中国许多产品的产量和技术水平也列前几位。按当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说法："中国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 。在国防力量和航天工业上，则跃居世界第三位。主要物质生产部门采用了大机器生产，电力、媒炭、燃油成为主要的动力源；农业上达到了半机械化程度等。从主要的经济指标上看，这时的中国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是一个工业化国家。
胡锦涛总书记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恣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2006年在纪念中共建党8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成就。
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其意义十分深远。它不仅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现代化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的榜样。从此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代表，成为能够与美、苏霸权主义抗衡的力量，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格局。邓小平曾经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其实，“两弹一星”的成就并不是孤立出现的，它正是中国整个工业和科技发展成就以及综合经济实力的体现。如果当时中国没有这些成就，那么在七十年代要实现与美国、日本等许多西方国家建交以及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不可能的。国际关系其实就是以实力说活，如果中国当时不是首先把自己的重工业、国防工业、两弹一星搞起来，也许会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让一部分人首先富起来，但决不会形成那样大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对霸权主义的威慑力。那就不可能打破霸权主义的封锁、制裁，争取到较大的国际空间，那么后来的改革开放、“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也就谈不上；九十年代实现香港的顺利回归、甚至今天成功申办奥运会都将是个疑问。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国振兴的历史机迂从根本上是毛泽东时代赢得的！
中国的特殊国情：人口多、资源少、起步晚、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的影响等，决定了中国的发展不可能与西方国家的标准完全一致。虽然从主要指标、总体上说实现了工业化，但在某些方面差距也是显然的。如人均经济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生产力多层次、发展不平衡等，这些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属落后。从工业化的长期目标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说，工业化并不是一个静止、固定的概念，对任何工业化国家来说都是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决不可能靠一代人就能完全解决问题。但是中国的右派精英们总是拿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衡量改革前的中国，指责当时是什么“普遍贫困”、“没有改善生活”、“闭关自守”、缺这少那等等。他们把中国与西方国家一百多年形成的生产力差距，要求共产党在30年里完全解决。其不良居心，岂不是昭然若揭吗！
下面，就他们抵毁、否认中国工业化的几种观点作进一步批驳。
1、关于工业化与贫穷
资产阶级右派否定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成就，抓住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所谓的“普遍贫穷”。他们一直怨妇似地苦诉那时如何“吃不饱饭”、“挨饿”等，真是煞有介事！
这里首先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贫穷？比如一个家庭，全家省吃俭用，集一切财力、物力，建造了新房，置办了车马、生产工具等，即使生活上苦一些，但那叫贫穷吗？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建设积累了那样多的物质基础和家产，创造了那样多的尖端工业和科技成就，那叫贫穷吗？就只说毛泽东时代创建的核武库、两弹一星技术系统就值多少财富？还有当时建造的一系例大型工业基地、水利工程，全国农田基本建设等，将相当于多少财富？据有人推算，中国在1949—1979年30年间的基本建设总投入（资金和劳动力价值）就达3636万亿元 ，这么大的价值都作为固定资产存在着。这相当于2007年GDP（24.66万亿元）的147倍。这难道不是社会的物质财富吗？如果老一代建设者当时就把这些生产积累吃光分净，无疑能改善生活，但还有国家的强大和后来发展的基础吗！
右派们所谓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穷”、“吃不饱饭”，或许只是指生活方面的，但那也只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才有过的现象，而决不能概括整个六、七十年代的人民生活状况。事实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毛主席和党中央更加重视农业发展，号召全国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改土造田等，从而根本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条件，人民生活也逐渐好转起来。突出的变化体现在粮食产量上，从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十七、八年的时间内全国粮食产量一直是持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仅1965年至1979年，全国粮食产量就由19452万吨增至33212万吨，14年间增长了71%，年均增长率达3.5% 。连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承认：即使在“文革”时期，全国粮食生产也“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 “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六、七十年代经济发展的评价尽管是低调的，但这里仍然使人们看到：粮食产量在十几年间一直保持稳定、大幅度增长，无一年滑坡，这在迄今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完全称得上是一种奇迹！在人口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1979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684斤，这说明从此中国的粮食安全、吃饭问题历史地得到解决。虽然并不富裕，但绝大部分人达到了温饱。邓小平在1982年也说：“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了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5页。）请问右派精英们：当时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已达684斤，并且“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那么何来什么“普遍贫穷”、“吃不饱饭”之说！
由此说明，中国在七十年代末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从整体上说也告别了生活贫困，基本到达了温饱。如里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下去，其实离共同富裕就不远了。在工业化实现之后再反哺农业、扩大消费品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和福利水平，这本是工业国家的普遍发展规律。事实上，在当时中国有些条件好的农村社队就己经开始向富裕水平发展了。例如江苏省华西大队，在1978年粮食亩产就达到2720斤。工业和副业产值达100多万元，占到全大队总产值的78% 。每个工业劳动力每年创造产值5100多元。《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4日《江苏省江阴县华西大队调查》。在全国各地，类似的先进社队也有不少。
世界工业史说明，任何国家的工业化初期，都是一个投入大量资源、主要提高其生产能力的阶段，而在这期间其消费水平和生活资料方面不可能有较快的增长。其间劳动人民的贫困和饥饿是普遍性的。指责毛泽东时代没有改善生活的右派精英们，不妨看看各西方大国在当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其国民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吧！
以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为标志，到十九世纪中叶，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其工业化的进程。在这期间和之后，欧洲各国劳动阶级在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下、经受了什么样的痛苦和灾难、有多少人饥饿和死亡，这在历史上是不乏记载的。例如恩格斯在1884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所记述的大量事实就是当时西欧工业国家人民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劳动者失业、贫困、饥饿、住房拥挤而龌龊、疾病流传、很多人沦为乞丐、人口死亡率上升等，正是当时西方工业国家的普遍现象。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指出：在资本主义产业革命之后，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比原来手工工场时期和小农经济条件下差得多。列宁在概括十九世纪后期的德国工人的生活状况时也说：“他们简直愈来愈穷，生活更坏，吃得更差，更吃不饱，更要挤在地窖和阁楼里。”（《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430页。）在十九世纪末叶之后，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先后进入周期性经济危机阶段，劳动者阶级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例如，在1930－1932年的一次经济危机中，仅世界头号工业国家的美国，就有800多万人被饿死（约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7%）。另外还有7500万人以上（约占当时全美人口的60%）处于严重饥饿和缺衣穿状态，很多人靠吃野草和拣腐烂的水果蔬菜维持生命。关于二十世纪以来的美国的生活状况，列宁曾概括说：是“贫富间鸿沟最深的国家之一。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龌龊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万永远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列宁全集》第28卷第44页。）
亚洲的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开始工业革命，二十世纪初成为工业国家。1914年日本国民的人均收入仅36美元，在当时的世界列强中是最穷的。（［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280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其间多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掠取了大量不义之财，但是日本人民的生活却一直是贫困和痛苦的，并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据有关材料提供，工厂工人每天劳动15个小时以上，绝大多数每天工资不到一升大米，就这点收入却要供养全家人的生活。农村佃农和部分自耕农经常吃不饱饭，很多家庭负债累累，被迫送子女进厂矿作工或到国外去谋生。著名的日本电影《望乡》所讲述的一些人的悲惨经历就是那个年代日本民众真实生活的一个缩影。
如果说西方工业国家有什么高消费、高福利、人民生活改善的活，那也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即被称作“后工业社会”的事情；而在此之前近二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实在找不出任何国家有消除贫困和饥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纪录。在一定意义上说，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也是劳动人民反剥削、反压迫、要生存、要人权，此起彼伏地发生罢工、革命，国际间不断发生战争的历史。中国的右派精英们，对西方国家在实现其工业化过程中人民长期经受的痛苦和灾难似乎无知，而对中国在只有30年时间内存在的艰苦、贫穷却大加指责，抱怨什么“没有改善生活”。这究竟是以什么心态看问题，岂不是十分令人置疑吗！
现代国际关系状况说明，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和困难从根本上说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造成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从来也不愿看到被压迫的以及不听它指挥棒走的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强大。就六、七十年代的国际环境来说，远不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整个世界由热战到冷战，各国都不能不把应付战争放在第一位。尤其是对于新中国来说，从建国之初到七十年代后期一直处于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封锁、制裁、颠覆和军事侵犯之中。如果不想在强敌面前屈服或被压倒，当时形势容许你安心改善生活、把大量资源投入消费吗！连广大百姓都懂得的道理：只有在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独立的前提下才可能大幅度改善生活，提高消费水平。在当时，为了搞建设、抢时机，所谓“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先生产后生活”等口号是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意志。只有少数右派精英、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才耐不住与广大工农群众“共同贫穷”，他们早就希望摆脱集体、自己“首先富起来”。什么国家的生死存亡，对他们来说都是毫无顾及的。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在当时“备战备荒”忧患意识笼罩下，国家不能不尽可能地扩大积累，使每年的生产积累率都保持在30%以上。国库里的黄金储备达1280万盎司，全国粮库充满。国家既无外债、又无外债。那么多的积累和财富在当时决没有任何挥霍、浪费，它最终还是用在了改善人民生活上。在毛主席逝世之后，新的领导人上台不久，1977年即给全国60%多的职工增加了工资。还用大量外汇进口粮食和成套轻工设备，1978年一次就引进22个大型化工和钢铁项目，使用外汇超过1950—1977年引进使用外汇的总和。1979年大幅度提高了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价格，并逐步放开了生活品供应，大量增加对农业的补偿和支援等。这些都直接促成了城乡居民生活的改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人们清楚地看出，这些惠施完全是用的上一代创业者们“革命加拼命”生产而又“勒紧裤腰带”生活所留下的积累，而决非来自改革的成果。然而，一些既得利益者在饱食公共资产后，却翻过来指责毛泽东时代“发展缓慢”、“没有改善生活”。世上竟有如此卑劣的行径 ！
2、在农民占多数的国家不能实现工业化吗
有人提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农村人口约占70%，这样多的农村人口，就决定了不是一个工业国家，而仍是一个农业国。
这种观点显然是依据的某些西方工业国家的标准，但它并不能适用于中国。我们说，工业化的标准从根本上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以及生产的技术水平等因素决定的，而并不能简单地以农村人口的多少来评判。
在有些西方工业国家里，农民人数己减到了最少，仅有百分之一、二十。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在工业化之前曾经历了一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由于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土地被兼并、集中，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而破产，被迫离乡、成为城市的工人阶级和庞大的失业大军的成员。因此说，农村人口大量减少、城市人口高度集中这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模式造成的，而并非全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现象。
与此根本不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农民不但没有失去土地和相关生产资料，而且还以集体经济中的劳动者而存在。正如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城市人口并不意味着他们都在工厂里就业一样，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量农村人口也并不意味他们都从事农业劳动。毛主席在1958年建立农村人民公社时就讲得很清楚：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尤其是要发展“农村工业”。正始他所说要“促进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当然还有农村商业和服务业等。在这种模式下不可能发生农民大量进城、城市人满为患、而农村人口很少的问题。
而实际上，到了七十年代，中国农村工业，即社队工业，就开始出现加快发展的势头。像农机修理厂、农产品加工厂、砖瓦厂、铁器厂、木工厂、陶瓷厂、石灰厂、采石场、编织厂、缝纫厂、酿造厂以及建筑队、运输队、外包工队等等，这样的企业都是农村必不可缺少而又普遍存在的，哪个公社、哪个生产大队没有？当然，此外还有一些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企业。这些企业的从业者基本上都是农民。仅据1976年的统计，全国社队企业就达111.5万个，总收入272.2亿元，占人民公社三级总收入的23.3% 。其中工业总产值为243.5亿元，比上年增长43.7% 。（马杰山主编《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第5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在以上统计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社队企业以每年百分之三、四十以上的速度增长，可想而知，到七十年代末它会达到多么大的规模！
相对于南方地区的社队企业优势来说，当时北方农村的外包工队发展比较兴盛。由于七十年代国家工矿企业、路桥等建设施工项目很多，劳动用工量很大，几乎所有项目的基础建设、打石运料、土木建筑、装卸运输等全靠农民工完成。因而各公社、大队都建有自己的包工队或代工队、运输队、建筑队等，组织劳动力到外地去包工干活。这部分常年在外支工的劳动力一般都占生产队青壮劳动力的半数之上。其中有些是麦收季节回队，忙完“三夏”农活之后又接着出去。这种劳动方式，既支援了国家工业建设，又增加了农民集体和个人的收入，称得上是农工结合的好形式。另外，当时城镇的国营、集体企业，甚至机关事业单位都有数量不等的临时工，多的达到其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三十。他们也属于农村人口。人们知道，现在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己经成为就业的一种途径，很多村几乎达到倾巢而出，家里只剩下老幼病残。这实际上就是说，他们虽然名义上是农民，但却从事的是工业或其他产业的劳动。就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情况说，虽然规模远不能与现在相比，但其实己经开始这样做了。所不同的是，当时是由集体组织的，而现在则完全是个人的选择。
这就是说，分析产业的人口结构，决不能形式主义地只看农村、城市人口是多少，而实际从事农业、工业和其地产业的人口是多少，这才具有实质性意义。从中国七十年代末的情况看，农村人口虽然一般说占70%左右，但这只表明他们的居住地和户籍管理在农村，而决不意味着他们都是实质上的农业人口。其中在社队企业、商业和服务业中从业，外出支工和从事其他非农劳动的劳动者及其家属究竟占多少？这是必须看到的事实。虽然目前本人尚找不到这种统计数据，但保守估计也应在当时农村人口的30%以上。如果不算这部分人口，那么七十年代末中国实质上的农业人口不会超过总人口的50% 。
50%的农业人口，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完全能够成为一个工业国家。
右派精英们总是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例评判中国的事情。然而，西方工业社会在农业人口比重上究竟有无什么统一的标准吗？这实在找不到。而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模式也是互不相同的。如果说，英国在其工业化之前就及早地“消灭了农民”，那么法国直到工业化完成之后仍还保留着大量农民。据史科记载，法国直到十九世纪末，农业人口还占总人口的61% 。（参阅林举岱等编《世界近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97页。）这并没有影响到当时法国己作为欧洲一个以生产消费品、奢侈品为优势的工业国家而存在。再以后起的工业国家日本为例，直到二十世纪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还有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业人口。在这种基础上日本却成为一个不断发动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至于当代世界，亚、非、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虽然农村人口较多但仍能实现工业化的例子就无需再举了吧！
在这些事实面前，所谓农业人口多就不能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的观点，应该废止了吧！
3、社会主义究竟有什么“课”可“补”
改革开放以来，有人提出了“社会主义不合格”论，还有什么“补课论”。究竟补的什么课呢？照有些人的说法是生产力水平落后、工业不发展，需要补课。— 如果没有生产力、大工业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就“不合格”。
然而任何社会的生产力或者工业化都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即使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它们之间的发达与落后差别也如天壤之间，但也从不见有什么合格与不合格之说。补课论者像鸵鸟把眼睛扎到沙丘里，真的以为只要这样，新中国三十年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的波澜状阔的历程和事实就可以不存在了吗！
新中国建设史清楚说明：社会主义如何迅速发展生产力，如何实现工业化，这正是毛泽东和共产党自始至终不断探素、并且从理论到实践已经历史地解决了的问题，也是老一代建设者们没有一天不在干的事情。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大国屹立于世界，己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就连邓小平在改革之后也多次讲过：“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成绩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3页。）这里至少说明新中国在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上没有什么欠帐，更无什么课可补！
现实越来越说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科学的、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尽管它是初级的、尚不完善，但却决不存在“不合格”的问题。相反，人们倒清楚地看出，所谓“补课论”，究竟补的些什么？补的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削制度，官僚特权、等级制度以及贪污腐败、黑社会、包二奶养小妾等社会丑恶现象！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己有数十倍地增长，然而社会主义究竟变得更加合格、更加充分了吗？还是相反变得越来越远、越补越少！
有人说：邓小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对于此说，人们不免要问：关于如何解决中国的贫困落后问题，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难道毛泽东和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没有根本回答和解决吗？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公有制经济，创建了完整而雄厚的工业体系，根本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科学技术在许多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使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没有失业、没有剥削等等，这一切难道不是对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的真正回答吗？如果不是这些伟大功绩，中国百年来的生活贫穷怎能在八十年代初的一年之间就发生大改变？人们还看到：改革开放之后，私有制迅速发展，各个领域全面市场化，社会贫富差别越来越大，普通百姓看不起病、供不起孩子上学，腐败和各种社会丑恶现象蔓延，公有制和共同富裕成为泡影，等等。对此人们不免要问：难道这就是邓小平对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的解答吗！
追溯历史，不难看出，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向来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明确的奋斗目标，也是共产党从理论和实践上早己历史地解决了的问题。所谓“不合格论”、“补课论”，纯系无稽之谈！
五、一条真正的科学发展之路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具体运用，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它为人类开创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概括其基本点，主要作以下阐述。
1、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走劳动创造世界之路
主流经济学家向来以西方工业国家为标榜。然而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模式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以物为本”，即靠大量资金投入和资源消耗来实现其开发和发展。为此，它首先通过对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的暴力剥夺和对海外殖民地的野蛮掠夺而完成了原始积累，获取了大量资源和财富；然后又通过对广大工人阶级的剥削、使其贫困化，才完成了其工业化的进程。西方国家工业化模式，其实就是一部血腥的掠夺史，它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模式对于一切发展中国家来说完全是一种痛苦的回忆。
历史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注定的命运，除了开创自己新的道路，没有其他的选择！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人是生产力中最根本、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马克思说：“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毛泽东在批判那种漠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只见钱不见人的庸俗经济发展观的同时，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深厚的力量源泉就在人民群众之中。“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尤其是经过“组织起来”、走上集体道路的劳动群众，更是一支无可替代的雄厚力量。因此,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依靠和发动群众搞建设,这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中国国情的一个强大优势。
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资金、缺乏物质条件怎么办？人民群众、劳动者阶级本身就是财富和资金的创造者。在毛泽东那里，真正发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作到了以最积极的观点看待人。他说：世间人是第一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53页。）“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已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27页。）没有资金，就用集体的力量和大家的双手直接干起来；没有洋设备就用土法上马；缺少专家、权威就广泛吸取群众的智慧。老百性有句话：“活人不能被尿憋死”，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等待将来什么时侯有了钱再搞。因此,创造出了广泛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打人民战争、开展八方支援、大协作、大会战、艰苦创业的经验。从而产生出一种热情焕发、排山倒海、改天换地的力量。
像大庆、胜利油田那样的开发建设，当时国家哪有多少资金投入？哪有什么先进的设备？开上去的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万劳动大军。他们住在临时搭建的土屋里、吃的是粗面团，硬是在荒原上靠人力和简单的设备打出了一眼眼油井，使荒凉的大地涌流出财富。回想当初许多新煤矿、新矿山、新钢厂等工程的建设，其基础工程，如打石运料、建坑道、建厂房等，有哪项不是靠的农村劳动力？当时公路上川流不息的地排车、毛驴车，岂不全是公社的农民们在为新厂矿的建设运石、运料吗！据有人测算，毛泽东时代仅全国水利工程建设完成的土石方就达3610亿立方米，这相当于1200座三峡工程的土石方。这样大的工程量，主要是靠集体化中的农民们完成的！各地有许多轻工业厂、机械厂，当初就是由城镇、街道的生产组的一些老工人、复员军人、街道妇女们白手起家干起来的，哪有多少资金和设备？生产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十几年时间就发展成为拥有上千职工的工厂！……就是这样，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实现工业化。靠千万劳动大军（工人、农民、土专家、劳动知识分子）的双手，把一个个新项目、新工程建设起来。一座座新工厂耸起，一个个大型工业基地建立。……在贫瘠的山川大地上绘出了新图，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谱写了劳动创造世界的新篇章。
2、以计划经济为主导，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中的相互关系
计划经济与客观规律并不是矛盾的,相反正是计划经济提供了人们依据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而自觉主动地驾驭、管理经济的可能,从而做到按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而合理地配置资源,减少浪费、提高效率，实现经济平衡、协调和快速发展。
在工业发展中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以及工业内部的关系，这是关系到工业化道路的一个重要问题。正如毛主席说：“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0页。）
中国工业化建设一开始就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以重工业为重点的战略方针。在1953年由中宣部制订、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的《关于党在过度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也明确说：“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国家的重工业，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
以重工业为重点，这是在当时国情和国际形势下的必然选择。中国的贫困落后，其主要体现是重工业基础更加薄弱。新中国建立后又直接处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之下，在这种情况下要尽快发展经济、增强国力、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就不可能再循踪西方国家那种先发展轻工业、贸易再发展重工业的老路走。显然，如果战争打起来，最直接的还是打的钢铁仗，是重工业的较量。同时，只有把包括能源、原材料、化工、机械制造业等在内的重工业首先发展起来，才能支持、带动各种轻工业的发展，并给农业机械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提供条件。毛主席在当时曾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30页。）这里清楚地说明，如果不首先把重工业、制造业发展起来，中国只能是一个弱国，不可能强大！
通过政府调集资源、引导投资，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后发国家经常采取的成功经验，是一条捷径。例如后起的日本、苏联都是采取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式，因而大大缩短了工业化的历程。尤其是日本，不仅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且一开始就是军火工业。如果说日本的这种选择完全是为了侵略扩张的需要，那么对于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的防卫目的来说，就更应该如此。 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动员一切资源支持重工业建设，这是抓住了主要矛盾，是一种正确的方针。
由于当时的工业建设主要靠的是农业的积累；大量的进口机器、设备也主要靠农产品出口进行补偿。因而一度造成了农业上的吃紧，积累过高、挤压农民消费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进一步提出了重工业必须与轻工业、农业“同时并举”的观点。毛主席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首先讲的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他说：“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还说：“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8、269页。） 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 “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0页。）尤其是对农业，更加强调。毛主席在1957年《在省市自治区委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很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0、361页。）
1959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经济计划的安排要由过去的“重轻农”次序改为“农轻重”。此后，就逐步形成“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次序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业化道路模式。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模式是科学的、正确的。
人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建设出现了“避重就轻”的倾向，即改变了原来以重工业为重的方针，转向重点发展轻工业和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在这种模式下，重工业在二十多年中除了被不断地“改制”，实际上再没有什么突破。在所谓“造船不如买船”的急功近利思维方式指导下，有许多重工业项目被压缩。像“运十”大飞机项目下马、远程轰炸机和第一代攻击性和战略核潜艇091／092的后续计划被砍掉、许多地方机械厂停产转行等例子多有发生。甚至有些国防军工企业也一度出现了什么赚钱就干什么的现象。因此，造成八、九十年代我国的钢铁、汽车、飞机、机械制造等工业一度发展缓慢、能源和原材短缺的现象。使本来的一个重工业大国变成了世界著名的以生产服装、鞋帽、儿童玩具为优势的国家，而国内需要的汽车、飞机等产品大量要靠进口。中国石油产量在1978年就达到10405万吨，完全实现了自给；而十多年后的八十年代底才不足14000万吨，而到了2007年才达到18700万吨，即29年时间才比前增加了79% ，中国重新成为石油进口国。据说目前中国已有130种以上的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其中多属轻型的，而像飞机、航母、汽车、机床、战舰、电子软件等重型产品却列不上。在对外贸易中，所说“8亿件衬衫才能换来一架空客A380”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说明。这不能不严重地影响国家的实力地位。
工业发展中的关系，并不只是农、轻、重的关系。它还包括工业布局、速度与质量、资源配置方式以及管理体制等多方面的问题。事实说明，无论在任何体制下,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不平衡以及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都会不断出现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当然也不能避免。按照国家、人民的需要和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和处理经济发展中各方面的关系，这正是计划经济的重要任务。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广泛调查研究基础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正确地阐述了处理经济发展中一些重大关系的原则, 就是在研究探索客观经济规律基础上，努力实现统筹兼顾、平衡协调发展的重要体现。这一思想在后来实践中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一直是指导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宝贵文献。
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在中央与地方、统一与分散、政府与生产单位（企业）、计划与市场、供与求等矛盾关系中不断调整中前进的。其中有几次大的调整和整顿对工业平衡协调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称得上是真正的改革。在工业发展的目标、结构、比例、投资、管理制度、方针政策等方面可以说没有哪一个“五年计划”是与原来固定不变的。相反，一直是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在争论、调查研究、调整改进中不断前进的。计划经济真正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富于变化的模式，它从来没有出现过不可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主流经济学家指责计划经济是一个“僵化”的、“落后”的、无效率的模式,这完全是对历史的颠倒。
3、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积极争取外援
改革开放以来，主流媒体一个流行的说法：毛泽东时代是“闭关自守”、“拒绝外援”、“关起门来搞阶级斗争”。那么，就让我们以事实证明这一说法的荒诞不经吧！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过程中向来是把争取外部援助作为重要条件的。毛泽东多次批评那种“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想法，认为：无论革命和建设，没有国际的援助是不能成功的。他说：“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15页。）“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1页。）“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才，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习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论十大关系》）
争取外来的援助，这是人人都想的事情，然而究竟有无外来援助，这却是不依主观愿望为转移的。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援助可谓很多，飞机、大炮、军火、洋面粉等等，但却统统是给予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而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它给吗？不但不给，它还要围剿、封锁。那时援助中国革命的只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是，如果没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全世界民主阵营的支持和援助，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新中国建立之后，直接面临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制裁和军事上的侵略、威胁。从美国发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到军事介入台湾海峡、驻军于日本、韩国等，其矛头很大成分是对着中国的。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美国军事飞机一直没有间断对我国领海、领空的侵犯。围绕中国，美国构筑了大半个军事包围圈。在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年中，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西方国家一直不承认中国的国际地拉，不与中国建交，也不发展贸易关系。事实说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奉行封锁、制裁、颠覆中国的战略，没有一天不想搞垮新中国。在当时情况下谈美国的援助，岂不是痴人说梦吗？而中国的民族败类们却反倒说共产党实行“闭关锁国、拒绝外援” ！试问：在那时即使中国想对外开放，但美国对中国开放吗？中国想接受援助，但它给予援助吗？后来邓小平也说过：“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联想到毛主席在建国前夕，曾对中国一些乞求美国援助的自由主义分子说过的话：“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95页。）
针对某些自由主义者“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的要求，毛主席说：“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党派，正在促使它们的政府和我们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善意的，这就是援助，这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行为，不能相提并论。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得他的话，不要再上当。”（《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5页。）
在关于美国的援助问题上,毛泽东看得多么透彻，多么富有远见！这不仅对于当时的中国自由主义者，而且对于今天的崇洋媚外、卑躬屈膝者也是一个有力地回答！不是吗，多年来在所谓“争取国外援助”的口号下使中国老百姓吃亏、上当的事情还少吗？
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制裁，毛泽东回答：“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四五卷第1495页。）这是多么刚强而豪壮的话语！这才真正体现了中国人的骨气，中国人的自信啊！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新中国寻求国际援助的对象只有苏联。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5页。）
为了争取苏联的援助，在新中国刚建立，于1949年底毛泽东就亲自率团赴苏访问。在苏联经过两个月的努力， 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在国际上给予中国大力支持和帮助。尤其是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编制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方案，帮助中国建设了156个大项目。对于兴建这些项目，苏方不仅提供贷款，而且从资源勘探、厂址选择、技术设计、机器设备、建筑安装到人员培训、试车投产，都给予具体指导和帮助。期间苏联还派出3000多名专家来华工作，接受中国派出的留苏学生达7000多人，实习生5000人等。这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面胜利实现起了重大作用。同时也使我国学习、吸收了苏联的一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培养了一批自己的专业技术人员。如此巨大的援助，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再也难以找到了！
尽管苏联的援助和合作是真正国际主义、友好的，但中国仍没有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其间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曾要求中国不要搞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而要通过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国际分工解决问题。对这种意见毛泽东给予了坚决的拒绝。毛泽东一直强调，经济建设的方针一定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六十年代初，由于苏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发展，中苏矛盾逐渐公开化。苏联逐渐走向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为了达到“教训”、制裁中国的目的，他们不惜采取背信弃义、撕毁协议、撤走专家、逼债讨债等方式，使中国经济建设遭到了严重挫折。
当时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失去了一切国际援助，而且同时面对美、苏两个霸权主义的封锁、制裁。在经济上进入一个十分困难的时期。其形势正如当时毛主席诗词中所形容：“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傲暖气吹。”（《冬云》）
但是困难和艰险并不能压倒中国人民。面对当时的局面，在六十年代初，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了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并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愤发图强的精神，克服困难、创造新的成就。正是在这时，我国出现了大庆、大寨两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先进典型，为当时中国工业、农业发展闯出了一条创业新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下，各条战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习大庆、大寨经验的群众运动，从而推动中国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走进六十年代中期的好时期。1964年、65年中国第一颗、第二颗原子弹相继爆炸成功，标志着国际霸权主义对我国封锁、制裁的彻底失败！
七十年代初，为了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加强我国工业的薄弱环节，以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以“四三方案”为中心的引进国外成套设备的报告。先后投资50多亿美元，引进了26个大项目，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还有武钢一米七轧机，3个大电站、43套综合采煤机、1套彩色显象管成套生产技术以及透明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此后到七十年代末，又多次开展了这样的引进。尤其应当看到的，当时引进的国外设备和生产线，不仅没有出现任何因为不适用而被闲置和废弃的现象，而且都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例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投产后，1984年就实现利税6.85亿元，比原来增长1.66倍，所生产的钢板填补了国内品种的一些空白，减少了大量进口所需要的外汇。1973年至1974年，利用国际货币动荡时机，根据陈云、李先念建议，经毛主席批准，又适时地购进600吨黄金，增加了我国的黄金储备。
在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的同时，七十年代我国对外贸易和出口创汇也获得迅速发展。1975年全国出口总额达到72.64亿美元，是1970年的3.21倍。1978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355.1亿元，是1970年的5.2倍。这样的增长速度即使比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也是不差的。
中国在坚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道路上迅速崛起的事实，使美国和西方的战略家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对华关系政策。自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之后，西方国家政要相继访华，我国先后同墨西哥、加拿大、奥地利、巴西、马来西亚、土耳其、阿根廷等数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英国、荷兰、日本、希腊、联邦德国、卢森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由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还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期间，中国同欧、亚、美、非洲许多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参加了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开展了大量经济技术合作和援助活动，开通了许多国际航空新航线。中国广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每年春、秋举办，参加的国家和地区达到150多个，等等。而这种对外开放新局面的打开，完全是在文革时期。正是经过十多年的斗争和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大大提高和加强，世界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大国地位从此确立起来。
人们知道，在改革开放初期，官员们兴起了一股出国考察、学习热。一批批地去日本、赴美国、到西欧去“洗脑”。他们究竟看到了些什么呢？那就是西方国家的所谓先进管理方式、丰富的物资条件以及崭新的生活方式、高消费等等。这些无疑使官员们大开眼界、羡慕不已，仿佛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回来后纷纷发表感慨。有的说：走出国门才知道了什么是现代化。有的说：在中国数千人的企业，在国外只需几十人就可操作。有的说：二十多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了，等等。由此掀起了一场新的引进热。由于这种引进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偏见，根本缺乏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认识，致使引进的一些设备、生产线基本上都是国外己经过时和淘汰的,有的与我国的设施不能配套；而技术也大多是七十年代之前的技术，对我国不能适用。因而出现许多上千万元购买的机械设备变成一堆废铁、上亿元的生产线被闲置的现象。其间官员们花了多少出国考察费不必说，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和浪费是多么严重！
事实充分说明，毛泽东对外开放的胸怀、瞻望世界潮流的眼光远非那种急功近利、“摸着石头过河”的人所能相比；尤其不同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对外开放和引进是决不准进来苍蝇、病毒和坑圾的！所谓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同外界隔断了十多年”、“关起门来搞阶级斗争”的论调纯系无稽之谈！有人制造这种谎言不过是用来掩饰他们搞崇洋媚外、出卖国家利益、与国际资本主义实行“一体化”的手段而己！
4、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少数人赚钱为目的的，因此，浪费资源、破坏自然环境、挥霍劳动者的血汗成果是它的重要特征之一。为此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 “越是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
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劳动人民为主人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是以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为目的，因此合理地利用资源、爱护环境、珍惜人民的劳动成果是一种必然的要求。同时，计划管理的手段也为实现这种客观要求提供了可能。
在社会主义建设之初，毛主席就多次指出：“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49页。）“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奋斗、同甘共苦。”（同上书第317页。）“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却，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同上书第272页。）毛主席主持制定的“社会主义建没总路线”的内容，就是既讲“多、快”，又讲“好、省”。前者是数量和速度，后者是质量和节约，它们之中缺少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可的。在办任何事情上，毛主席向来都强调：要“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情。”（同上书第399页。）事实证明，中国工业化正是以这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实现的。
例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了施工限额以上的工矿建设项目694个，总共才投资484.9亿元人民币，这只相当于现在三峡工程总投资（2000亿元人民币）的四分之一。如此投资少、效益高的建设，令人难以想象。其中建立我国第一汽车制造厂才用了6.5亿元人民币，远不如现在一个生产线花的钱多！
当年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国家投资仅7.1亿元，三年时间就建成了年产600万吨的大油田，除收回投资外，还给国家积累3.5亿元。在施工中并没有什么先进的设备，靠的就是集体的智慧，干部群众的拚搏、实干。加上此后的胜利油田、大港油田，三个大油田的国家投资也只有40多亿元人民币，这与现在某省会市建市政府大楼的投资相当。而当初那40多亿元的投入却使整个国家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实现了石油完全自给！
据有关资料，中国当年爆炸第一枚原子弹直接耗资28亿元人民币；建设整个核工业体系与配套开支（如铀开采等）总共也不过80亿元。那28亿元人民币奠定了一个世界核大国的实力地位！这与目前建一个国家大剧院花的钱大体上差不多（26.88亿人民币）！
新中国经过三十年时间，就基本上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尤其珍贵的是，那是一个没有环境污染、资源浪费，没有乱开滥采，没有投资失误、豆腐渣工程，没有内债外债，低成本、高效率的建设过程。是真正科学的发展道路！
那种发展成就，也是与各级领导干部和行政机关带头发扬艰苦奋斗、厉行节约、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分不开的。那时党政机关办公条件简陋，人员精简，还要定期到基层参加劳动。干部开会、办事坐公车的很少。整个省直机关也就几十辆办公车，一个县委县政府就一辆吉普车。更没有吃吃喝喝、疏通关系、行贿送礼、跑官买官等方面的花费。经常加班加点工作而无任何奖金和补贴，行政管理成本少得不可想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以年均百分之九以上的高速增长。然而是否有人计算过这其中究竟有多少浪费和损失呢？如果算算近三十年来中国在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私开滥采，投资失误、银行不良资产、建造的豆腐渣工程等各种损失及其给广大百姓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这种高速增长将会去掉多少水份！据清华大学老教授发表的文章，中国近30年来资源消耗率是过去30年的11倍。据中科院测算，中国每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据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各国环境质量可持续指数显示，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名列倒数12。在资源、环境方面的如此大的透支，难道去让我们的后代去承受吗！
目前中国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数千种动植物种类灭绝和濒临灭绝。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有害物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根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而全国的工矿企业，各种工伤事故、伤亡人数又有多少，如果统计起来将会更加惊人吧！
再以行政成本为例：以2006年的统计，中国公款吃喝高达2500多亿元，公款出国考察也是2500多亿元，公车费用达3000多亿元，仅三项加起来就达8000多亿元。这个数字约相当于汶川地震的直接经济损失（8451亿人民币），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投资的13倍，相当于2006年全国社保基金的总额（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保险基金等）。并且长期治理不喻、逐年提高！据媒体报道，某省直机关现有公车达9000多辆，可想而知，全国各级行政部门加起来公车将会多少，而且多为进口、豪华型车，其消耗能源和浪费钱财将有多大！据有人测算，全国党政机关的能源消费占全国终端能源消费总量的7%左右，接近全国8亿农村人口生活用电的总量！再看各地的办公设施、官衙，更是越来越气派、豪华。据报道某地方的一个政府机关，人员编制10人，就盖了2557平方米的办公楼，人均合255.7平方米，即平均每两人占一层！……。这样庞大的行政腐败成本，又会使多少发展成就打了折扣！公仆们如此挥霍、浪费财富，需要劳动人民付出多少血汗！老百姓能够承担得起吗？当年毛主席倡导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同甘共苦的优良风气现在还有一点踪影吗！
对比两个不同的时期、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发展观，什么是虚假、庸俗的发展观，岂不是最截然分明的吗！
5、坚持以政治统帅经济,批判以金钱、物质利益为中心的庸俗发展观念
庸俗的发展观念向来是就经济论经济、把实现眼前的物质利益和享乐视为中心。这种发展观只见钱、不见人，把人视为金钱的奴隶，而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观念则是其精神灵魂。
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毛泽东坚持集体主义的发展观念，始终把实现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作为主要的目标，把批判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作为经济工作中的重要任务。事实证明，个人主义只能使少数人实现个人利益，并不能给大多数人带来个人利益，它只能是集体利益和意志的腐蚀剂。因此，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把不断解决政治和思想问题贯穿于全过程，充分发挥政治对经济、对业务的巨大指导作用。
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质就是坚持广大群众的集体利益和共同富裕,反对少数人谋私,就是破私立公、批判资本主义，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统帅”、“人的因素第一”、“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以及“抓革命促生产”等一系列著名论断。在经济和业务工作中，注重批判“单纯经济观点”、“业务挂帅”、“精英专家路线”、“物质利益刺激”等阵腐落后的发展观念，鄙视并抛弃那种急功近利、实用主义、以物为本的思维方式。实践证明，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只要把政治和思想问题解决好了，有了一条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路线，任何经济问题和物质困难都是不难解决的。
毛泽东时代始终把全民的学习和教育放在首位，要求各行各业都要办成“大学校”，学习科学文化、学习政治理论，树立先进的理想信念和人生目标。引导人们正确地对待个人与集体、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困难与前途等之间的辩证关系，确立为国家和人民需要无私奉献的劳动态度。开展学习雷锋、学习焦裕禄、学习铁人王进习等先进模范人物的运动，从而形成推动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坚持政治挂帅，大搞技术革命和群众运动中，六十年代初总结出了 “鞍钢宪法”的管理原则。其基本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这一管理方式受到毛主席的高度重视，认为它是社会上义企业管理的好方式，号召普遍推广。“鞍钢宪法”对于建立企业的民主制度，打破领导管理上的“一长制”，即管理决策只为少数领导干部和专家所专有、工人阶级只是干活而不参与管理的旧制度具有革命性意义。是迄今最先进的管理制度。当时很多企业还建立了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初步形成扩大企业民主，工人参加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风气。
毛泽东在观察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特点中清楚地看到,执政党的变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是决定性的因素。由于所处的环境和地位的变化,由于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侵蚀、影响以及党的领导层的更新换代等，必然使执政党发生“和平演变”的趋势,并因此而改变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性质。无产阶级执政党如果变成修正主义,产生官僚体制和特权集团,那么公有财产和计划经济被少数官僚权贵利用起来将十分直接和方便，“搞资本主义很容易”。那就必然变成他们的既得利益，变成剥削广大工人农民阶级的工具,使旧社会那种富人与穷人、权贵阶层与平民相对立的现象重演。如果领导集团不是大公无私的,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正确地驾驭和调控经济，更不敢和不能放手发动群众,从而失去了各项事业发展的生机和动力源泉。
毛泽东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危险来自共产党内部,尤其是掌握领导大权的干部。要防止他们通过改变党的马列主义路线、方针政策的办法来改变工人农民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改变公有制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为此,他创造了通过发动群众整党整风的办法,来不断揭发和批判党内的腐败和黑暗面。差不多是三、五年一次地搞“政治运动”，积极开展思想、路钱上的批判和斗争。此外对各级领导干部还实行每年深入工厂农村参加劳动的制度、与群众实行“三同”、打成一片的制度，废除一切党政机关的特权待遇，实行干部与工人相当的工资制度等。当时的干部真正能坐在机关的时间很少，基本上是经常自带铺盖卷在下面蹲点、搞运动。的确把干部整治得很苦，使他们根本不可能有脱离群众、搞特权的非份之想。以至于有些人宁可在工厂当工人，也不热衷于去机关工作。尤其是毛泽东当时还给予群众“四大”的权力，以充分发挥其民主监督的作用；实行从工农群众中提拔干部的制度；在党内积极开展批评斗争、实行相互监督的制度等。这一切措施都有效地制止了和平演变趋势的蔓延和领导阶层向旧官僚体制的蜕变。那时问题虽然也不少,但各级领导机关基本上是廉洁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搞腐败和特权的很少。
看起来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的主要精力都是在政治和思想上，有人说那是政治运动的时代，有人说那是阶级斗争的时代、继续革命的时代。但是，政治斗争和革命最终都不过是一种手段，实质上它正是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保障工人农民利益和地位、制止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措施。可想而知,在一个官僚特权集团或“走资派”把持的集体里,即使实行的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对于工人农民来说还有其真正的意义吗？还能长期保持得住吗？邓小平取消政治运动和继续革命，利用和平改变的方式，就把大量劳动人民的公共资产转移给少数人和国外资本，这岂不是最清楚的说明吗！
无疑，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是劳动人民实现自身利益和共同富裕、全面发展的根本保证；计划经济是先进的管理方式和发展手段,能够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和统筹兼顾地健康发展。然而,这里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其领导管理者的动机也必须是“公共”的而不是自私的,否则是不可能的。——这本来也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题中应有之意,而并非过高的要求。——这就是说,领导决策核心及其所把持的政治、思想、教育、组织、党的建设等上层建筑领域是否继续保持其先进性和群众性、不搞以权谋私以及发生向旧官僚体制演变,这才是根本的、实质性问题所在。正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成为毛泽东晚年所探索、力图解决的课题,形成毛泽东模式的一个突出特色。
这里清楚说明，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决不是仅仅由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构成的,而是加之领导机构的革命化（反对以权谋私,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多种要素共同架构起来的,是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相统一的模式。如果离开后者,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不会孤立地发挥优势和长期保持得住的,因而更有其决定意义。只有在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情况下,真正做到以公心执政,才能在决策和管理中真正从民众和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出发,使经济健康快速地发展，从而造福于人民。在这种条件下,即使保留某些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成份,也会得到正确地调控,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相反,一旦领导集团出了象戈尔巴乔夫、邓小平式的修正主义人物,社会主义公有财产便成了任人瓜分、抢夺的蛋糕。要知道,任何经济制度和机制本身都没有自动保护的能力。那样，即使经济再发展、物质财富再丰厚，但广大工人农民却享用不到，又有什么意义！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是真正科学、进步的发展观念。在现代社会，它不但没有过时，并且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伟大和光辉。中国只有遵循毛泽东的道路，才能通向光明的未来；而听信任何修正主义的漂亮谎言，只能走向穷途末路！
毛泽东时代是如何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的
新中国的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生了一场翻天复地的变化。当主流媒体大量报道改革开放以后农业迅速发展、生活改善的成就时，是否知道造成整个中国农业生产条件根本改变的，却是上一代人那场改天造地的状举和艰苦豪迈的创业运动？当人们充分享受改革开放以后的丰盛果实时，是否想到当初果树栽培时的艰辛？长期以来流行于媒体的一种所谓毛泽东时代“农业长期发展缓慢”，“普遍贫穷”、“没有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等谎言，只能使人们所不齿。为了澄清事实，还历史以公正，让我们过来的人们谈谈在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究竟是如何领导人民大打农业翻身仗、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的吧！
一、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个沉重历史课题
吃饭是人的生命的最基本需要，是人类生活的主要内容，正如人们常说“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
自然界能够提供给人类一切食物来源，但是这还取决于人们的生产能力及其社会的性质。事实是：在历史上人类经常处于食物短缺的状态，始终不能摆脱饥饿的威胁。在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同饥饿抗争的历史。
在长期的历史上，人们的吃饭问题深受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洪、涝、干旱、虫害以及疫病等自然灾害经常发生，人们在它面前无能为力，基本上处于“靠天吃饭”的状况；又由于历代统治阶级执政谋私，只知道横征暴敛，不注重改善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劳动人民向来是食物短缺的承受者。数千年的历史就是劳动人民的饥饿史、苦难史，人被大批饿死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
远的不说，就以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为例：那时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农村土地大部分归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所有，而占人口大多数的贫农、雇农（给地主、豪绅干活的长工、短工、佣人等）、下中农则无地或占有很少的土地。当时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村的收获物大部分被地主、豪绅占有，广大贫雇农、下中农经常处于缺粮或断粮状态。全国经常有数千万人靠逃荒要饭为生，过着流浪失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从那时过来的人们谁没见到过那饥民沿街乞讨、路边饿殍倒地的惨状？谁不记得那卖儿鬻女、妻离子散的情景？在上海滩的某个严寒的早上，环卫工人一次就清理出300多具饿死和冻死的尸体。在广大农村，每当水、旱、蝗、疫等灾害发生时，就发生大饥荒，出现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仅以几次大的灾害为例：
1928—1930年以陕甘为中心的北方八省发生大饥荒。主要是干旱，12个月无雨，夏秋无收。继而蝗、风、雪、雹、水、疫灾害又先后发生。灾害所及全国近20个省份，造成难民5000万左右，死亡人数1000万以上。其中仅陕西省受灾死亡人数就达300多万，流离失所人口600多万，两项合计占全省人口70%；甘肃死亡人数为230万。
1936—1937年四川大饥荒。主要是久旱不雨，田地龟裂、粮食绝收，草木稀疏。加之政府、军阀暴敛，地方大户、富商囤积居奇，大多民众断粮，导致灾民3700万人。很多老百姓离家四处逃生，乡间出现十室九空、饿殍载道、毙死之尸无人收拾的惨景。对这场大饥荒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有所报道，称：饥民“以树皮、草粮、白泥作食”，“民食恐慌，已达极点”。这次灾难总死亡人数无人统计，据当时有关地方报纸报道，仅四川万源县就“人口骤减三分之一”、“城乡饿死者，每日达千余人”。“仁寿县各地有全家饿死者，南江第二区两月内即饿死二千余人”。很多地方出现饥民吃人肉以及出售人肉的惨状。
从1931年至1949年，长江发生水灾共11次，灾民共1亿多人。其中1931年一次水灾就造成灾民2855万，死人14万。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的人达300多万。1934年长江中下游大旱，遍及220余县，其中江西省受灾40余县，据记载“草根树皮挖剥殆尽，灾民有饿死者，有服毒自尽者”，至少有260万人丧命。安徽省旱情也很严重，出现“禾苗尽枯，赤地千里”的景象。死亡人数无人统计。
解放前，黄河平均三年两次决口泛滥，给人民带来的灾害、死难人口不计其数。1933年一年决口就有62处，受灾人口364万人。1938年蒋介石消极抗日，亲自下命令在河南省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致黄河决口改道，造成豫、皖、苏三省44个县市区被淹，受灾面积5.4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000万以上。有390万人口背井离乡，有89万民众淹死和饿死。
1942年、1943年中原大饥荒，“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流袭击中原。以河南省为中心，所及河北、山西、陕西、山东、甘肃等省。当时政府实行实物税，不断增加军粮征收，致使征收高达农民收入的30%—50%。军政高官和地主乘机囤积居奇，大幅度提高粮价，造成中原地区110个县民众生活陷入困境。仅河南省就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多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病、扒火车挤踩摔轧死者无数，使河南省1000多万人口减少近半。（以上材料参阅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鲁西一带老一辈群众至今仍记得1941—1943年“堂邑大灾荒”的事情。当时聊城地区以堂邑为中心的四个县连续三年大旱，加以蝗虫肆虐，庄稼基本绝收。青壮年、能行动的大量离家往黄河南逃难，而老人、儿童、病弱的人被大量饿死，形成方圆百里的无人区，大量尸骨无人收拾，共饿死人数约10万左右。在逃难过程中，难民饥饿难忍，发生大量弃儿卖女的事情。一些年轻姑娘和媳妇只几升高梁、谷子就被卖给了别人，有的甚至只几个窝窝头就被卖出去。其惨景使人不堪回想！
那真是一个灾难频繁、人民群众苦不聊生的年代！
旧中国劳苦大众的苦难不仅深刻地留在老一代人的记忆中，而且连当时在华工作过的西方人士也多有记述。
美国记者斯诺解放前曾长期在中国考察。在他的书中可以看到大量有关当时中国大饥荒的真实记载。例如：在1929年的中国北方那次大饥荒中，斯诺看到的是：“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饱受着饥饿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材，鼓鼓的肚皮下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在内蒙古的萨拉奇，斯诺看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有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我目击数以千记的儿童死于饥荒”。由斯诺夫人整理出版的《斯诺中国》一书，其中就编发了许多当时拍摄的骇人的饥民尸体的照片。
白修德是当时美国《时代》周刊的驻华记者。1943年白修德到河南采访。在从潼关到洛阳的路上，他看到大批饥民处于生命垂危之中，还“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他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然而，到了郑州后，白修德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象：省政府官员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在热情接待他的宴席中，就有各种高档菜肴。白修德在其书中称：在一个“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的年代，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宴席之一。”灾害固然是大自然所造成，但导致老百姓大量死亡的却是政府及其官员们的腐败和失职。
贫困和饥饿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在整个民国时期长达38年的时间里（1911—1949年），中国人口仅仅增加了1亿人，即由4.4亿增至5.4亿。其增长速度比清朝政府时期还大大降低。年均死亡率高达29‰左右。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有人估计整个民国时期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超过2亿人。
贫困和饥饿不仅是社会的高度贫弱和落后的表现，而且成为引发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初，很多贫苦群众就是为了求生存、寻找吃饭生路而参加革命的。同样，共产党正是由于贫苦大众的支持才取得了胜利。然而，革命胜利后，能否让全体中国人都有饭吃？这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历史课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预言：中国人口众多，历代政府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同样，共产党政权也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它必然会因此而垮台。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对了：吃饭问题向来是中国的一个大难题，历史上任何政府都不能解决它。新中国建立之后，共产党能否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更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共产党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在毛泽东领导下，建国后即投入到一场向贫困宣战的不折不挠的人民战争中。
二、实行土地改革、开展互助合作化运动，为广大
农民奠定了集体发展、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提
吃饭问题，实质上是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旧中国长期不得解决的社会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和生产分配关系。农村土地大部分归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所有，而占人口大多数的贫农、雇农、下中农则无地或占有很少的土地。为此，共产党在进行民主革命过程中，始终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做为基本任务，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使部分贫农取得了土地。革命胜利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
从建国前后到1952年底，土地改革即在全国基本完成（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全国新老解放区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通过土地改革，几千年的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和生产关系完全被废除，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被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了广大农民，使农村人人都有土地，真正实行了农民土地所有制。
那真是一个让广大农民欢天喜地的日子！多少祖祖辈辈靠逃荒要饭为生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土地；亿万给地主扛活打工的贫雇农被解放成自由独立的个体农民；遍布城乡的无业游民、乞丐、盗匪、娼妓等很快消失，人人都分得了土地、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历史上多少革命志士追求的“耕者有其田”目标在共产党领导下真正实现！
那时人民政府建立的农村信用社还贷款给农民置办了大量新农具，大多数农户都购买和饲养了耕牛、马、驴，添置了新车辆，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真是家家户户生产忙，村村一片新景象。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恢复发展很快。到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就达3278亿斤，比1949年的2162亿斤增加了48.8%;棉花产量2607万担,比1949年的889万担增加了193.4%,都达到或超过中国历史上的最高记录。同时林业、畜牧业和水产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仅三年时间，千百年来农民逃荒要饭、流离失所、挨饿受冻的现象就从中国大地上消失了。
土地改革彻底地结束了封建的土地制度，这是一个历史的巨大进步，在当时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必须看到，土改后的农业仍然是一种分散的小农经济方式。这种经济形式并不是稳定、持久的。它不仅不能抵御自然灾害，而且必然产生两极分化，重蹈过去富的富、穷的穷的不平等现象。事实上在农民获取土地之后，少数富裕农民就开始出现。历史告诉人们：一个人民共同富裕、国家统一强盛的社会是决不会在一个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更不要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在土地改革完成之后、中国开始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共产党及时提出了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业生产互助组和合作社，走集体化道路的目标。从1953年开始，在试点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号召、示范和国家援助等方法，使农民自愿地、逐步由互助组走向农业合作社。合作化运动于1955年冬形成高潮，1956年基本完成，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的96%。这标志着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经验。
农业合作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私有制经济结构和社会面貌，结束了上千年以来个体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历史，引导广大农民走向了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这不仅大大增强了农民团结协作的力量和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而且克服了当时即将出现的两极分化的倾向，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加强了工农联盟，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工业化建设。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了广阔前景。
农业合作化在其实现不久，就初步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它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使农村经济和人口迅速增长。到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达3910亿斤，棉花产量达3280万担，分别比1952年增长20%、26%。主要农副产品产量都创历史最高记录。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5%，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了23%。（数据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第18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1957年全国人口达64238万，比1949年增加1亿多人，年增长率达23‰。这充分说明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
当时，国家虽然对粮食和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但农民的口粮都能得到保证，农民对农产品仍具有很大支配权。吃饭虽然是以粗粮为主，但大多数人都能达到温饱。有些多余的农副产品还可以自由地到农贸市场、集市上出售、交换。当时城乡市场繁荣、物价低廉，市场上粮食价格每斤只1角左右，鸡蛋3分钱一个，肉五、六角钱一斤。同时文化生活也较丰富，农村戏剧、曲艺、电影、杂技等都发展起来，空前活跃。那时政风廉洁朴实、社会安定。初步呈现出安居乐业的景象。被人们怀念的“50年代的好时期”就是那个时期的总体评价。
在新中国建立仅仅七、八年的时间，中国社会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正确、社会改造措施的成功。这种变革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牢固基础，更是推动中国历史进入现代社会做出的开山壮举！
三，治理江河洪水，兴修水利，造就千年伟业
建国初的农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江河水患肆虐。全国大大小小上千条河流，每年都会发生多场洪水泛滥，河堤决口，洪水淹没和冲毁良田，村庄房屋倒塌，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等，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祸患。其次是干旱，北方广大地区缺少雨水，土地不能灌溉，旱情严重时甚至颗粒无收。正常年景下亩产只有二、三百斤。当时农业完全处于靠天吃饭、受大自然摆布的状况。因此，治理江河水患成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亟待解决的最大民生问题。建国初，中央政府召开最多的会议是水利工作会议，每年都要召开几次全国性会议，研究解决治水的问题。
1950年的六、七月间，淮河流域又发生水患，中、上游支流先后漫决。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还有豫东部分县均受淹。广大地区里的村庄被淹没。由于水势凶猛，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而死，或在树上被毒蛇咬死。有的因船小浪大、翻船而死，死亡人数共计489人。豫皖两省受灾面积4000余万亩，受灾人口共1300余万。当时毛泽东看到灾情报告后，脸上浮现出沉重的表情，难过地落了眼泪。面对洪水灾害，毛泽东一方面指令大力组织人力、物力防救，同时下决心把根治水患提到国家的重要日程。围绕治淮工作，他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国治淮会议8月底在北京举行，会议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对淮河水情、治淮方针、方案、应办工程等作了反复研讨。之后又集中各地的意见，对治淮计划进行了修改、充实，组织专家进行反复论证，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蓄泄兼筹”，以达根治的方针，当时主要工程是加固和修筑堤防、疏导泄洪河道，并修建水库和拦河大坝，以增强蓄洪和灌溉能力。当年11月成立治淮委员会。接着，苏、豫、皖数十万民工先后开赴各治淮工地。治淮工程就这样开始了。刚刚经过土改、翻身分得土地的广大农民，像当年支援淮海战役一样，如今又勇跃地奔赴治淮工地。淮河两岸红旗招展，夯声不断，场面热火朝天。民工们使用最简陋的工具：铣、锹、条筐、独轮车、夯，完全靠肩挑手推，奋战在各个工地上。
以治淮工程为标志，新中国由此开始了一场向大自然宣战、治理江河洪水、兴修水利的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
治理江河水患，是几千年人类历史上的头号难题。尽管历史上出现过像大禹治水、李冰夫子修筑都江堰那样的个别英雄事迹，但却从来未有人对整个水患根治过。为什么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之时，毛泽东就首先选上了这一重大难题，迫不及待地把治水重任背在肩上。尤其是在当时，朝鲜战争、台湾海峡战事正在紧张，国内物质条件十分缺乏，可以说形势是外患内忧。但在那种困难情况下，毛泽东和共产党竟然又敢于向大自然宣战！这是一种什么气魄，一种什么自信！如果不是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的政党，如果没有真正关心人民疾苦、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信念，这是可能的吗？如果当时就想着“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或有“没有钱什么事也不能干”的庸俗观念，能发动那种战天斗地的状举吗？
新中国的治水大业是一场持久不懈、宏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回顾近三十年的奋斗历程，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
1、建国初期的治水工程
这个时期，以治理淮河为中心任务，主要解决当时江河水患最突出的问题。1951年5月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大大推动了当时的水利建设。
由于淮河支流特别多，分布地区广，工程量大，涉及豫、皖、苏、鲁数省，又加上当时物质、施工条件落后，因此治淮任务的困难和艰巨程度不可想象。但是在各级党和政府正确领导和组织部署下，各方面同心协力、大力支援，广大群众意志奋发、奋勇参战。终于战胜了一切困难，使整个工程进展顺利。
1951年的春、冬，苏北运河整修工程和苏北灌溉总渠先后完工。建成了一条长达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7月淮河上游的石漫潍水库完工，该水库是淮河上游完成的第一个水库。可蓄洪水4700万立方米，灌溉农田9万亩。11月高良涧进水闸和淮安支东分水闸先后开工。1952年淮河支流颖河上游的白沙水库和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开工兴建。冬来暑往，治淮工程一个接一个。1953年新沂河嶂山切岭、苏北导沂整沭、淮安杨庙穿运、三河闸、刘老涧节制闸等陆续开工或完成。工程完工后实现了跨淮河和沂沭河两流域调水，达到分淮入沂，淮水北调和淮沂互济的综合治理目标，增强了调度排洪的能力。安徽省以修筑淮北大堤为主，实施了淮河干流和主要支流的堤防工程建设。在正阳关以下淮北大堤上修建涵闸 防洪排涝工程；疏浚了西淝河、濉河等重要支流；完成了西淝河、茨河、北淝河等支流的水系调整和截源改道工程。1954年佛子岭大型水库完工，该水库可蓄洪水5亿立方米，灌溉农田70多万亩，并可减轻淮河的洪水威胁等。1954年淮河再次发生特大洪水，但由于这些水利设施发挥作用，洪水东注黄海，南入长江，顺畅下泄，没有发生水患。1956年淮河中游史河上游的梅山水库拦河大坝建成。大坝全长558米，坝高84米，大大增强了水库的蓄水能力。
此外，全国各地的治水工作也都全面展开。1950年河北省渤海区灌溉工程的四大重点之一的蓟运河灌溉工程开工；长江最大支流之一的汉水治理工程开始；湖南大通湖蓄洪垦殖工程开工。（该工程建成后可蓄洪水22亿立方米，将大大减少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沿岸的水灾。）1951年河北省独流减河工程开工，该工程包括开挖独流减河、南运河改道等主要部分。工程于1953年完工，由此完全解除了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洪水威胁。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从此根治黄河的工程提到日程。1953年河南省境内的引黄济卫（卫河）工程全部修建完工，共修筑渠道4945公里，可灌溉农田72万亩。
长江干流上兴建的第一个最大的防洪工程— 荆江分洪工程，于1952年始建，1953年完成。该工程包括修筑黄天湖大堤、修建进洪闸（太平口）和节制闸（黄山头），加固堤防，整理分洪区渠道等工程，分洪区总面积921平方公里，围堤周长208公里，建成后分洪区蓄水量可达54亿立方米。
1954年我国第一座大型山谷水库— 北京市郊区永定河官厅水库竣工。该工程于1951年开工，建成后蓄洪水22亿多立方米，大大减少了当地的水患威胁。
1954年夏，长江、淮河中下游由于雨量特别集中，均超过历史最高水位，长江岸边的大城市武汉告急。但由于几年来治水工程的成效，以及当地党政、民众奋力抗洪，终于使洪水没有酿成灭害，确保了武汉的安全。事后毛泽东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
1955年7月国务院会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综合规划的报告。1956年3月新华社报道，全国兴修农田水利的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经过五年的努力，不仅大大减少了水患，而且实现了扩大农田灌溉面积达800万公顷，比原计划480万公顷超额约40% 。这标志着治水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2、大跃进中的水利建设
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实质上是以加快经济发展为目的的生产建设运动。它反映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之后，迫切要有一个生产建设大发展的热潮。
从农业上来说，大跃进是以贯彻党中央1957年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发端的。农业发展《纲要》明确提出用十二年时间粮食亩产要分别达到“四、五、八”的目标，即：黄河以北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500斤，淮河以南800斤。当时在农业发展《纲要》的鼓舞下，全国农村首先掀起了一个大搞水利建设的高潮。
由于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使大型水利工程能够进行统一规划、部署，不再受原来县、乡区划的局限；同时大大增强了劳动力和资源的统一调配、开展大协作和八方支援的能力，因此使水利建设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这就大大促进了全国的水利化建设。在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有许多治水的大工程、大建设是在三年大跃进时期实施的。
在大跃进中，各地兴起了修建水库的热潮。至今遍布全国的水库，其中有半数以上始建于大跃进时期。如著名的北京十三陵水库就是在1958年修建的，当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曾到工地上参加过义务劳动。还有其他一些大型水库，如北京密云水库、浙江新安江大水库、辽宁省汤河水库、河南省鸭河口水库、广东省新丰江水库、海南省松涛水库等等，都是在大跃进中施工或建成的。这些大型水库大都具有蓄水、防洪、灌溉、抗旱、养殖、发电等综合性功能，几十年来，对当地的环境、生态保持和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治水的规模大、力度强，是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的一个显著特证。由过去的筑堤、导流发展到对大江大河的拦河、截流、改道等，气壮山河。这在历史上是不敢想象的。其中包括对海河、黄河、长江支流等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如：1958年实施和竣工的海河拦河大坝合拢工程，把华北五条内河入海河道切断，使淡水不再流入大海，海水不再上溯内河；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于1957年开始，1958年截流成功，是根治和综合开发黄河的主体工程。截流后，可造成647亿立方米的库容，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黄河从此再无发生过水患。同时具有防洪、发电、灌溉等综合功能，可灌溉农田4000万亩；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是根治和综合开发汉水的主体工程，1958年胜利截流、第一期工程完成；黄河刘家峡水利枢纽工程完成截流，大坝截流后形成蓄水49亿立方米的水库，可灌溉农田1500万亩；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拦河坝合龙截流。该工程是一个发电、灌溉、调节黄河水量等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工程。建成后，可控制宁夏、内蒙古等地区的黄河凌汛，并形成宁夏地区一个面积1000万亩的灌溉网。
全国各地的水利工程更不计其数，气势豪迈。在仅仅三年的时间内就兴建了那么多的大型工程，可谓功绩卓著。如果不是在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这样的状举是不可能有的。
3、六七十年代水利建设的全面胜利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水利建设作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其主要特点是由过去的偏重防洪向综合开发利用的目标发展，贯彻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号召，主要解决农业用水和抗旱问题。为此还开掘了许多新河道，修建了大量的水利枢纽工程。治水规模和投入进一步扩大。仅1975年一年的投资就有45.3亿元。从建国初到1979年中央政府用于水利基本建设的投资达到760多亿元。（据万里在1980年10月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上的讲活）到了七十年代末，就总体上实现了对江河、湖泊水情的控制。不仅基本消除了大的洪涝灾害，而且达到了灌溉、发电等综合利用的显著效果。
这时期的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如：
震惊中外的河南林县“红旗渠”，被称为“人造天河”， 该渠于1960年动工，1969年全部竣工。在当时困难艰苦的条件下，林县人民硬是在巍巍太行山的悬崖峭壁、险滩峡谷中开凿出一条河道。在施工过程中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共开凿悬崖绝壁50余处，斩断山崖264座，凿通隧洞211个，跨越沟涧274条，架设了152座渡槽，共动用土石方2229万立方米。创造出了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全渠由总干渠及3条干渠、数百条支渠组成。总干渠长70.6公里，引水量20立方米/秒。支渠配套工程建砌石渠道595条，总长约1500公里。建成后使林县形成了一个水利灌溉网络，水浇地面积由解放前的不到1万亩扩大到60万亩，仅1969年的小麦产量就比1968年增加三成。其他如湖北省汉北河也是一条人工河，1970年竣工，全长110多公里，建成后扩大灌溉面积100多万亩，等等。
1969年竣工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由三座大型抽水机站、五座中型节制水闸、三座船闸和疏竣河道等十多项工程组成，它把长江、淮南、大运河和里下河联结起来，利用这些河流的不同水位，通过自流和机动引水相结合进行排涝和抗旱，可灌溉农田250多万亩。
1972年竣工的辽河治理工程，上游和支流共修建水库220座，共修筑堤防4500公里，流域共建电力排灌站920处，可灌溉农田面积达1100多万亩。
1963年毛主席作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题词，由此揭开了治理海河的新的一幕。（1963年8月，河北省中南部地区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和洪水。海河南系一次降雨总量577亿立方米，产生径流量302亿立方米，相当于1939年淹天津洪水的两倍多、 1956年洪水的1.9倍。由于洪水过大，来势猛，全省遭受严重灾害。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衡水、沧州、天津7个专区101个县(市)受灾，进水县城32个，被水围县城33个，受灾村庄22740个，其中水淹13142个。邯郸、邢台、保定三市被水淹，市内水深2-3米。全省受灾面积4756万亩，成灾面积3739万亩，有200多万亩农田被水冲沙压。倒塌房屋1265万间。邯、邢、石、保四市88%的工业被淹停产，天津市岌岌可危，还有些矿井被淹。京广、石德、石太铁路多处被冲毁。冲毁桥梁32座。有五座中型水库垮坝，有330座小水库失事。灌溉工程62%被冲毁，平原排水工程约90%被冲毁，梯田、塘坝一半以上损坏。全省经济损失59.3亿元、减产粮食24.6亿公斤，灾情之重是历史罕见的。当时毛主席在全面了解情况后，指出：“河北省根本问题还是水利问题”。并于1963年11月17日，为河北省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前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到1973年海河治理工程基本完成。这期间共修筑防洪大堤4300多公里；开控、疏浚包括黑龙港河、子牙新河、滏阳新河、大清河、滏东排河、南排河、北排河等在内的大小河道270多条；新建涵洞、桥、闸六万多座，使海河的排洪能力比历史上提高了十倍多；修建了岳城、岗南、黄壁庄、密云等大型和中型水库80多座（总库容达130多亿立方米），小型水库一千余座；建蓄滞洪区20多处；修建引提水工程18000余处，打机井120余万眼，发展灌溉面积约1亿亩；建成了京密引水、引滦入津、引黄济津、引滦入唐、引青济秦、引黄济冀等多个跨地区或跨流域的调水工程。通过对海河的治理，不仅解除了冀中南广大地区、包括天津市，京广、津浦铁路及黑龙港地区的洪水威胁，而且初步建立了防洪、除涝、灌溉、供水、治污等体系，对洪、旱、涝、碱等灾害进行了全面治理。在流域内实现了每人一亩水浇地，1973年粮食总产量比1963年增长了一倍。
淮河流域的治理，到1972年，共开挖了11条大型骨干河道，总长达1000多公里；兴建了佛子岭、梅山等10座大型水库和官沟、 响水坝等一大批中型水库以及几百座小型水库；沿淮开辟了城西湖、城东湖、蒙洼和瓦埠湖等大小18个行洪区。初步形成了蓄泄兼筹的中游干流防洪工程体系。兴建了大型灌区及大量的机电排灌站，灌溉面积相当于1949年的5倍以上。1972年全流域有20多个县、市和1万多个生产队粮食亩产超过《纲要》指标。例如：横跨皖豫两省的淠史杭水利工程，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结合发电、航运、水产养殖等大型水利水电枢纽工程。该工程始建于1958年，七十年代初竣功。建成了包括龙门口水库等五大水库在内的新灌溉区，使安徽西北部10个县的耕地得到灌溉，可灌溉农田900万亩，被称为可与都江堰齐名的伟大状举。历史上多灾多难的淮河两岸人民，在从建国初治淮以后到七十年代末虽然发生过多次大洪水，但却再没有酿成重大水患。
对黄河的治理，1974年完成了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改建工程，以及刘家峡、盐锅峡、青铜峡等水库和水电站的建设。同时完成了对黄河下游的治理，共修建和加固堤防3000多公里，沿岸建成涵闸60多座、引水虹吸等灌溉工程80多处。扩大灌溉面积800多万亩。由此黄河完全被人所征服，变水害为水利。
整个长江中下游的水利建设，至1972年，共完成土石方180亿立方米，建成500多座大、中型水库，使长江中下游的灌溉总面积达到1.5亿多亩，其中建成的旱涝保收农田1.1亿亩，沿江平原可以排泄5年到10年一遇的渍涝，丘陵灌溉区可以抗御持续50天到70天或更长时间的干旱。同时，经过治理疏浚，改造了长江航道条件，使航运货运量比解放初期增长约8倍。例如，著名的丹江口水利工程，于1958年动工，1973年竣工。该工程是由我国自行勘测、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建造的一座具有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等综合效益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它由拦河大坝、水力发电厂、升船机及湖北、河南两座灌溉引水渠等四个部分组成。拦河大坝长近５里，坝高162米，最大蓄水量２０９亿立方米。建成后使汉江防洪能力提高到可抵御２０年一遇洪水。历史上汉江中下游洪涝灾害频繁，堤防三年两溃，所谓"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的状况从此结束。— 发电厂装机总容量9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40万千瓦时。升船机可提升裁重150吨的驳船。同时还修建了鄂、豫两条引丹灌渠，年均引水９亿立方米，常年灌溉耕地３６０多万亩，使鄂西北、豫西南成为商品粮基地。其他又如长江流域里的碧口、柘溪、凤滩、石泉等大型水库工程，也都是这期间修建的。长江干流上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于1970年开始建设，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水电站，装机总容量270万千瓦，到七十年代末也接近尾声。
至此，对长江水患的治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80年夏秋之际，长江发生了25年来最大的洪水，但由于新建的水利工程的作用和广大军民的协力抗洪，千里干堤无一处溃口，确保了两岸人民的安全。
其他大型水利工程，如：1970年横贯豫、皖、苏三省的大型水利工程 — 开挖新汴河、治理沱河的工程竣工；河北省治理大清河中下游工程竣工，该工程可使天津、保定、沧州等地区14个县免受洪涝灾害，并确保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安全。1971年四川省都江堰灌溉渠系改造工程完成；海河水系工程之一的永定新河和北京排污河工程完工。1976年内蒙古自治区哈素海灌区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建成，可灌溉农田29万亩。1979年河北省潘家口水库关闸截流，该工程于1975年开工，规模仅次于湖北的丹江口水电站和葛洲坝工程。水库蓄水量可达29亿立方米。1977年巴彦淖尔盟河套灌区总排水干渠扬水站建成，每年排水4.5亿立方米，可担负灌区400多万亩农田的排水任务。1978年江苏谏壁大型电力抽水站主体工程建成并投入运行，可灌溉农田200多万亩，排涝农田400多万亩。（以上材料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新华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97－221页。）
迄今遍布全国的大中小水库，除了建于大跃进时期的外，绝大部务是在六七十年代修建的。（1949年前，全国仅有大中型水库23座）七十年代竣工的大型水库工程，如：1970年建成的广东省枫树坝水库，1973年9月下闸蓄水，水库集水面积5150平方公里，占东江流域面积的15%，库容量为19.5亿立方米。枫树坝水电站目前是广东省第二大水力发电站。1972年竣工的福建省晋江山美水库，可蓄水3.95亿立方米，灌溉农田60多万亩。江西省柘林水库，1975年建成，水库总容量79.2亿立方米，坝顶高73.5米，长590.7米，坝底宽400米，坝顶宽6米。是我国土坝水库中库容量最大的水库。1976年湖北省黄龙滩水利枢纽工程竣工，水库库容12.28亿立方米，水电站年发电量7.59亿千瓦时。长江流域里的碧口、柘溪、凤滩、石泉等大型水库。还有湖南省的欧阳海水库、双牌水库，等等。据统计，止于1979年，全国各地共建成了大中小型水库（库容10万立方米以上的）八万多座，其中大型水库400多座，中型水库2000多座，总库容4000多亿立方米。水库数量跃居世界之首。。同时，开掘、兴建人工河道近百条，新建万亩以上的灌溉区五千多处。灌溉面积达到八亿亩，是1949年的三倍。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业用水的问题。
到七十年代末，新中国治水工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水利建设的预定目标基本实现。由此江河洪水基本形成由人控制、服从人的设计和摆布的格局。不仅洪水泛滥的历史基本结束，而且变水害为水利，基本上消灭了大面积的干旱现象。扭转了几千年来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
这些工程大多都是在六、七十年代实施和完成的，历时十多年。如此艰巨豪迈的工程、如此宏伟的业绩，在历史上什么时期曾经出现过？古今中外孰能与之相比？这样的人类奇迹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能创造出来！
四、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根本改变农业生产条件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大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治山治水、改土造田、大搞农业基本建设、大打农业翻身仗的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它历时十多年之久，在全面改变农业生产落后条件、实现农业升级改造、初步实现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等方面起了决定作用，在新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大寨是中国北方农村的一个缩影。在互助合作化之后，大寨人直接面临的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全村七百多亩土地分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七零八散、高低不平共4800多块。土地十年九旱，一下大雨就涝，亩产只有一、二百斤。但是大寨人的骨头是硬的，他们不向贫穷低头，而是认准了向穷山恶水开战、治山造田的一条道。
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领下，大寨人开始了在荒山野岭上打石筑坝、填土造田的壮举。修筑的梯田一次次被洪水冲垮，但是大寨人毫不灰心、屈服，又一次次地重新修起来。不分冬寒夏暑，全村男女劳力齐上阵，硬是靠人力把荒山改造成了旱涝保收的“大寨田”。先治坡、又治窝，经过了几年的奋斗，终于使大寨发生了变化。1962年粮食亩产由1952年237斤增加到774斤。就是受灾的1963年，仍达到704斤，不仅不要国家的救济，而且全大队还卖给国家24万斤粮食。大寨在解决本大队吃粮问题的同时，从1952年至1963年11年间共向国家交售了175.8万斤粮食，平均每年每户交售7000斤。为国家做出了莫大的奉献！正如1963年年11月《人民日报》在刊登的长篇通讯中所说：“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以国为怀，顾全大局 — 大寨大队受灾严重但红旗不倒。”
到六十年代末，大寨共整修良田800多亩，植树造林1000多亩，筑盘山公路12华里，建蓄水池6个，修盘山水渠28华里。这样不仅扩大了地块面积、整平了土地，而且能够保持水土，能灌能排，旱涝保收，灌溉面积达400多亩。亩产在当时就翻了两番，基本上摆脱了贫困。看那长城般的石坝、天梯式的农田，谁能相信它完全是靠全村六十个劳动力手凿肩抬式劳动方式建成的！其中每个劳动力土石方作业量达1000多立方米，担土80多万担。每人每年担石头880多担，担粪、担庄稼十万斤。他们打出和搬运的石方如果垒起1米高2米宽的大坝，能够从大寨铺到北京一个来回！
大寨的事绩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党中央于1964年作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决议，把大寨的经验推向全国。
“农业学大寨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按照水利化、机械化要求，对土地进行升级改造。在各地人民公社的统一领导和规划下，广大干部群众齐上阵，迅速掀起了一场持久的、大规模的以治山、治水、改土、修“大寨田”为主、全面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改造落后的生产条件、大打农业翻身仗的的群众战争。
过来的人们都知道：过去农村的土地大多是荒凉脊薄的，不要说山区丘陵地区，就是平原也是坡洼起伏、高低不平的，绝大部分不能水浇，正常雨量下高处旱、洼地涝，好年景产量不过三百斤。很多地区盐碱现象严重，土地一片白茫茫，草木不生。这种状况正是在六、七年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根本改变的。
那真是一个艰苦卓绝、惊天动地的年代！人民公社社员千军万马齐上阵，县、社干部和群众一起奋战在田野，他们吃的是窝窝头、玉米粥，使用的是镢、铣、独轮车，硬是以手掘、肩抬、愚公移山的方式将土地搬了家，削高填洼，将每一片土地整平、修成整齐划一的畦田，并结合建扬水站、修灌溉渠、打机井、治理盐碱、翻淤压沙等，使大部分土地都达到了能够排涝和灌溉的标准，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经过10年多的时间，使大地变了模样，变成了目前这样到处畦田纵横、渠水成网、绿树成行的图画！
到1978年全国灌溉面积达八亿亩，与1965年相比增长了60% 。农业达到每人有一亩以上稳产高产田。同时还完成了2.6亿亩的除涝和6200万亩的治盐碱任务。全国人工河渠增加了300多万公里，修配套机井220万眼，数量增长了935.89% 。使农业基础设施大大改变。
:“30年来,我国相继建设各类水库827座”,“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7085座”。这样一对照,就发现其中绝大多数水库是在1949-1978年建立起来的,而水利部的资料也证明了这点。
该文还写道“通过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到2007年底,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从1978年的7.3亿亩增加到8.67亿亩”。三十年的时间,灌溉面积从7.3亿亩到8.67亿亩、增加了1.37亿亩（增幅19%）。不过,1949年———1978年同为三十年,灌溉面积则是从1949年的2.4亿亩增加到1978年的7.3亿亩、增加了5亿亩（增幅超过200%）。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
有人诅咒那个时代生活艰苦、劳动报酬低，有人诅咒那时“一大二公”、“养懒人”、“不自由”等，但是如果没有那个时代人们的艰苦奉献、创业拼搏，能有后来及至今天农业的大翻身吗？那一代人所创造的价值及其惠及子孙后代的功绩有谁能与之相比？他们谱写了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最可歌可泣的事迹；正是那时，为实现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和人民生活富裕做出了最具有决定性的事情,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五、大力发展支农工业和电业,为实现机械化、
电气化、化肥化提供了条件
农业与工业的关系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工业的充分发展和支持，要真正实现农业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始终是建立在工农联盟、工业与农业一体化基础上的。在工业建设初期主要以农业的积累为资金来源，工业所需要的大量粮食、原料以及劳动力等主要来自农业；而在工业发展中，又积极支持农业，大量生产农业所需要的化肥、电力、燃油、拖拉机及其他农用机械、运输工具等。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化肥化、电气化以及科学技术改造等提供了重要条件。
为了解决当时农业生产所亟需的拖拉机及其他大型农业机械，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开始筹建拖拉机制造工业，第一座拖拉机制造厂（洛阳）于1959年建成投产，并生产了一批本国制造的拖拉机。到了六七十年代，拖拉机工业进一步普遍发展，几乎各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拖拉机制造厂和其他大型农业机械厂，一些省市甚至有多家这样的制造厂。例如，七十年代山东省仅在济宁地区就先后建立了山东拖拉机厂、山东推土机厂两个大型工厂。到1978年，全国农业机械厂有1400家，农机修造厂有2800家，拖拉机数量达到56万台，产量比1965年增长了5.7倍；手扶拖拉机140万台，增长了65倍。这时全国大部分公社都有了拖拉机，有相当多的大队有手扶拖拉机。其他，柴油机、播种机、粉碎机等一些农业机械也逐渐投入使用。农业机械总动力1978年比1962年增加了14.5倍。在过去那种人拉犁子、用锨翻地的现象这时就基本消失了。
施用化肥，是当代农业提高产量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国家对发展化肥工业十分重视。1958年大跃进时中国开始建立化肥工业。1960年江苏丹阳合成氨厂建成，当时年产合成氨二千吨。1963年上海吴泾化工厂建成投产。该厂是由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的大型氮肥厂，于1960年投建。它标志着中国新型的工业部门— 化肥工业建立起来。六七十年代，由于大庆、胜利、大港、任丘等许多新油田的建立，我国石油达到了自给，加上这时大批新煤矿的建立，这大大促进了与此相关的化工、化肥、化纤等工业的发展，从而为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提供了充分条件。
为了加快我国化肥工业及其他与人民生活相关的工业发展，七十年代初，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中国引进了一大批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笨工厂等。通过这些引进，在七十年代先后建成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山东胜利油田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厂、北京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化纤维联合企业、福建维尼纶厂、四川维尼纶厂以及大庆化肥厂、南京栖霞山化肥厂、辽河化肥厂、洞庭氮肥厂、四川泸州和贵州赤水天然气化肥厂等国内一大批大企业。这些企业的建立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使中国化肥、化纤、人造棉等产量在七十年代末期有了迅速增长。到七十年代末，全国中小型化肥厂不下2000个，几乎各地市县都有其化肥厂，大小化肥厂星罗棋布。化肥产量1978年比1977年以66%的速度增长，到1979年达1065.4万吨，化肥施用量比1962年增加了12.4倍；化纤产量1979年达32.6万吨，比1965年增长550.7%；棉布产量1979年达121.5亿米，比1965年增长93.5%。这些都直接为八十年代的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提供了充分条件。
六、七十年代是中国电力工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全国一些大型发电站如：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龚咀水电站、黄龙滩水电站、碧口水电站、八盘峡水电站、唐山陟河发电厂、山东莱芜发电厂等都是这时期建立的。同时各地都兴建了许多中小型发电站。到1977年仅全国农村就新建了中小型电站56000多座。1979年农村80%以上的公社、60%的生产大队通了电。与1965年相比，农业用电增长了470%，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增长了643%，机电排灌动力达到6500万马力，机电排灌面积增长了355.58%。（数字来源于《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25－43页）
由于农田基本建设和支农工业、电业的发展，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力发生了重大改变：到1980年农业机械总动力达1474.6亿瓦特，比1965年的109.9亿瓦特增长1341.7%；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混合台）83.7万台，比1965年的7.2599万台增长1152.9%；（农用小型及手扶式拖拉机187.4万台）大中型机引农具136.9万部，比1965年的25.8万部增长530.6%；农用排灌动力机械563万台540亿瓦特，比1965年的55.8万台66.7亿瓦特分别增长1009%、809.6%；联合收割机23028台，比1965年的6704台增长343.5%；农用载重汽车97105辆，比1965年的11063辆增长877.5%；机耕面积4099.0万公顷，比1965年的1557.9万公顷增长263.1%；机电灌溉面积2531.5万公顷，比1965年的809.3万公顷增长312.8%；机电灌溉面积占灌溉面积比重56.4%；是1965年的比重24.5%的2.3倍；化肥施用量1269.4万吨，比1965年的194.2万吨增长653.7%；农村用电量320.8亿千瓦小时比1965年的37.1亿千瓦小时增长864.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这就充分说明，农业的主要生产环节开始大量采用机械和机动力，初步实现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千百年来农业完全靠天吃饭、靠人们肩挑手掘方式和畜力耕作的历史基本结束，中国农业开始踏进水利化、机械化和电气化的新阶段。
六、高度重视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大力推广科技新成果
中国早在1957年就成立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制订了农业科学研究的规划和任务。按照当时的情况，农业科技工作把培育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等作为重点任务之一。进入六十年代，有关科研部门培养的小麦、水稻新品种以及杂交玉米、高梁等就开始在生产中推广。这些新品种还不断更新换代，使农业产量逐渐提高。
我国著名农业科学家袁隆平、李振声研究杂交水稻和杂交小麦，从六十年代就开始了，七十年代其成果就开始推广，新品种使产量提高了25%以上，水稻亩产达1200多斤，小麦亩产达700多斤。是当时农业科技上的重大成就。另外，我国科学工作者还运用花粉单倍体育种方法，培育出水稻“花育一号”、“花育二号”以及“单丰一号”、“牡丹一号”等新品种，亩产都达千斤以上。
与此同时，玉米、棉花、油料等其它农作物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 使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不断得到提高和改良。以山东粮食产区为例，七十年代中后期，培育并推广的小麦“山农辐63”、“烟农15号”等良种，单产较以前选育的“泰山1号”等良种约增长20%-30%；玉米倍育并推广的“丹玉6号”、“鲁单33号”、“鲁单36号”、“烟单14号”、“掖单2号”等良种，单产较以前选育的“烟三6号”、“群单105号”、“鲁三9号”等良种约增长20%-40% 。1976年山东省棉花研究所用辐射育种新技术培育出“鲁棉一号”良棉，在全省大面积推广，使棉花获得大丰收。其他各省同样都培育出了许多优良品种。
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农作物种子改良和育种工作。1966年全国曾召开第三次作物育种工作会议。在会上交流了经验，同时推荐了72个新育成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优良品种。当时各地人民公社都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选育、推广良种的科学实验活动，取得了良好成绩。在南方种植水稻的地区，早在1971年良种种植面积就达到其总面积的80%；杂交高粱播种面积在全国达到20%；杂交玉米约占三分之一；小麦抗锈、抗倒伏、高产品种更是普遍推广。
在七十年代，各地广泛开展了科学种田试验，取得了许多成果。如湖南省、福建省等地区的农科所和社队进行的麦稻三熟种植试验，平均亩产达到二千多斤。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农民科学家陈永康，经过多年试验，在1979年成功种植稻麦两熟高产田，平均亩产达到2320斤。
在防治病虫害方面，1968年我国有关科研部门就解决了马铃薯退化等问题，尤其是消灭了数千年来危害中国农业安全的蝗灾，取得了重大成果。从七十年代初，科研部门就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新技术应用于农作物育种，培养成水稻、小麦、棉花、玉米、谷子、大豆、油菜等几十个新品种，不仅使农作物产量提高、生长期缩短，而且具有抗病虫害等特点。从这时起，中国在改良品种、消除病虫害等方面的成就逐渐领先世界，对东南亚以及全世界农业发展产生很大影响。正是这些新的科技成果的推广成为中国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取得上述几方面伟大成就的基础上，中国农业在七十年代就进入大发展局面。1976年农业总产值达1378亿元，比1965年的833亿元增长66% ，年均增长率达到6% 。尤其是粮食产量，从1963年到七十年代末，十六七年的时间内都是持续增长，再无出现减产、滑坡，连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承认：即使在“文革”时期，全国粮食生产也“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仅从1965年至1978年来说，粮食产量就由19452万吨增至30475万吨，十多年间增长了56.7%，年均增长率是3.9%，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年均增长速度。“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时期的农业发展的肯定虽然是低调的，但这里仍然使人们看到：粮食产量在十几年的时间内一直保持稳定、大幅度增长，无一年滑坡，这在迄今中国历史上(包括改革开放时期)从未有过，完全称得上是一种奇迹！
七、六七十年代人民生活的显著变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实现工业化和对农业生产条件进行全面改造的关键时期，国家在基础建设和长远效益上投放多、发展步子大，可想而知在改善人民生活上投入不会很大。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在起步发展时所必经的一个阶段。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共产党不关心人民生活，或者说在十多年的时间内人民生活没有改善和提高。有些人在讲六七十年代人民生活时，总是说“长期没有变化”、“普遍贫穷”，统统是“挨饿”、“吃不饱饭”的年代。历史似乎成了可以被人任意扭曲、涂抹的面团。
而事实恰恰相反，那段时期人民生活的变化是十分显著的。
1、从总体上实现了温饱
的确，新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普遍贫穷”、人们“吃不饱饭”、“挨饿”的年代，那主要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事情；而决不能概括整个六、七十年代的人民生活状况。事实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毛主席和党中央更加重视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排，因而在三年国民经济调整之后形势就很快好转，城乡居民吃不饱饭、挨饿的状况逐渐消失。到1965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19452万吨，比1960年增加了5000多万吨，接近了1957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其他农产品如棉花、油菜、甘蔗、考烟等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大大超过了1957年。其中棉花总产量达4195万担，比1957年增长了22%；猪肉、羊肉、蔬菜等副食供应增长30%以上。1965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657亿元，比1957年增长28%。（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下，第235-236页，山东人民出版社）当时市场供应显著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