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推荐书摘： 巴林顿·摩尔对中国革命的研究
巴林顿·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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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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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主人公网
| 巴林顿·摩尔对中国革命的研究（书摘） |
作者: 老田
日期: 2006-10-31 12:09
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社会的起源》书摘
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
“农民过多为地主抬高租价提供了机会。如果一个饥肠辘辘的农民想以一半谷物的代价来租一块地耕种的话，那么一个比他更饿的农民就会抬高些租价。当然这类竞争并不都是在亲属间进行的。承租人和地主在租佃关系上有共同的利益，这削减了地主在雇佣佃户时永远待价而沽的有利地位。使大量农民至少作为潜在的佃户，是决定这种情况的主要因素。这是地主的利益所在。”（P133）
“社会系统中缺少有效率的机构来制止官员的压榨行为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中最基本的结构性弱点之一。为了王朝的利益，必须公正而有效率地征收捐税。但几乎没有什么机构保障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执行的人员也少得可怜。另一方面，受贿的诱惑使得每一个官员都尽其所能地中饱私囊，只要营私舞弊的恶名不张扬出去以至毁了自己的前程，他们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在前工业社会，建立大规模官僚机构的努力不久就会陷入困境，因为要想从居民中榨取足够的资金来发薪饷几乎是办不到的，因而这就使得官员会完全依赖他的上级。而统治者力图一要解决这个难题的话，那将严重地撼动整个社会的结构。”（P135）
“这个政府可以说是玩忽职守、自私自利的。但要处心积虑地实行大规模的暴政，却是非其所能为之事。”（P136）
陶民在他的社会政治论著中，以跌宕起伏的古典式散文笔触，提出这样的论点。他观察了中国农业最显著的特点后写道：“缺乏生存空间，缺少物质资料，劳动工具短缺，喂养饲料不足，燃料不敷用，废物也需节省。一切都要节约，只有森林例外。森林已被不计后果地伐掠一空，夷为荒地。人类的劳动力在这种社会风习中发生了极度的贬值。”（P150）
但我认为这种反对意见遗漏了主要一点：中国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前工业社会，是因为士绅的后继者们实质上仍然把持着政权。（P155）
就如我们所描述的那样，只要劳动力充裕且有剩余，就不必奇怪中国农村的个体劳动何以缺乏长期性、制度化的合作的基础。而这种基础存在于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在日本则以另外的形式存在着。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安排多余劳力的换工或雇佣是可变的、临时的和不很紧迫的事情。这一点无论在产稻米的南方或种小麦的北方都一样。（P167）
唯一需要合作的经常性的重复活动是水利资源供应的合理安排。在这里，分配有限的资源比起进行共同的劳动或与其他村庄之间的械斗更为重要。与日本和近代以前的欧洲完全相反，中国有关农业季节性活动的主要决定都是由家庭作出的，这与欧洲所谓Flurzwang截然不同。(P167)
租佃制和上层阶级对悠然享受的热衷，致使他们依附于劳动阶级却又不对他们进行直接的监督，这一切正如刚才所粗略地指出过的那样。因此，上层阶级政治上的需要加上农业政策的实施造成农民个人主义和剩余劳力的结合，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分散的农业社会。（P168）
当市场变得更有效率和有组织时，农民的利益就受到了损害，他们交易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糟糕。因为没有储备和就近处理余粮的设备，农民不得不在粮价极低的收割期便把粮食卖出去。正如我们可以想象的那样，由于中国的运输和储存工具十分落后，所以粮价的季节变化就特别大。而商人和投机商们却靠农民的困境获利，通常他们还与地主勾结在一起。商人们有较大的储存设备，广泛的信息来源，这些有利条件的结合自然使得他们财运亨通。有时，他们组织起来，规定国家的价格，禁止组织成员的售价高于规定标准。从这种环境来看，商人一般要比农民过得好，这是不足为奇的。农民负债后，就不得不去借贷，通常借贷利息很高。如果他们不能还清，就必须把上地所有权交给地主，至于他们能否继续在自己原有的土地上耕耘则无法肯定。（P174）
大批人贫困与遭受剥削状态的形成还不足以成为革命爆发的条件。必须使人们感到不公正的现象是以社会制度为基础的。要么是受害者们提出新的要求，要么是某些理由使受害者们感到旧的要求己不再公道。在中国，上层阶级的腐化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士绅们已失去了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理由，变成地道的地主—高利贷者。科举考试的废除结束了他们的由儒家思想体系所支持的合法地位；农民们过去确实接受了的许多观念，现在则多少值得怀疑了。（P175）
以上观察并不是说中国农民天生就愚蠢，懦弱和消极被动。即使除去宣传因素和个别革命英雄人物之外，革命军队的所作所为也完全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勇气和首创精神。以上观点只表明，旧秩序的阴影在许多地区直到最后一刻还有力地纠缠着每一个人，阻止他独立地采取行动，或者干脆打消采取这种行动的念头。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中国农村缺乏一种内聚力，这有助于共产党能够不断地把农民吸引到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这也使共产党打碎并改造旧的农村制度的过程变得比较容易。更精确的材料对于正确的鉴定是必要的。农村中的旧的秩序虽己在风雨飘摇之中，但并不会自行消失。把它们赶下历史舞台，自然就成了一切近代革命的首要工作了。（P177）
日军占领后，国民党官员和地主对此的反应是逃离乡村迁进城镇，把农民抛下任凭命运摆布。其次，日本军队周期性的扫荡和灭绝性的进攻也使农民团结成一个坚强的整体。因此日本人为共产党做了两项革命的基本工作，即扫荡旧的上层分子并使被压迫者们团结在一起。反面证据将有力地支待这种表面上似乎荒谬的论点。只要日本人和他们的傀儡政权在哪里给农民一点安全，哪里的游击队组织就难以取得进展。事实上，共产党无法在日本军队尚未直接入侵的地区建立游击区。（P178）
共产党政权在农村与政府之间建立起了新的联系。每个农民的日常生活依靠国家政权这个事实变得越来越明显。根据C.K .杨估计，共产党通过这种联系从农村中所获得的收益远远超过以前的地主和国民党。与此同时，新的更大的负担比以前更加平均地分摊到每一个人头上。所有这些变化都是暂时和过渡性的。摧毁旧秩序，建立与政府的新联系，从农民中取得更多的资源，无非是解决一个基本问题的最初步骤：即增加经济产量从而成为在世界上有竞争能力的军事巨人。但这里的叙述已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在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俄国。他们为最终摧毁旧秩序提供了炸药。（P181）
尽管存在着种种不良后果，强大的王权却执行着一项不可替代的功能，即在初期阶段抑制暴戾的贵族。在贵族们巧取豪夺的阴影笼罩下，民主是不可能取得发展与繁荣的。
而在现代社会发韧之初，王权与贵族之间建立起一定的平衡，对现代民主来说曾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王权左右全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留给贵族以真正的独立地位。以多元论的观点来看，独立的贵族是民主发展进程中的基本要素，这在历史事实中有充分根据，比较研究证实了这一点。阿克巴的印度和满清的中国便缺少这样一种成份，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没有形成事实上构成一个独立等级的可以接受的合法阶层。消灭这一阶层的方式也同样重要，常被引证的英国的例子表明，玫瑰战争摧段了绝大部分土地贵族，这使得君主专制政体的确立比较容易，其方式要比法国温和一些。不妨理智地回顾一下这种平衡关系的作用，对于自由和多元传统来说弥足珍贵的这一起点，却发端于暴力，有时甚至是革命的产物。而一般来说，这类方式与当代自由却是格格不入的。（P338）
在没有循着同样方向对亚洲的史料作进一步研讨时，我们会简单地全盘接受马克思的观点：生机勃勃的城市居民是议会民主成长进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但假如我们把视线严格限定在农业领域，使城市这位主要演员在舞台上隐去，农村演员所饰演的角色却自有其重要意义，很值得下一番功夫仔细研究。如果有人采纳已为现代作家所抛弃的作法，试图撰写一部英雄与恶棍的历史，那么，居住于农村的专制主义恶棍，与城市的民主英雄却曾结成过意义重大的联盟。（P339）
当君主专制在法国、德国大部地区和俄国如火如荼地发展时，它却在英国的土地上第一次碰了壁。毫无疑何，这里企图建立君主专制的动力不够大。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英国的土地贵族早就赋有了商业特征。土地贵族是否转向农业商品经济，是决定尔后政治进程的最关键的因素。如果他们能够实现这种转化，那么商品经济化就将大功告成。（P339）
如果说商品经济在上层土地贵族中引起的反响十分微弱，那么由此产生的后果是积聚起大批农民群众，这至少会对民主构成严重问题，搞不好还会爆发导致共产主义专政的农民革命。另一种可能，是上层地主阶级以种种政治的和社会的手段，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按照自己的方式实现农业的商品化。与工业的实际成长齐头并进，这种发展的结局往往是我们所谓的法西斯主义。（P340）
在法国部分地区，商品化的农业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触动农业社会，但却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地位，革命力量因此大为增长。在法国的绝大多数地方，贵族们发展农业商品经济的劲头远逊于英国。革命重创了贵族阶级，开放了通向议会民主的道路。在美国，奴隶制庄园一度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另一方面，也减缓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势头。这种体制不利于民主，内战只是部分地清除了这一障碍。一般来说，奴隶制种植园是以强制手段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极端形式，它对民主的妨害有三点：首先，上层地主阶级会倾向子要求一个拥有暴力镇压机构的国家，这种机构将产生出危及人类自由的整个政治气氛和社会舆论，其次，这将使农村起支配和压倒城市的作用，使城市成为仅只是向远方市场提供出口商品的航运中转站；最后，上层阶级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会变得野蛮粗暴，特别是在劳动者隶属于不同种族的种植园经济中。（P341）
英国内战前形成的造福于自由事业的土地贵族与城市上层阶级的联盟，对多数国家而言，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现象。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只能发生一次。自17世纪到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资产阶级拥有对于自由事业最为有利的条件。英国是第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它还没有把国内外敌人推向全面对立。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从英国经验中归纳出某种一般性假设。在什么条件下，城乡上层阶级的主要部分能够结成有利于议会民主制的联盟呢?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两大社会集团携手对抗君主官僚体制，是一个重要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工商业领导者必须而且已经成长为社会的支配力量。只有在这些条件下，土地贵族才有可能形成资产阶级的经济习性，这种习性的形成不仅是一种仿效，而且是对自身生活环境与一般条件的适应。只是在经济演进的早期阶段上，这一切条件才会同时出现。而在20世纪，要想重现这种状况，可能性便微乎其微了。（P344）
的自由民主面临着稽延时日的落后和极度的困难。某些印度事务的研究者曾表示惊讶，不理解印度少数受西式教育的社会精英何以始终忠诚于民主理想，其实他们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抛弃这个理想的。但是，他们怎么可能抛弃民主呢？难道民主不是为维护他们特权的社会制度提供了理性的辩护吗?难道民主不是避免了任何一种大规模的社会清算吗?人们还可以不失公允地补充一点：制造一个极端教条化的激进党是一项相当可怕的任务，为此承担责任会使人望而却步。（P350）
新的理论很设，可作如下表述：倘若一个社会是高度离散的，一方面，它可以维持社会的聚合力和向农民掠取剩余产品，另一方面，也可以允许离散状态的存在。那么，这种社会类型常可避免农民起义，因为敌对势力可能蜕变为其中的社会因子。而农业官僚体制，或是立足于以中央政权榨取剩余产品的社会类型，则容易遭受农民起义的侵扰。封建体制介乎两者之间，在这种状况中，真正的权力散布于若干中心，只在名义上统属于软弱的王权。这个假说起码可以解释本书研究范围内的主要史实，即，在传统中国和沙俄，农民起义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中世纪欧洲，这只是一股暗流，不那么严重，在15世纪以后的日本，农民只进行了零星的反抗，而在印度的历史中，农民暴动是极为罕见的。（P373）
对英国土地贵族中的权势阶层来说，他们所需要的不是人，而是放牧羊群的土地。然而，德国容克地主却需要人，特别是束缚于土地上的人，为的是种植出出口的谷物。两个国家以后不同的发展，大多可溯源于这种国内差异。（P374）
当我们转向现代化进程本身，会不断看到，土地所有者阶级推行农业商品化的成败，孕育着异常重要的政治结果。当地主阶级向市场生产转变，使商业影响渗透农村生活时，农民革命便一掘不振。这种悖离革命的方向转换以若干不同的方式发生。在日本明治时代早期，激变中的地主阶级大部保留了传统农业社会作为括掠剩余产品的工具。在另一些重要场合，农业社会遭到破坏，有的是象英国那样，斩断农民同土地的联系；有的则象普鲁士那样，通过重建农奴制而强化这种联系。反之，如果地主阶级内部未能发展出真正强劲有力的商品经济态势，革命运动就有可能演变和发展为咄咄逼人的威迫力量。在这种情形下，地主阶级的统治下保留着一个备受戕害却毫无变化的农业社会，地主阶级同它的联系十分脆弱，与此同时，他们却企图加紧对农民敲骨吸髓，从而在沧桑变化的世界上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20世纪的俄国和中国，通常是这种状况。（P373-374）
谷物出口的后果对农民是灾难性的。领主对农民缴付的金钱失去兴趣，而把目光转向耕耘和扩大占有的土地。为了出口谷物，农民的劳动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劳役增加了，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他们买卖和遗赠财产的权利丧失贻尽，他们一也不再能够越过等级彼此通婚。这些变动大多发生在谷价高涨的16世纪。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稀缺的形势无益子农民，为防范逃亡加强了纪律约束。尽管没有中央政府的强权支持，比较穷困然而人数颇多的贵族阶级也有力量构建起一种强迫型劳动体制。事实上，1525年条顿体制的正式终结，是一个更大的政治事件，其政治后果前面已经提及。（P375）
英国乡绅和德国容克各自的胜利，以几乎相反的方式，使地主阶级实现了向农业商品化的过渡。他们也以全然不同方式，摧毁了农民政治行动的基础。尽管农民起义失败了，包恩柯瑞格地区的政治活动仍然十分活跃，土地贵族在这里没有从经济上摧毁农民社会，却赤裸裸地妄图从农民身上搜括更多的钱财。（P378）
中国和俄国，是意义最为重大的现代农民革命的主要发源地，两国的相似之处，是它们的地主阶级都没有完成向工商业社会的转化，也都未能剪除在农民中四处蔓延的社会组织。（P379）
直辖地主在农村中直接或间接地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封建体制下他们是封建领主，在官僚主义的中国他们是依附于帝国官僚机构的土地所有者，在印度某些地区他们是介乎官僚与领主之间的柴明达尔地主。世俗地主的一般任务是抵御外敌入侵，提供安全保障，他们还时常行使司法权，为农村居民排解纠纷，不过这不是普遍现象；与世俗地主并列的是僧侣，他们的职责是为现行社会制度提供合法性论证。个别农民用传统的经济和社会手段难以应付某些不幸和灾难，他们却可以提供一种方式予以解释，这也使得这种不幸和灾难得以世代相衍。作为履行这些职能的回报，地主和僧侣以劳役、农产品乃至金钱等形式从农民身上榨取剩余劳动。（P380）
值得注意的是，哪里的地主与农村社会联系越紧密，导致农民起义(或是以后的农民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小。在中国和俄国，地主和农村的联系十分脆弱，而农民起义便成为这两个国家特有的现象，尽管这里的农村社会在组织结构上有着千差万别的形态。在日本，地主与农村社会的联系是高度有效的，农民革命便得以控制。但各种事实中也包含有令人迷惑的矛盾。在印度，除了在英国统治前的某些地区，政治权力并没有直接在村庄一级中实行，只是通过僧侣阶层建立起有力的权力关系，(这里的农民起义却十分稀少)。（P381）
传统政权在向工商世界过渡的早期阶段上面对的最大危险之一，是公开地失去农民的支持。关于这一点的一般性心理学解释是，由于农民经济地位的改善受到阻碍，日渐增加的需求最终导致革命爆发。这种“期待值递增革命论”或许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很难作为一般理论。在俄国与中国，甚至到了20世纪，这个理论都会对历史造成意想不到的曲解。这两个国家的富裕农民由不同途径回复到旧秩序中，是由具体历史环境及其这种环境对不同形态的农村社会的影响所造成的。（P384）
农民生活变化的时间，以及同一时期内受到冲击的人数，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我以为，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食物、住所和衣服等物质变化因素。除非这些变化的发生异常突然和剧烈。缓慢的经济恶化，作为正常环境的一部分，对于受害者来说往往是可以忍受的，用农民于“正常”“适度”的标准来衡量，甚至寅食卯粮、数米而炊的日子也可以凑合过去，特别是在别无选择的时候。农民无法容忍的，是骤然而至的压迫，一下子侵犯许多人的利益并打破既定秩序和习惯状态。当英国统治者企图以让人饿肚皮的价格，强使印度农民为突然兴旺的纺织市场种植兰靛时，连一向温和驯良的印度农民也风起云涌般行动起来，19世纪60年代农民起义的幽灵排徊在孟加拉广大地区。法国旺代省反对僧侣的革命斗争也大同小异，更多的事例就不必一一列举了。重要的是在这些情况下，个人的苦难迅速演变为公众的苦难。对社会的震动与冲击如果正好属于这种类型(震动的突发性、普遍性如果还没有严重到引起公众反抗的程度，那就始终不会起作用)，将在任何一种类型的农业社会中点燃起暴乱或革命的链式反应。（P384-385）
在中国农村，要成为一个全权村民，从而进入家族宗法关系和宗教义务的保守性影响下，需要拥有最低限度的财产。现代化进程使低于这一水准的农民达到了可观的数目，<这种状况在现代社会以前亦有发生)这就加强了激进主义倾向。日本和印度的农村则有所不同，它们为下等阶层中的缺衣少食者提供了合法地位，无论在古代还是后来都是如此。（P386）
总而言之，农民革命的最主要原因，在干农村中缺少工商业资产阶级领导的商品经济革命，以及在给农民加上新的压迫和锁链时，未能使农民的杜会组织也同时延续下来。如果农村共同体象在日本那样得以保留，就会与统治阶级保持密切联系，这样，庶几能够避免革命的发生。因为农民革命的主要原因，从来就是农民社会与上层阶级在制度上的联系过于脆弱，以及这种关系具有剥削性特征。革命的征兆在一定程度度上表现为政府失去上层富农的支持，富农们正在进入更加资本主义化的耕作方式，并开始确立自己的独立地位，他们反对贵族们为维持自身地位而强化传统义务，如18世纪的法国便是这种情况。而当这些条件尚属阙如或已被改变时，农民暴动要么不会爆发，要么会很快地遭到镇压。（P387）
象中国那样的在绝对主权支配下的强大农业官僚机构，特别容易使触发农民革命的各种因索聚合在一起。这种机构的强大力量，使之能够窒息独立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成长。它往往倾向于鼓励非组织状态，为了炫耀财富和武力把一切置于王权约束下。17世纪的法国也属于这种情况。国王还往往通过驯化资产阶级，削弱以资产阶级节命为标志的进一步现代化的发展势态，其影响甚至在法国也不难看到，俄国和中国由于避免了资产阶级革命，因此更易于受到农民革命的袭击。更严重的是，农业官僚机构由于巨大的赋税需求，会驱使农民与城市头面人物走向对立。因而造成人民大众与皇家官僚机构相隔绝的异常危险的局面。最后，就绝对王权取代本地领主的保护功能和司法功能而言，这弱化了农民与上层统治者之间的重要联系。如果上述功能的取代只是局部性的或偶然性的，那么王权很可能会发现自己正与地方豪强在榨取农民上处于竞争状态。在这种形势下，本地贵族有可能企图与农民携手联合。（P388）
自然，农民运动是不能与贵族阶级建立联盟的，但它会吸引其中的部分人，特别是极少数心怀不满的现代知识分子，使之成为自己的领袖人物。这类知识分子除非把自己与民怨沸腾的广大群众联系在一起，否则在政治上将无所作为。这类不满的知识分子及其思想经历所引起的关注，与他们客观上的政治重要性是不成比例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轨迹留下了文字记录，同时也因为厉史撰写者水身便是知识分子。如果因为农民运动的领导者碰巧是自由职业者或知识分子，便否认革命发端于农民疾苦，那将是十分错误的。（P38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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