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毛病传导到乡村
在我国，城市始终是乡村的学习表率、仿效榜样和判别标准，城市中的正面、反面的东西都对乡村起着引导的作用、传承的作用。
在城市里生活的人们之间总的情况是互不信任，由于个体竞争承包等种种原因，互相提防是必然的，这种互不信任的关系，通过各种渠道传导到了乡村，特别是农村外出打工的农民满天飞，他们把城市里边的各种毛病统统抬到了乡下，包括乡村中的“流氓”横行、个别“无赖”村官的推波助澜，村民们之间自然也就有了相互之间的互不信任，偷窃等事件时有发生。
二、平民百性对个别党政机关干部以权谋私、腐败现象的“无奈”
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及深化的过程，监督制度更有一个健全的过程，县乡干部以权谋私、腐败现象常见，老百姓听之任之，有的地方几乎是普及的，而且比较严重，使乡村农民群众中“当官掌权，谋私自然”、“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等观念成为大家的共识。有关系的人拼命当官，当上了官拼命捞钱，“不捞白不捞”；当不上官的，自认“没本事”、“没福气发财”；丢官的，自认倒霉。当问及如何解决党政机关干部以权谋私、腐败问题时，村民们普遍感觉是“没有办法”、“小老百姓管不了”的事。
很多乡村干部说，农民对村干部选举时普遍不积极，问及原因，村民们形象地说：我们这里的村干部可以比喻为臭虫，在没有当上村干部时没有便宜占，肚子是瘪的，当上了村干部，就拼命“吸血”贪占集体钱财，肚子很快便吸饱了。村组织换届不要选举了，就让吸饱了血的干部继续干得了，因为“臭虫”肚子吸饱后，就再也吸不动集体的血了。
三、在邪恶势力面前不得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乡村社会中普通老百姓是弱势群体，在我国至今尚无有效保护弱势群体的法律和机制的大环境下，在邪恶势力面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是他们唯一的理性选择。
据《法治日报》报道，在浙江宁波打工的贵州省农民肖敬明，2006年7月14日晚目睹一起斗殴杀人案，在向警察举报并破案、杀人犯被绳之以法后，却由于我国至今没有一个保护证人权利的法律制度和具体规定，屡屡遭受案犯的威胁、敲诈、恐吓，不得已带着妻子、8岁的女儿和刚满月的儿子举家逃亡他乡，微薄的积蓄化光了，工作找不着，生活陷于绝境。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公检法机关应当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是过于原则、笼统，缺乏可操作性，由此，宁波公检法机关无法依据法律，对肖敬明及其一家进行保护和帮助。另据报道，在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率在各级法院几乎没有超过10%的，有的法院证人出庭作证的比例只有1%，且都是一审案件，二审案件证人出庭作证比例更低。据北京市一中院统计，该院辖区2005年度审结的刑事案共5500件，证人出庭案件只有29件，所占比例不到1%。
山西黑砖窑事件中的当地老百姓之所以长期不敢揭发，保持沉默，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黑势力太强大了，如若揭发便会“大难临头”。因此，彻底解决类似山西黑砖窑事件，不从根本体制与机制上寻找产生的原因、设计解决方案，今后类似问题今后还会发生，老百姓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态度也很难转变，社会风气也很难好转。
四、“无的放矢”、“假大空套”式的教育掩盖了最重要的制度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在一些形而上学的指导思想下，思想宣传工作比较重视有形的硬件方面，而对于无形的说理，一方面研究的不够，另一方面更很少往人们的心坎里下功夫。一段时期里，“无的放矢”的“假话、大话、套话、空话”盛行。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许多乡村的机关干部的思想宣传工作，就是往村庄老百姓的墙壁上，涂写几条标语完事。这种形式主义传达给老百姓的信号，一是党政机关干部写写标语，肯定不是当真的，用不着管它；二是党政机关干部只会写写标语，说明他们要么是没有什么撤（办法）了，要么纯粹是应付上级，也用不着管它。
五、基层社区管理上的“空白”
长期以来，与不定期的政治运动相适应，我们的乡村基层干部被“养成”了工作就是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的习惯性思维与行动，很少把社区内的公共事物、公共品供应，挂在心上，更很少落实在行动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乡村基层组织的干部们经历了由抓政治运动向抓微观经济活动的转变，象华西村、南街村靠大办工业而富裕的仅是特殊的案例，不具有普遍性，而绝大多数乡村办工业都以失败、“付学费”而告终。有的可能是没有经验，有的可能是进不了市场，有的则是污染大、能耗高而被“关、停、并、转”了，有的则是管理不善而垮掉了，如此等等。一个又一个的项目没有成功，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后，使他们对办工业式的经济项目“谈虎色变”。此外，乡村基层组织的干部们与所有农户一样，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于“承包地”，就不能不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在了自家的“承包地”里。当然，乡镇有行政任务，例如收取农业税、“乡统筹、村提留”以及计划生育、协助征兵、对困难户分发救济款等，这涉及到他们及他们的亲朋好友的经济利益，而且无一例外的有补贴，他们还是有积极性的。取消农业税与费后，乡村基层组织的干部们便没有了行政强制性的工作任务，这样一来，他们就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了，至于没有报酬的社区管理，他们当然是懒得过问了。同时也就出现了“乘虚而入”的家族管理、宗法管理，当然，这些成不了什么大气候，特别是农村经过“包产到户”平均分配土地之后，农户家家都拥有差不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权力的情况下，大家都只有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和精心经营，才能致富过上好日子。
六、信息的不公开、不透明导致的不信任
长期的封建社会，“为尊者隐”成为大家必须遵守的不成文的法规。到了近期，“为尊者隐”演变为“下级为上级隐”、“媒体为中级以上官员隐”（不准披露问题）。由于信息的不公开、不透明，行政机关、行政人员干些什么，老百姓在一段时间里并不知道，但是纸包不住火，一旦老百姓知道了内情，原来对于行政机关、行政人员的认识、看法便完全改变了，久而久之，老百姓对于行政机关、行政人员的说教，不能不打个问号。例如，在乡镇和村两级的党务、政务中，虽然中央一再要求党务公开、政务公开，但是至今作的都很不理想。由于不公开，有权就可以从中搞名堂，就可以贪污受贿，就可以对老百姓耀武扬威。这样一来，老百姓就不能不产生我们所不需要的观念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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