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设计的政治架构何以长袖善舞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人们已经可以发现，在同一个政治架构内，中国竟然既能玩转计划经济，也能玩转市场经济。这样，中国就已铁的事实证明了邓小平的著名论断，即市场和计划都是手段，而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分标准，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正是破除了关于计划和市场问题上的传统教条主义观念，才打开了改革的局面。而苏联则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所以中苏前景不同就很自然了。
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全国和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制定法律的机关，是选举各级政府的机关，各级政府按照人大制定的法律依法行政。可以说，哪种意见能够获得多数人大代表的拥护支持，就能够上升为国家意志。谁能够取得多数人大代表的支持，谁就有可能入主政府。故而，在中国现行政治架构中，取得人大代表多数席位，是直接推行相关政治主张的重要途径。
中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够为社会各方面政治力量提供一个缓冲的对话平台。不管是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实行市场经济，各种政治经济势力方面的矛盾冲突，都可以在政协得到相当程度地缓冲减压，这对有效缓解社会矛盾提供了有益的制度保证，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社会上不同各方力量可能出现的严重无序竞争状态。
毛泽东设计的政治架构充满辩证色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现出集中统一的特点，政治协商制度体现出民主共商国是的特点，最后，最终国家的一切权力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体现出人民当家做主的特点。
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国家统一，有利于集中国家力量办大事，这对于维护中国的统一非常重要，对于中国追赶先进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非常必要，这也是能够有效实行计划手段的重要保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有利于团结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能够较好较快地动态地反馈社会各方面的意见信息，这对于推进良性有序的市场建设尤为重要。
从中国历史传统来看，中国自秦朝以降，在中央集权的政治架构下，一直实行着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古代中国实行的市场经济是非常彻底的，连土地都实行私有制，可以自由买卖，每一个朝代发展一定的时间后，经过充分的土地市场竞争兼并的过程，大量的土地开始集中垄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社会贫富极度分化，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日益激化，在一定条件下爆发为农民起义战争，如果起义成功，则进行改朝换代，然后再重复土地兼并农民起义的周期性过程。
中国历史表明，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顺利实行市场经济是不在话下的，而且可以实行的极为彻底，如土地都可以自由买卖。但是，历史同样告诉世人，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社会财富（过去是以土地为标志，现代是以资本为标志）向极少数人手中集中，最终必然激化社会矛盾，无可避免地要爆发社会动乱，造成严重社会问题。
这就表明，如果放任市场自由竞争的话，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超过某个限度，则市场就会崩溃。如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大萧条即为一例。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一开始是通过发动战争的方式来释放这种激化的社会矛盾，当战争越来越行不通之后，就开始尝试通过社会改良，利用社会福利制度等手段来调节财富分配，这样就减缓了社会矛盾积累的速度。但是，这些做法只能延长矛盾爆发的周期而已，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近期美国由于国内矛盾的不断激化，而再次拿起战争武器发动对外战争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人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玩到一定的限度，就玩不转了。
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结果，必然是社会财富越来越大量地集中到少数财团手中，社会贫富日益分化，富人和穷人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必然诱发经济崩溃，进而引发一定程度的社会动乱。长此以往，资本主义国家这样周期性地折腾地话，必然元气伤尽，把资本主义制度给玩完了。
而建立在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因为涉及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少数富人手中，这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优势来调节社会矛盾，把社会矛盾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波动，避免出现经济崩溃和社会大规模动乱现象。
因为中国搞改革没有象苏联那样盲目地抛弃原有的政治架构，故而中国的改革震荡就比苏联要小得多。打个比方的话，如果把国家比作一辆汽车的话，国民就是乘客，而执政党就是司机。苏联的改革等于是把原来的司机一下子换掉了，结果必然引起重大混乱。而中国的改革不换司机，只是要求司机调整一下开车的方式，当然造成的震荡会小得多了。
总之，因为中国的改革没有抛弃原有的基本的政治架构，则有利于中国最大程度地可以化解社会的各种矛盾，而这些优势是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具备的。经过实践检验，毛泽东设计的基本的政治架构能够经得住不同经济模式的挑战，真是令人无比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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