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小农社会主义论』——项观奇三答高寒

破『小农社会主义论』——项观奇三答高寒　　

项观奇　　

2009。1。16
　　

（题记：我不是高寒，我是高寒的對手。高寒先生是位自學成才的社會民主主義理論家。水平至少在謝韜之上，因為他認真讀了馬恩列毛的書。但他的理論我認為是錯誤的。他寫的這篇社論，包含了和我論戰的意見。可是，怎麼有人把這種觀點算成了我的觀點。我把三論放在這裡，以明確我的觀點。我在和他論戰。我們還要打一段時間。他已經下戰書。我能退讓嗎，不能。我正寫四論，在改，論半社會主義。項觀奇，2009。1。16）　　

毛泽东同志究竟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位小农社会主义者，这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高寒先生刚刚给我出的考题。　　

这就像抽签考试，如果正好抽到了自己想回答的考题，那心里是非常高兴的。我此刻的心情就是这样。
我正想为被高寒先生讽刺为『我的尊神』毛主席摘掉『小农社会主义』这顶帽子，高寒先生却把这顶帽子又扣了过来。我顺势接招。作一小文，破小农社会主义论，为毛主席辩诬。
这顶帽子不是高寒先生的发明。我想，至少也有近三十年了。三十年前，反毛声浪甚嚣尘上之时，其中一个声音，就是说毛泽东是小农社会主义者。他所搞得这一套，是小农社会主义。
我所见有限，至少当时学术界有几位颇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便持这样的高见，有的先生已经故去。而其中，提出此论最早、最为得力的则是我的患难与共的一位复旦师长。前几年他送我一本他的大作<史学导论>,其中依然宣传这样的观点。我很不以为然。近日，他又善意地批评我『胡涂』。我想，『是我胡涂，还是你胡涂？』更想辩一辩。
正在反复思索这个问题时，人极聪明、颇有理论修养、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诩而又要搞社会民主主义的高寒先生，直截了当地给我这个被他称为毛派的老兵出了这道考题。这不是正中下怀吗？就让我试试看，看我这个毛派够格吗。高寒先生一向喜欢理论的彻底和逻辑的严谨，我很为难，只能以理论的浅显和逻辑的松散回敬，如果所论大意不错，也便达到了我的目的。宏篇巨制，有待来者。　　

一，我们的分歧的根本点在哪里　　

在讨论小农社会主义这顶帽子之前，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的还是，我们的分歧的根本点在哪里。这是符合高寒先生要求的理论应该彻底这一愿望的。我们就看看这个『底』在哪里。
分歧的根本点，还是在应该如何从总体上评价毛泽东这个人，也就是说，是基本肯定毛泽东呢，还是基本否定毛泽东。
毛泽东一生干了两件事，对这两件事，尤其是，对进城后所做的第二件事____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主席自己强调的是文革），是基本肯定呢，还是基本否定。由于有这个根本分歧，就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毛泽东是基本拥护呢，还是基本反对。
对我这个矢志不移的毛派来说，当然对毛泽东是基本肯定的，是坚决拥护的，不仅拥护，还要在他受到攻击时，坚决捍卫。破小农社会主义论，就是捍卫。
高寒先生则不是，他在残酷的牢狱生活中，终于离开了毛泽东。他说：『通过多年的反思，尤其是在黑牢里所经历的巨大心灵阵痛，让我最终得出了一个痛苦的结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一个——中国的历史-现实环境又使之不得不是一个——以小农社会主义作指导思想的党，一个对中国几千年传统中的小农「平等」乌托邦充满着幻想的党。』这样的一个党，『它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使之逐步地成了今天这样的代表着中国当今最反动的生产关系和最反动的上层建筑，从而惯性地成为了中国历史进步的巨大阻力的封建社会主义政党。』高寒先生自然不能与领导着这样的一个党的毛泽东为伍。高寒先生对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批判，就是对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我对高寒先生经过『巨大心灵阵痛』终于痛苦选择的这个思路，深感惋惜。反对是不能不允许的，我这里要讨论的是反对得对不对。因为高寒先生说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很好，这就有了一个我们可以讨论问题的标准。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底是应该拥护还是反对毛泽东？
正像高寒先生讽刺我说的，我是『一遇到毛泽东这尊神就嘎然而止的思维局限，却使之根本无法坚守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品格：理论的彻底性。』是不是这样，我先不辩论。但我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尊重是确实的，文革里不是常唱那首歌，说『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吗？我就有点这样。直到现在，每听到那些歌颂主席的歌，我就激动不已，常常掉泪，对爹妈，没到这样的程度。
打了我多少次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真不识相，我还在为反对修正主义，保卫党，保卫主席奋斗。我不出身小农，但可以批判我的小农式的『愚忠』。
不光我，我那位老母亲也是。困难时期，我家也经历了<墓碑>所写的那样的苦难。但是，老母亲到德国来，交待我，『主席的错误，我们都明白，但是，他心好，他是想办好事没办好，跟着他，死，也是情愿的。』这可能也会被批判为小农的愚忠，而且也真到了极点，死都在所不惜。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理论』，并牢牢记在了心间。这是我们和<墓碑>的作者,观察问题的立场的根本不同，世界观的根本的不同。我们是要从错误中前进，他们是要从错误中算帐。算毛泽东的账，算共产党的账。
最近看到两条材料，使我对王光美同志有了新的认识，一条是她去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留下了『深切怀念毛泽东』的题词，一条是，他对新凤霞说：『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看到这两条材料。我不由得对她肃然起敬。许多人因为这句话骂她、嘲讽她，包括那位旧社会被称为戏子、新社会给了崇高地位、文革受了委屈的新凤霞。是啊，少奇同志的冤案，她所受的凌辱，不但不恨死了毛泽东，还要这样说。但我，正是从这里看到了王光美同志的伟大，这一句话，『顶一万句』，比什么平反决定更能展现王光美同志的高尚品质。还有那位黄克诚同志，庐山整得还轻吗？文革受得罪还不够吗？可是当反毛甚嚣尘上的时候，他不但不趁机报复、落井下石，反倒抛出大块文章，捍卫毛主席，令人感动地证明了他不愧是伟大的共产党人，也反证了整这些同志的确是犯了错误，同时，还证明这样的同志绝不小农社会主义者，而是有广阔胸怀的共产主义者。
就我知道的，许许多多捱过斗的老同志都有这样的『愚忠』。我可以举出很多很多我所亲眼见到的例子。不谈毛泽东则已，一谈，总是充满敬意和怀念，而且也和我一样，禁不住热泪盈眶。这在小农社会主义论者的眼里，是不可理解的，是很鄙视的。
区别就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愚忠。我们之所以这样忠心耿耿地跟着毛泽东，无非是因为他是工农劳动人民的忠诚的带头人，他的方向和路线是基本正确的，他的心总是和受苦的劳动人民连在一起的，心里所想，实际所作，都是为劳动人民服务。老母所说『心好』，就是说的这件事，说理论化一点，叫立场问题。
小农社会主义论者不是这样看问题。在这一点上，正派的高寒先生没有代表性。谢韬、李锐以及故去的几位先生，才是代表。在他们的眼中，毛泽东就是个封建帝王，而且是个坏帝王，是个耍权术，搞集权，无所不用其极的魔王，是坑杀了几十万知识分子的刽子手，是害死几千万人的暴君。毛泽东不懂马列，不懂经济，<资本论>没看过，只看中国古史，而目的是索求愚弄臣下和百姓的伎俩。毛泽东自己不是说了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就是会整人，会斗人，是个标准的大坏蛋，是个准斯大林，比秦始皇还坏，比蒋介石还坏，形同希特勒。近日，浏览网页，才知道有位少将军衔的王年一先生及其一流人，在为林彪的翻案大做文章，其出发点，也是毛泽东搞权术，逼走了林彪。还是一个『坏』字。明明毛泽东的讲话都是桌面上的，而林彪一伙是私下的，但事情就敢翻过来说。立场何等鲜明！王年一对毛泽东的那股仇恨劲，是跃然纸上的。和对林彪的热烈的爱，成了鲜明的对比。上帝成全了他，让他也在九一三去见林彪；就像成全了李志绥，让他猝死在茅厕里。这对信奉上帝的人来说是个绝好的验证，但我还是认为这是巧合。我这里想强调的是，这种立场的分歧，是无法通过辩论解决的。
高寒先生敢于承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有可歌可泣的历史功绩，十分难得。但有些人，连这一点也不放在眼里。这其实也是老看法。当年，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是已经说了吗，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在他们看来，从韶山那个封闭的落后的山沟里的农家出来的毛泽东，能懂什么高深的马列主义，那时就有唯成份论。尤其在吃过洋饭的先生们的眼里，农民本来就是『反动的一帮』。所以，小农社会主义论，老有年矣。就连高寒先生的结论也还是，毛泽东思想不过是张献忠主义，李自成主义，洪秀全主义，一句话，小农主义。毛泽东脑子里的社会主义就是小农乌托邦。但他不是讲出身，是讲思想路线，是讲国情。但讲偏了。
我多少还有一点历史知识，加上中毛泽东的『毒』，对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这些农民英雄是很敬仰的。毛泽东在批林彪的『天才论』时，不是说过吗，他不是天才，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是天才。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和他们是一路英雄，我信。
在我们史学界，这些年，农民起义和农民起义领袖们的行情很不好，据说这些『贼、寇』，是破坏中国古代生产力、破坏中国古代历史前进的罪人。我不知道高寒先生是不是也这样看。反正，骂古人是为了骂今人。今人何人？毛泽东也。无非因为毛泽东也是造反的头头。借古讽今。这一套，我就不信了，我还是信『造反有理』，信农民起义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功劳大得很。
封建史家骂农民起义领袖，情理之中。说张献忠入蜀杀人如麻，本是谣言，解放后，史家早已辨诬，但现在又要颠倒过去。随它去吧。农民起来了，不仅要杀尽贪官污吏，连好官清官，可能也不会放过，因为是阶级对阵。而且，可能贪官污吏喜欢望风而逃，倒是清官、好官，会维护地主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农民起义军。双方杀起来，就不好说那一刀对，那一刀错了。事实是农民再狠，也不如剥削阶级狠，你看那酷刑，那处死，都是铁的历史真实。所以，对农民起义的看法，还是立场问题。
一联系现实，就更清楚了。不是吗？你看杨佳。看法就不一致。我有我自己的见解。其实也是老见解，就是，这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杨佳不是无缘无故冲进警察局杀人。是警察先群体地无法无天地殴打他。在我看来，这个行为，可打的不是杨佳个人，他们是把杨佳做为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的一员，也就是『算个屁』的一员，因而可以这样随便地殴打，实行阶级专政。而杨佳，也不是冲着个人来的，他看到了警察这个整体在欺侮他。于是，他冲进警察大楼，向这个马列毛讲的阶级压迫的工具，做斗争。这是标准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行为。不是看了杨佳的宣传画，提把刀，威风凛廪，所以认为他是英雄，而是看了他的整个反抗事迹，明白了他是英雄。被害的警察是无辜的，但是，是他们的同事践踏法律，欺侮人民，给他们带来了不幸。我同情被害的警察，更同情杨佳，是尖锐的阶级压迫，使他去杀人。所以，我恨那些枉法的警察，更恨造成这一切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体制。这个阶级矛盾得不到解决，那就不是一个杨佳，两个杨佳，那就会导致千千万万杨佳，那时，一场阶级搏斗就不以非暴力主义者的愿望展开了。你站在那一边？你还要批判他们犯上作乱？你还要像那个混混余杰那样说屁话？仔细你的脑袋。今天，杨佳被执行了死刑，明天，这万恶的体制也会被执行死刑。
这还是毛泽东的看法，他自己不是对着斯诺说过吗，他心目中的第一个英雄就是长沙抢米风潮中的那位头头。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个时代，这可是一伙强盗的暴乱行径。当今也是吧？
所以，现在史界看法也『改革』了，农民运动还真是痞子运动。农民战争，土地改革，甚至文革，均不例外。说小农，是客气话，说小农社会主义，是抬举。其实，还是委员长的老道理，是毛泽东这个『共匪匪首』，带了『共匪』，带了『贼寇』，造反。文革中，有一句名言：『造反派里牛鬼蛇神多』。这是不错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抓五一六，直至最后的清查三种人，都跑不了造反派。造反派就是坏人的代名词。毛泽东就是全国造反派的最大的头头。毛泽东自己明白，70年庐山那次『矛头是对着我的』。76年邓这次又是『矛头是对着我的』，最后，76年以后的反攻倒算，他没有发言权了，矛头更是明摆着『对着他的』。
说这些，是不是离题远了呢？不是，很不是。我是告诉高寒先生们，对毛泽东怎样评价，是小农，是坏蛋，还是导师，这不是学术争论，这是阶级斗争。你别在那里左一个理论彻底，又一个逻辑严密，这不是关键，关键是，劳动人民造反是否有理，共产党造反是否有理，造反派造反是否有理。毛泽东是个代表，是个头，是造反的头。拥护他，还是反对他，是一直伴随着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主要矛盾展开的，站在穷苦的『小农』____劳动人民这边的,拥护他，站在富有的剥削、压迫『小农』----劳动人民那边的，反对他。这是个大的界线。帽子怎么扣，是具体的事，大原则就在这里，不复杂，很清楚。黄克诚同志就也是这样讲的。高寒先生胡涂啊，我那位师长胡涂啊，观奇不胡涂。文革中爱说，『亲不亲，在线分』，极端了不好，但事情也真是这样。这个道理，高寒先生如能尊重，能有理论的彻底，逻辑的严密，下面的文章，本来是可不写的，那是具体的事，这里说的是根本。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对当年有些老造反朋友，因为捱了整，从文革后期，就站到了特权阶层那一边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被『老爷』夸了几句就终生难忘，很是感到遗憾。他们常以反对张春桥同志为荣，我觉得很可笑。你没看庐山上谁反他？你没看二次炮打他代表一种怎样的势力？实际矛头都是对着主席的，主席自己也是这样说的。这些朋友，后来到了海外，反毛，反共，彻底背叛了原来造反派的立场，我是绝不敢苟同的。套用我那位师长的话说，『胡涂啊』。例如广州的那几位，例如南京的那几位，因为有气，有意见，就站到那边去了。真不如王光美同志，更不如马宾、魏巍等同志。这些同志除了捱整，当年还没造过反呢！
尊敬的高寒先生说得对，毛泽东是我的尊神，但是，不全面，毛泽东不仅是我的尊神，而且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尊神，在劳动人民求解放的日子里，这位尊神还会帮助劳动人民，他那被你们称为『小农社会主义』的思想还会管用，不管你们怎样说，有这位尊神的旗帜，劳动人民斗争的胜利就会有把握。所以，不管你们怎样讽刺、贬低毛泽东，劳动人民在经历了活生生的痛苦的基础上，还是要拿起这位尊神提供的思想武器，更坚定地投入到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去。　　

二，毛泽东是怎样的一位领袖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的一个党　　

高寒先生们的手中有一杆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天平，拿这个天平一量，毛泽东是一个『小农社会主义者』，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一个以小农社会主义做指导思想的党，一个对中国几千年传统中的小农平均乌托邦充满着幻想的党。』而号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既有与中国国情结合，让中国共产党能打下天下的神奇功效，又还是因与中国国情结合，而将马克思主义改造为「张献忠主义」、「李自成主义』、「洪秀全主义」的功效。』
感谢高寒先生以他良好的理论思维，概括了他们这一派先生们的看法。我觉得比较准却。准确到，成了我的一个好靶子。
毛泽东是这样吗？在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是这样吗？当然不是。按照高寒先生的要求，我们让历史事实说话。限于篇幅，只能大略。
先说第一件事。
毛泽东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光这个『新』字加上去，就是一大发明，就有深刻的内容，就是大学问家陈独秀等人比不了的。这个『新』字，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能加上去吗？小农能加上去吗？干不了，这是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才能加得上去的。
要想获得新民民主义革命的胜利，可不是光这一个『新』字就万事大吉了，还难着呢。于是，毛泽东又研究出了一条在中国这个特定的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的历史任务是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所走的道路不是俄国十月革命创造的城市暴动、武装起义的道路，而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人民战争的道路。与这条路线相联系，毛泽东又创造了一整套东西，例如三大法宝，即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等，很多很多。日本人打来了，又搞了抗日统一战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刀下留了蒋委员长，让他扮演民族英雄的角色。共产党又搞了一整套东西，例如一本<论持久战>，说服了多少人。然后，三年内战，三大战役，秋风扫落叶，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套、一大套，是小农世界观的人搞得了的吗？别说小农了，『英明导师、大元帅』斯大林，都搞不了。全世界当时没有第二个人搞得了。
现在吹集体创造毛泽东思想，别吹了，瞎扯。中国共产党内除了毛泽东，谁能写出<新民主主义论>和提出、制定那一大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策略，谁能搞出那样多的玩意？只有毛泽东。不信，你举个人出来，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还是林彪？哪个行？还是副帅说得对，谁也别争，都不行。不行就是不行，不服气不行。可惜，最后他不服气，还是摔了下来。恩格斯早就说过，『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者。』是的。主席是帅才，其它的同志至多是能者。搞点具体的、一个方面的，或许可以，大点子，还是毛泽东。1928年，柳亚子就赋诗赞毛泽东是中国的列宁。真有眼光。我们不能到了80年后，反而胡涂了。『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这才是大实话，才是真理。
与其说，毛泽东搞了小农社会主义，不如说，正因为有了毛泽东，才没有搞小农社会主义。在一个小农汪洋大海的国度里，革命的主力军又都是贫苦的农民，农民的、封建的影响太大了，正是因为有了这位高瞻远瞩的毛泽东，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干部，才基本上____不是全部，所以才有高寒先生指责的那些小农的毛病和灾难____摆脱了小农的影响和干扰，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高寒先生们的指责才落了空。
毛泽东是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个敢想、敢干、敢创造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所以才有毛泽东思想诞生。普拉昌达同志说得对，已经发展到了毛泽东主义阶段。这不仅是对中国的贡献，而且也是对整个东方、对世界的贡献。中国新民主主革命的胜利，绝不是小农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是马列毛主义的胜利。
那么，第二件事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呢？难道是小农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实践吗？高寒先生们的小农社会主义论，恐怕主要更是就这一历史时期来说的，而这也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水平之高，是世界历史上仅见的。为什么，道理可以讲很多，但是，主要的一条就是中国的地主豪强、封建皇帝对农民的压迫剥削太残酷。就是封建史书也掩盖不住这一点。卖儿鬻女，饿莩遍野，不绝于书。这是中国特色。别的不说，单就吃肉来说，在欧洲，农奴也是有肉吃有奶喝的，而在中国，两千年前，食肉者就是贵族领主阶级的代名词了。两千多年下来，我们民族的身体素质能不受影响吗？这是不是抹煞欧洲贵族领主的阶级本性呢，不是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么？我看不是，历史自有历史的特殊性。我们只能解释真实的历史，不能改变真实的历史。
中国农民在其伟大的反抗斗争中，逐步提出了自己的奋斗纲领，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上的『等贵贱』，经济上的以『均田』『免粮』为基础的『均贫富』。它所达到的最高的形式，就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一个令人感动的小农乌托邦空想。
农民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关于农民建立的政权的性质，史学界长期有争论。但不管怎样说，农民会受封建主义影响，而导致政权变色，这是大家没有分歧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农民没有一种关于建立自己的新兴的政权的科学理论做支撑，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农民朴素的平均愿望的实践。但是，这也说明，不能把封建专制思想和封建政权形式，说成是农民阶级自身的东西。和我们这里的讨论相关的是，这种封建专制的一套，不是所谓小农社会主义的内容，是小农受影响、接受的东西，不是小农自身固有的东西。这一点在理论说清楚是很重要的。
毛泽东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小农的纲领有什么共同点吗？一点也没有。
毛泽东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自苏区，到延安，到北京，建立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权，虽说带上了封建性。
不错，我也使用封建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但是，这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使用的那个概念的意思，也不是高寒先生使用的这个概念的意思。我提出这个概念，本来是解释苏东社会主义垮台的原因的。当时我看到了宫达非先生主编的<苏联剧变新探>这本书，也看到了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我不赞成归结于斯大林主义，更不赞成归结于戈尔巴乔夫、叶里钦的叛变，我去找社会基础的原因，我得出了这个结论。我这里的意思是，自斯大林以来，我们实际建立的是带有封建性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是社会主义，带上了浓厚的封建主义。当然这个封建主义也是按约定俗成的用法，无非是指前资本主义的专制、等级、特权那一套。而这种社会形态的产生，与俄国、更与我国的社会落后，小农汪洋大海，封建文明长期有关。这有一个完整的思想脉络。至今我还是这样看，并不断加深认识。而指导我认识问题、我所继承的思想武器，正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继续革命的理论，尤其是他临终前的指示。
这和高寒先生们的小农社会主义理论有一个根本的界线。
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搞得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小农世界观指导下的、小农心目中的所谓社会主义，实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以，高寒先生说：『他们——以及跟在他们后面许许多多的真诚的中国共产党人（混入的变节的贪官污吏不算）——又都是将自己所至死都坚持的那个小农封建社会主义，当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当作真正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事业，当作人民幸福的源泉来奋斗、来捍卫，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毛泽东干的是什么呢？是『将马克思主义改造为「张献忠主义」、「李自成主义」和「洪秀全主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一个——中国的历史-现实环境又使之不得不是一个——以小农社会主义作指导思想的党，一个对中国几千年传统中的小农“平等”乌托邦充满着幻想的党。』
『小农「平等」乌托邦』是小农社会主义论的核心思想，是这顶帽子的要害。
这顶帽子要是戴在农民起义、农民起义领袖头上，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要戴在毛泽东，戴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头上，我就有不同意见了。
让我们看看，毛泽东的理想和实践是什么，是不是『小农平等乌托邦』。
土地改革，使农民每人获得一份土地，这应该是标准的小农的愿望。可是，正是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两极分化的弊端，就开始领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集体占有土地，集体劳动，直至搞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集体占有土地的本质是公，小农个人占有土地的本质是私。主张破私立公的毛泽东的思想，恰恰不反映小农的愿望，不是小农的『均田』的乌托邦。
在和农民关系最密切最容易表现小农世界观的土地和农业生产方式上，毛泽东并没有表现出小农平均乌托邦空想，那么在国营工业领域，在搞民族资本主义和城市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更很难说是以小农世界观为指导了。至于什么大庆精神，鞍钢宪法，到两弹一星，更是马列毛主义的精彩创造，哪里是小农想得出的。
就对社会主义的整体认识来说，毛泽东不但不是小农那一套，而且走到了苏东各国共产党的前面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的问题，并搞出了一条马列毛主义的路线。这样的伟大的创举，是小农想得出的吗？不可能。
小农的影响，尤其是对这个党的影响，是存在的，甚至可以说是严重的。57年的错误，58年的错误，文革中的错误，都与小农的世界观分不开。专制、等级、特权的政治框架，也与小农世界观分不开。在民主问题上，毛泽东以及他所领导的党，从理论到实践，都有明显的不足。这更与我国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的民主制有关。
但是，这些，并不能从小农乌托邦得到合理解释。依我看，主要还是社会落后，文化落后，封建主义文明时间太长，影响太大，人们习以为常、容易接受的缘故。专制体制方面的问题，是与小农有关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来自家长制，来自农村这个封建主义的基础。半封建在这里是全封建。因而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主要成份来自农民的党，容易受封建专制思想影响，这一点也不奇怪。苏区的问题，延安整风中的问题，建国后的几次错整了同志的问题，无不与小农的落后和局限有关。以许世友同志为代表的一些将军们的作风，是有一些去不掉的农民英雄的风貌。但这可不是什么小农的平等的社会主义乌托邦，而是小农与封建主义的结合，是小农的『不平等』的乌托邦。
这种局限当然也包括了毛泽东，他自己也在文革中，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直言不讳地说到毛泽覃批评他的往事，骂他：『这不是毛家宗祠』。他深情地自我批评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说过，在中国，封建主义就像病毒，谁也无法避免感染。这当然包括毛泽东，但是，也包括小农社会主义论者，你们的批评也不科学呢，胸怀也很狭隘呢。你们手里的科学天平很不科学，是一杆教条式的不准确的『天不平』。
毛泽东是反封建的。他对于特权、等级这一套是反感的。而且，是和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特权阶层的产生联系起来看问题的。在当时那个时代，他的认识是领先的，不仅比苏东领先，在国内比其它的党内外同志领先，更不用说那些反对继续革命的同志了。这主要反映在1974年底的『理论指示』和1976年以中央4号文件下发的『重要指示』中。这些指示，把封建性社会主义的弊端，基本讲清楚了，是我们直到今天认识问题的基础。就针对特权而言，他说：『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份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是很恰中要害的。
视察大江南北时，又一再说群众发动起来了，大家关心国家大事，表示满意。而对层层官僚主义，整人，他批评说，动不动就训人，平时群众不能说，文化大革命一来，不得了。75年批示又说，『训人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就是高寒先生认为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官僚特权阶级的说法，也不是你们的发明，而是毛泽东在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过程中逐步提出、并加以论证的。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更尖锐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说他们是骑在工人头上的吸工人血的剥削阶级。这些观点，不仅早以超出了小农的狭隘眼界，也超出了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只有马列毛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胸怀，才能看透这些社会弊端，才能要求继续革命，不停止革命。
这些伟大思想，邓小平同志他们，到死也不明白，还给毛主席扣上了『晚年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滑稽帽子，否定了第二件事，否定了阶级斗争观点。他们不懂，不讲阶级斗争，不讲继续革命，还是共产党人吗？他们也不想想，老祖宗是怎样说的，他们是不读书的。但是，小平同志他们，也不是小农，而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加上封建主义影响的表现。六四，是典型的封建的法西斯的，不是小农的，更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现在的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是不敢这样做的，也做不起来。因为那里没有深厚的小农作基础，而我们这里有。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两件大的社会实践活动来看，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个奋斗过程中，犯过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这都没有动摇这位领袖、这个党的基本的属性，因为要看方向，看路线，看它的主要方面、基本方面。
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革命，不管是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由于革命队伍的大部份成员来自农民，又处在农民的汪洋大海里，也由于没有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文化水平低下，封建主义不仅长期存在，而且有深厚的充斥于一切空间的社会影响，这就使我们的两步走的革命，不能不带上农民的和封建的印记，尤其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这种不足就更明显了。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正是他，抓住了党的建设，尤其是思想建设这个法宝，也正是他，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这些措施，使我们的党，摆脱了农民党的命运，使革命沿着马列毛主义的道路胜利发展，不足还是有的，有时也十分严重，但是，这毕竟是次要的、第二位的。
结论只能是，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者，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毛泽东主义的阶段。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任何一个人只要作成其中的一件，也就无愧『伟大』二字，并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发展了。但是，毛泽东做了两件事，虽说第二件事，没做完，而且错误也不少，不小，但是，用列宁的话来说，叫做，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方向已经指明。还可补一句，叫做，原则已经奠定。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十年前，毛泽东带领我们所探讨的思想，在三十年后，因为被抛弃了，所以也很少有人懂了。幸好，在喜玛拉雅山的那一侧，一位伟大的马列毛主义者，很好地、很准确地理解了毛泽东，高高地举起了毛泽东的旗帜。这就是光荣的尼共（毛）的领袖普拉昌达同志。历史真让人开怀大笑。
毛泽东具有高尚的人格，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它的心里总是装着劳动人民，就是在他出错误的时候，也是因为，为了劳动人民，尊重劳动人民，生怕伤害了劳动人民。他的心里又装着革命先烈，只有他才能在九大那样庄严的会议上，动情地说『好同志都牺牲了，我们剩下来的是渣子。』多么高尚的情怀啊！他从来不把自己看得很重，而把劳动人民看得很重，他发动文革就是害怕中国变得像今天这样，怕劳动人民在他身后受苦，所以，他以73岁的高龄，不顾个人跌得粉碎，毅然决然发动文革，到了临终的最后一年，83岁了，又拖着病体，不惜发动批邓。他就是怕邓小平窜改他的保护人民的路线啊！他曾经谅解了邓小平同志，重新安排他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但是，小平同志还是要搞『白猫黑猫』那一套，不要阶级斗争，面对这种大事大非的路线问题，他义无反顾，起来斗争，可他已经躺在病床上起不来了啊！
这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人，可是，就有那么一些没有良心、没有人格的人，在他身后，造谣诬陷他，就那个『亿元稿费』问题来说，全是诬陷造谣之词。幸亏管稿费的几位同志还活着。毛主席有124万稿费，这稿费基本都属于了国家，主席动用的很少，只十几万。我想，全国有稿费的人很多很多，但是，不把稿费看作自己私产的我相信举不出几个。那些诬陷毛泽东的人，当你们靠这诬陷文章拿到稿费时，你们还有人格吗？我还相信，全国没有银行存折的，到死全家只有500圆生活费，而这500圆最后还交给了国家留作纪念的，也举不出几个。
毛泽东以自己一生为中国人民进行的坚苦卓绝而取得光辉胜利的伟大奋斗，为自己在劳动人民心中竖立起了一座伟大的永远不可动摇的丰碑。　　

三，毛泽东和邓小平____巨人和矮子　　

这是一个很不恰当的题目，邓小平是不能和毛泽东放在一起比较的。但是，高寒先生这样提问了，我也不好回避。况且，还另有所因。现下，不是拿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并列吗，而且江泽民同志也不干落后，搞了个三个代表，也要去并列，甚至，当年的红领巾胡锦涛也搞了科学发展观去排这个队。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真没数。
那位副统帅是很有点思想的，至少对毛泽东思想有时有很好的发挥。我看别人比不了他。59年，庐山上，他就指出谁也别想比毛主席，都比不了。他拿这个道理教训彭总。后来，他又批评对主席不服的人，说不行就是不行，不服气不行。他这类话很多，不全假，包含了切身的体会。他的『亲密战友』陈伯达也是个能人，出狱后，还是讲『我们这一代都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依然对毛主席表现了崇敬的心情。总理这方面的话也很多，文革中，大会上不止讲了多少次。连老帅们，如叶帅，晚年一谈到毛主席，就老泪纵横。陈毅元帅，临终前，不能进食，可是逢主席生日那天，硬是要吃长寿面。看他艰难进食的样子，护士都哭了。现在健在的老同志，几乎不能谈毛主席，一谈就会哭。
但是，谈起邓小平同志有这个情况吗？没有。别看主席的女儿老实，不会吹爸爸；小平的女儿会写，会吹，并得到小平的肯定：『还行』。可是，党的老同志，不是小农社会主义者，而是共产主义者，就是不信吹牛皮，对邓也没那份感情，特别看到中国现在两极分化如此严重，社会风气如此之坏，不谈邓则已，一谈起来，就要瞪眼，骂娘。这就有点小农习气了。
历史自有公道在。有的同志揭示，在网上有毛泽东的纪念馆，也有邓小平的纪念馆，不仅去瞻仰的人数不可比，评论也不可比，对毛主席，充满了敬仰和怀念，对小平同志虽有赞扬，但更多的是讽刺。这个『非常非常』真实的现实，就是对毛主席和邓小平的最深刻地比较。就是少奇同志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个历史还在写，写出了历史的真实和人民的心声。后代史家和人民从这里就可以找到理解这段历史的钥匙。这比任何理论分析更能说明问题。一个是历史巨人，一个是历史矮子。
但是，高寒先生喜欢理论的彻底，他出的题还是要全答的。
高寒先生的问题是怎样的呢？请看：『中国当代活生生的封建社会主义，几乎无不与毛泽东有关，无不是毛泽东的遗产；看不到中国至今还顽固地苟延残喘着的封建社会主义正是毛与邓的共通之处；看不到无论毛、邓之间有着多么严重的「路线斗争」，但在「封建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点上，他们实际上却是并无分歧、并无斗争，一直都是和衷共济的。』『如果说，毛路线与邓理论也有区别，那么这个区别也仅仅在于：前者是「理想型」的封建社会主义；而后者则是「实用型」的封建社会主义，而两者都给中国造成巨大的成功和灾难。』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但在回答问题之前。我想先谈一点认识问题的方法。
虽然高寒先生强调论彻底和逻辑严密，但是，分析问题的方法如果是形而上学的，那同样也还是要出错误。
高寒先生强调，社会主义必须要在资本主义完全成熟的情况下，才能搞起来。但是，怎样判断资本主义成熟，并没有绝对的标准。而革命时机的到来，历史发生转折的可能，常常是许多偶然因素造成的。否则就无法解释列宁的成功，毛泽东的成功和眼下普拉昌达的成功。人们在历史的面前，不是被动的木偶，而是主动的创造者。这种创造性的实现，是由许多各不相同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使人们只能因势利导，而不能违背历史规律。
再说，不管资本主义怎样成熟，一旦转换成社会主义，那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要带有旧社会的痕迹。历史上实际存在的两个社会型态之间的过渡，从来不是一刀切的，可以相对地找到一个标志，如政权的更换，但是，绝对地界限是没有的。社会要慢慢地更新，要有一个自身蜕皮的过程。两种社会形态的充分发展的典型型态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清晰的，但是，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更替，界限却是不清晰的。这就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反复讲的，『没有非此即彼，只有亦此亦彼』，他举了澳洲肺鱼和两栖类的例子说明这一道理。社会主义正是具有这样的过渡性。不能因为有一些封建性，就认为整个是封建社会了。列宁说过俄国是封建帝国主义国家。这就是说，本质是帝国主义的，带上了封建性的特点。现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国王、王室，还有许多封建遗存，但你不能因此就否定了它的基本的资本主义属性。所以，要想理论彻底和逻辑严密，还必须和辩证思维相结合，而绝不能搞形而上学，那理论的彻底将会是理论的教条和僵化。
从思想方法上来说，高寒先生们的错误就是这样来的。一旦要求纯而又纯、准儿又准，那样看社会主义社会怎么看也不顺眼，也不像，也不对，于是，就说这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其实，这正是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了这个两重性，倒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了。
绝对地教条地看社会主义社会，就把毛泽东看成小农社会主义者了。
僵化地静止地看社会主义社会，就把毛泽东和邓小平看成一样的了。
还是毛泽东深刻。74年他就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这就是我们建立的这个不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搞了所有制革命，但是，还是一个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一个角度说，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甚至是没有封建阶级的封建国家。
这是个人的过错吗？不是。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可能不建成这样一个不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当然，也许，在高寒先生看来，根本就不该搞社会主义，因为历史条件不具备，而是应该共产党人搞资本主义，搞社会民主主义。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他是这样追求理论的彻底的，『这就是为使中国在将来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在今天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而奋斗的马克思主义。除此以外，我还真的不知道有任何其它称得上「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我说，你就是搞资本主义，也要带上封建性。蒋介石不是搞资本主义吗？不也是搞专制，带上了封建主义吗？
对于毛泽东搞的这个社会主义，不同的人看法是很不一样的。在毛派看来，在难免犯有错误、甚至有时是严重错误的同时，到底做出了伟大光荣的成就，而在李锐、谢韬先生们看来，这是历史的误会，是历史的弯路，是一场悲剧，是一个苦难的梦。而且这都是毛泽东和中共的罪恶。我不知高寒先生是不是也这样看，但我知道，右派都是这样看的。这没法通过辩论来解决。这就是鲁迅讲的，不同的人看<红楼梦>，会看出不同的结果。因为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正是有这个不同，一旦发生复辟，发生变天，那整个历史就要被颠倒，就是修正主义者，你们也跑不了。你看苏东不就是这样吗？就这一点来说，修正主义者的特点就是太傻、太弱、太可怜。
因为社会主义有这种不可避免的两重性，所以，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就有一个如何对待、如何处理的问题，也就有了一个路线问题。高寒先生看不到的就是这个问题。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这个问上怎么是一样的呢？不但不一样，而且是对立的。不错，封建性，不仅毛泽东时代有，邓小平时代也有，而且，也可以说，邓时代是继承毛时代而来的。但是，事情就到此为止吗？不是。
这里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对待这个封建性。
毛泽东作为一位历史巨人，一位革命家，一位社会改革家，他认识社会，就不是只看生产力，而是看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看整个社会，而且不仅注重社会的改造，也注重人的改造，这是最大的爱人，最大的人性，最彻底地解放人。邓小平就不行了，做为一个历史小矮子，就只能看见一些常人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注重生产力是对的，可是，不注重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看不到阶级，看不到人，那就不可能摸到历史前进的脉搏，做历史的革命者、开创者，甚至会顺从历史的惰力，开历史倒车。
正因为有这样的不同。所以，毛和邓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作法也是完全不同的。绝不是高寒先生说的，『但在「封建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点上，他们实际上却是并无分歧、并无斗争，一直都是和衷共济的。』『如果说，毛路线与邓理论也有区别，那么这个区别也仅仅在于：前者是「理想型」的封建社会主义；而后者则是「实用型」的封建社会主义，而两者都给中国造成巨大的成功和灾难。』
毛泽东坚持了列宁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和生长着的共产主义斗争的历史时期的思想，并且发展了这一思想，给出了新的认识、新的内容，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并找出了阶级存在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因而进一步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继续革命的完整理论。这是一条马列毛主义的路线，这是一条和修正主义有深刻分歧、尖锐斗争的路线。这种区别，绝不是『理想型』和『实用型』的区别，而是对立阶级之间在路线上的区别。所以，邓小平一上台，就推倒了这条路线。
这些历史事实说明，毛泽东和邓小平正是在如何对待封建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点上，发生了分歧和斗争。毛泽东要革命，要前进，邓小平要保守，要后退。毛要解决问题，邓却加深了问题。三十年来改革的事实，难道不充分证明了存在这样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吗？
这一点，不管高寒先生怎样说，劳动人民的感触是最实际、也是最准确的，正是劳动人民把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看成了截然不同的、尤其是对劳动人民利益截然不同的时代。我们还是应该更尊重劳动人民的切身感受为好。　　

四，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还是高寒的马克思主义　　

高寒先生很自信自己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高寒先生的最精彩的、也是最让人哭笑不得的理论，就是他的马克思主义、他的社会民主主义。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这话好像对高寒先生很适用。他说过，他的任何的见解，都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经过自己独立思考获得的属于他的认识。这无疑是一种可贵的探求真理的学风。我很赞成。但是，独立思考，不等于钻牛角尖，不等于教条化，不等于片面性。而我认为高寒先生的失足，正在这里。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高寒先生是这样说的，『今天世界上有了一个既不是从神仙上帝，也不是从抽象人性出发来阐释这个革命得以发生的理论，一个从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上来阐明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之不可抗拒的革命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天哪，马克思主义竟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而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阐述的竟然不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而是『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之不可抗拒的革命理论。』马克思幸亏死了，不然他又要再次无奈地重复说：亲爱的高寒先生，你如果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只好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真亏高寒先生想得出。难怪他说列宁失败了，毛泽东失败了。他的出发点是要搞资本主义，拿这个标准去衡量，列宁也好，毛泽东也好，自然都在失败之列。
其实，我知道高寒先生的错误出在哪里。就是在他的理论的彻底教条化上。
高寒先生是忠于马克思的，但是，是忠于僵死的马克思的教条，而不是终于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而这恰恰违背了马克思的辩证思维。
高寒先生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指，也仅仅是指：一种国家正在走向逐步消亡中的过渡型社会形态』。
这是马克思的原意，至今也不能说错。
但是，从马克思以来的历史证明，这只是理论上的一个正确的推导，实际生活，远比这个推导复杂。是用马克思的意见裁剪现实生活呢，还是用现实生活，发展马克思的意见呢？这有两种态度。我认为，高寒先生采取了前者，我赞成后者。
我看，按照高寒先生的意见，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必须停止，因为距离马克思说的达到国家走向消亡条件的国家，还没有一个。也许，正因为这样，在高寒先生看来，全世界的共产党人，现在就应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奋斗，直至达到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标准，再搞社会主义，再实现国家的消亡，走向共产主义。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吗？不。这是取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历史不是刻板的教科书。历史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多变的复杂过程。历史不会按照高寒先生的设想运动，历史不会扮演『驯服工具论』的角色，历史是一匹不容易驯服的骏马，谁想驾驭历史，就必须熟习这匹骏马的脾性。
高寒先生是否承认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共产党的现实合理性？如果承认，那么，就有下列一系列的问题要回答。
不管是面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还是面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共产党要不要参加？如果参加，要不要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就拿已经发生的十月革命，中国革命来说，共产党人要不要投入这场革命，要不要去争取革命的领导权？事实是，共产党人参加了，而且争取了革命的领导权。
接下来就是，领导这样的革命，争取这样的革命走向胜利，共产党人最后要不要夺取政权？历史事实是，共产党领导革命夺取了胜利，并最终夺取了政权。
对于这一历史过程，高寒先生是否承认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正确性呢？如果不正确，那么共产党人究竟应该怎样投入历史创造活动呢？
如果正确，那么已经获得政权的共产党人，接下来究竟应该怎样执掌政权呢？
按照高寒先生的意见，就是，共产党人，应该利用已经到手的政权，干资本主义，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把资本主义干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前夜，然后再干社会主义。这时，就很容易实现国家消亡这一历史任务，并向共产主义过渡。
我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准确，至少高寒先生的论点给人的印象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列宁、斯大林要是搞资本主义就对了，毛泽东要是搞资本主义就对了。
可是，高寒先生只看到了历史必然性，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这样的政党，一旦执掌政权，就为资产阶级服务，就搞资本主义，就站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对立面，这样的党，怎么还能叫共产党呢？怎么还能叫社会主义者呢？政党的性质不是来自名称，而是来自实践。这样的党，只能是资产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毫无共同之处，和马克思主义也毫无共同之处。
共产党人认识现实，确定策略，只能从实际出发，不能从理论原则出发。当年马克思恩格斯经过理论论证得出的关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结论，和后来的历史实际进程并不完全一致。这是难免的。别说他们身后一百多年的情况，就是当时，他们在1848年后等待革命高潮重新到来的设想，也完全落空。马恩自己多次提到这一点，一点也不回避这个判断的错误。这个错误说明什么呢，说明对于具体历史进程，发生错误估计是难免的。谁也不能料事如神。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固守马恩的已有的具体结论，就不是正确的了。
马恩虽然关注俄国的革命运动，但是，他们是设想和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互补的条件下，俄国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想到在一个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搞成了社会主义革命。马恩虽然也关心东方的革命，但是，他们只是看到了东方的觉醒和希望，看到了这将是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没有想到将会发生亚非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并构成全世界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份。
那么，到底是进行十月革命，进行中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呢？还是反对进行十月革命，反对进行中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呢？这是曾经发生过斗争的。
革命失败了，反对革命的人说，你们原本是不该拿起武器的；革命胜利了，反对革命的人又说，你们建立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权是不会成功的。
这有点像赵太爷的棍子：不准革命！
尤其在革命走了弯路的情况下，这根棍子打得越发有理了。正向高寒先生所说的，列宁错了，毛泽东也错了。而且不是他们个人的罪孽，是时代使然，好像很科学，很唯物。
怎么办？高寒先生给出了『正确』的答案：共产党人干资本主义。这才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而且『这就是为使中国在将来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在今天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而奋斗的马克思主义。除此以外，我还真的不知道有任何其它称得上“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高寒先生真自信，他不知道的，就是没有的。但是，他就是『真的不知道』，真的还有可以称得上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
列宁是正确的，毛泽东是正确的。他们不是固守理论去裁剪历史，也不是固守理论去等待历史，他们像高尔基颂扬的，是暴风雨中的搏击的海燕，又像斯大林形容的，是惊涛骇浪中的沉稳的舵手，他们无愧是带领人民群众以极大的热情和主动的精神创造历史的革命导师。革命二字，在他们的事业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列宁克服了普列汉诺夫的错误意见，取得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一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克服了陈独秀的错误意见，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这个胜利证明，在这个时代，资产阶级能办的事情，无产阶级也能办，而且，办得更好。资产阶级力不胜任的事情，无产阶级反而能担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可以把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进行到底，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把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发挥到底，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逐步向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过度，并创造条件下一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双肩挑。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____共产党能够比资产阶级做得更好、更彻底的地方。
不理解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的历史性成就，不敢于批判地继承这些成就，就像全盘抛弃封建文化一样，是愚蠢的。社会主义不是凭空而起地建设自己的一切，它有所继承，有所创造。全盘地无所批判地把旧时代的，不管是封建的还是资产阶级的，都拿过来，作为社会主义的内容，那是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全盘创新，而无所继承，这种创新也是空中楼阁，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两种态度都不正确，都不是历史主义的方法，都割断了历史，我们相反，我们必须采取马列毛主义的科学地对待历史遗产的正确态度。
高寒先生强调现在必须为发展资本主义而奋斗，无非是基于两点，一点是资本主义不充分发达，不能为社会主义创造历史前提，二是对于前资本主义的封建遗存来说，如果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成就，不容易将其克服掉。『补课』论大体也是以此作为立论的根据的。这与封建社会主义的弊端，更多是封建的弊端有关，像专制、等级、特权，主要不能说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这些先生吃过这方面的苦头，记忆犹新，耿耿于怀，想想还不如资产阶级民主更好点。于是要补资本主义的课。
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的确是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直到今天，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含意，被列宁一再强调的民主的含意，还在被歪曲。不仅特权阶层在歪曲，一些所谓『左派』也在歪曲。
正如高寒先生正确指出的：『对于中国这个应当打上引号的“无产阶级专政”，准确地说，它是中国小农社会主义者所仅能理解，且由于其生存环境、历史沉淀、文化熏陶使之只可能作如此这般理解的那种“专政”：消灭一切思想异端，甚至是从肉体上消灭。这是低于资本主义文明整整一个时代的封建阶级专政，这是生活在中国的小农们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着的现存的可以拿来就用的政治文化——就像巴黎公社的社员们将资产阶级宪政文明拿来就用一样。』
这是一段非常精辟、洗练的论述。他不能不使我们对高寒先生的理论水平刮目相看，它远远超过了那些靠谩骂吃饭的民运先生对封建社会主义问题的揭露，它也远远超过了李锐、谢韬之流，不懂马列，只有仇恨，把一切罪恶都归之于毛泽东的偏见。它真正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弊端的社会原因、基础原因。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不懂这一道理，那就不知道革命的对象在哪里，也不知道革命的目标在哪里。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高寒先生没有分歧。我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或者说社会主义革命，主要就是处理三个主义的关系，一是社会主义，二是资本主义，三是封建主义。只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看来至少是不符合中国的实际的。忽略了封建主义的深刻存在，那就会错把封建专制当作无产阶级专政，而去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看起来是历史的笑话，但又是实实在在的历史的悲剧。
这是已经发生过、并在继续发生的不可逾越的历史事实。例如五七年，当我反对邓小平的意见，提出必须全盘否定时，『左派』不愿意了，什么『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啊，『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啊，『只是扩大化』啊，等等，还是那些陈词烂调。
这种不懂马列毛，不懂无产阶阶级专政的小农的封建专制思想，是很让人感到可怕的。
文革中，就是这种情绪，坏了大事。如果说这种情绪58年是表现在经济上，那66年就是表现在政治上。最后责任都由主席承担，其实主席是最不赞成这一套的。主席临终前，专门批评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导致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他是很痛心的，青年们辜负了他的希望。大家可以去看1976年中央4号文件中的主席的那些话。
现在，有的左派，还不承认文革的错误，而像韩爱晶，在谈到自己打断彭德怀同志两根肋骨时，还责怪有人告诉他彭总反党反社会主义。韩爱晶真是白坐了监狱，一点也没有提高。彭总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你就有权打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大不了是政治错误，你无权打他，你打人是犯法的。已经超出错误了。这是典型的小农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都没有逃出高寒先生的深刻批判。现在要搞第二次文革的左派，根本不认识第一次文革的残酷斗争的严重错误，不，是犯罪。还要搞第二次，这哪里是毛派，这是反动派，是封建专制派。真正的左派，必须与之划清思想界线。
正因为有这样的可怕的封建专制的社会基础，高寒先生就只好求救于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毕竟比封建主义高出一个社会形态，让资本主义把封建主义清洗干净，并为社会主义从政治上、经济上准备好充足的历史前提，再搞下一步的社会主义。我大概没有歪曲高寒先生的意思吧。
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高寒先生们对无产阶级，对共产党，没有了信心，好像这些人，这个党，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只可能搞封建的一套，而不可能搞社会主义，不可能克服封建主义，不可能比资产阶级更好地完成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更不可能把资产阶级的民主制批判地继承下来，并超越它。
这是误解。这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可以理解，但不正确。
总结一百五十多年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在马列毛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可以搞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可以建立起来的。但是，必须认清，第一，这个社会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是无产阶级专政，经济关系是公有制为主体；第二，这个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社会，既有封建的遗存，又有资本主义遗存，而且，在一段时间里，还要借助资本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可用的历史遗产，为反对封建主义，为推进社会主义，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直至它完全过时。
共产党人有没有这个可能，有没有这个能力，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呢？
有。巴黎公社的历史，苏联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简言之，这些历史证明，无产阶级政党完全有能力，在带领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过程中，不断按照历史进程的需要，进行大胆的生动的创造。
1871年的巴黎公社，1917年的苏维埃，1949年的联合政府，就是这样的成功的创造。而普拉昌达又正在创造。
经济上的成就那就更明显了，苏联成为超级大国，中国国力迅速提升，都是明摆着的事实。
至于在思想文化上，超越资本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尚的产生，我们是最熟悉不过了，这证明了创造社会主义文化的可能性。
无产阶级所获得这些划时代的伟大成就，无非证明了一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是可以不断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不断推动历史前进的，以这样的历史脚步走下去，共产主义是有可能实现的。
高寒先生们马上会责问我说，社会主义所发生的悲剧还少吗？社会主义不是在苏东必然地失败了吗？
是的。历史是走了弯路。而且是必然地走了弯路。但是，历史难道不正是这样创造的吗？哪一次社会形态的更替，不是经过反反复覆的成功与失败，才最后奠定下来的呢？像现在普拉昌达同志搞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不正是在我们的成功的经验、尤其是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寻找更合乎历史要求的道路吗？谁不想经历失败，谁就不想创造历史。高寒先生应该尊重这一历史辩证法。
高寒先生总是责问我，你既然承认多党制，那共产党在台上，搞社会主义，那下台了呢？难道经济基础换来换去？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吗？
高寒先生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在我看来，共产党搞社会主义，天经地义，不代表人民了，失去信任了，为什么这里且不说，反正就该下台。至于，上台的新的政党，例如资产阶级政党，他要搞什么，是它的事，一般来说，它自然要搞资本主义了，那这不管叫什么，复辟也罢，颜色革命也罢，反正是资本主义克服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要变一变，哪能不变？苏东不就是这样变了吗？共产党要是再上台，如果是真正的共产党，那当然还是要搞社会主义，那位查韦斯不都在搞社会主义吗？共产党人岂能不搞？那经济基础当然又要变一变。也许历史就是在这样变来变去中，符合它前进的要求，这有何理解的困难？
当然，这里讨论的只是假设罢了。也许共产党人干得好，或者几个共产党，轮流干，社会主义就支撑下去了。历史自有它的道路，不是我们坐在屋里瞎想的，而是在人们实践中，在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中，不断改革，不断革命，不断失败，不断创造，一步步艰难但又确定地前进的。还是要引毛主席语录，他在文革中说，历史的道路，总是弯弯曲曲的。很对。
我想，我回答完了高寒先的问题了吧？我自以为都能自圆其说，都能在马列毛那里找到根据，也能在历史实际中得到验证，不知高寒先生以为怎样？
末了，我想反问高寒先生一句，你既然同意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并给予了热情的肯定，那么，马克思说巴黎公社的全部秘密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府，而其所实行的政策就是社会主义的政策，这和你认为的执政党应该搞资本主义的意见不是矛盾了吗？巴黎工人到底干得对不对呢？如果对，那一百三十年前巴黎工人阶级能干的事，为什么，一百三十年后，且不说在中国，在西欧、北欧怎么反倒不能干了，而注定要搞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了呢？
恩格斯是说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但是，恩格斯是针对德国当时的封建专制、缺少资产阶级民主而言的，要德国党有勇气争取民主共和国，所以，才有那个话。但是，恩格斯毕竟还是用了『甚至』，用了『特殊』，这两个词。这就是说，这是从最高意义上来说，从特殊、而不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民主共和国可以看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如果进一步说，这种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巴黎公社这种严格意义上的、也是最一般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就没法比了。这就像列宁对苏维埃的论述，像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的论述。公社是马克思恩格斯赞扬的新型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
高寒先生盛赞巴黎公社，这是我们的共同点，也是和毛泽东的共同点。正是毛泽东在1966年，高度赞扬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是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随后又支持了上海的一月风暴____夺权的一月革命。他是想在中国通过文化大革命，真正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
毛主席没有同意『上海人民公社』这个称呼。主席的话，是针对张春桥同志汇报上海夺权运动时说的。这个过程，张春桥同志在电视大会上向全市人民做了传达。主席的意思是，如果上海改成叫公社，我们的国家的名称怎么办，能叫中华人民公社吗？他老人家大概知道上海最大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叫红卫兵革命委员会，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所以，以后各地都叫革命委员会。而且，主席还说，你们回去和上海人民商量。主席也说到，他不赞成『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因为是无产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叫部份改善，可以。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实际情况。高寒先生可能听的是传闻，不准确。文革始终，中央不赞成、并看作极左的是，『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一类的说法，我在山东曾被这样的宣传品株连过，而真正的造反派，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巴黎公社是一面伟大的工人阶级解放的旗帜，是一面革命先烈热血染红的旗帜，是一面一代代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人高高举起的旗帜，是我们今天要誓死捍卫的旗帜，只要高寒先生愿意站在这面旗帜下，我们就可以求大同存小异，共同前进。

项观奇2008。12。6于德国马克思的家乡红思屡克　　

附录：　　

馬克思主義理論徹底性與中國左派的成熟度
——我读项观奇“左派的右倾和软弱”

项观奇先生是我的一位左派——不，准确地说是毛派、正宗毛派——朋友。他的近作“左派的右倾和软弱”，与他的其他大作一样，较之绝大多数左派言论，在理论上确有高屋建瓴、所向披靡之处，这正是该文的闪光之点，值得大大地肯定。譬如说其中有关“改良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只有一步之遥”；有关邓力群等老左真正“要恢复的一些东西，正是封建社会主义的东西”；有关左派“不敢要求民主，不敢反对一党专制，这是舍本求末。右派在那里反对一党专制，争民主；左派却在这里反对多党制，批资产阶级民主，这不是见鬼吗？”；以及左派只是“网上局限于发点牢骚，说点怪话，呼点口号，有时，哀诉对往昔主席时代的怀念”，……等等、等等。
但是，读罢全文，你又不能不为作者思考的巨大局限性而扼腕浩叹：他看到了中国“封建社会主义的东西”，却看不到中国当代活生生的封建社会主义，几乎无不与毛泽东有关，无不是毛泽东的遗产；看不到中国至今还顽固地苟延残喘着的封建社会主义正是毛与邓的共通之处；看不到无论毛、邓之间有着多么严重的“路线斗争”，但在“封建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点上，他们实际上却是并无分歧、并无斗争，一直都是是和衷共济的。
如果说，毛路线与邓理论也有区别，那么这个区别也仅仅在于：前者是“理想型”的封建社会主义；而后者则是“实用型”的封建社会主义，而两者都给中国造成巨大的成功和灾难。
不过，说到这里，我还不得不着重强调一下，这也是我多年来的一贯思路：毛与邓还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以及跟在他们后面许许多多的真诚的中国共产党人（混入的变节的贪官污吏不算）——又都是将自己所至死都坚持的那个小农封建社会主义，当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当作真正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事业，当作人民幸福的源泉来奋斗、来捍卫，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历史就是这样地捉弄人，本想进入这一个房间，你却进入了另一个房间！其实，真正在这个捉弄人的历史背后起作用的，却是不以任何人——包括曾经握有至上大权的毛与邓那样的领袖人物——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
尽管通过多年的反思，尤其是在黑牢里所经历的巨大心灵阵痛，让我最终得出了一个痛苦的结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一个——中国的历史-现实环境又使之不得不是一个——以小农社会主义作指导思想的党，一个对中国几千年传统中的小农“平等”乌托邦充满着幻想的党。它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使之逐步地成了今天这样的代表着中国当今最反动的生产关系和最反动的上层建筑，从而惯性地成为了中国历史进步的巨大阻力的封建社会主义政党。但是，即使如此，我至今仍然坚信：中国共产党在当年打天下的奋斗中，那种坚韧不拔的勇气，可歌可泣的奋斗，就象历代农民造反一样，仍然可作为我们今天为争取民主中国而奋斗的巨大精神遗产。它当年那种对平等、自由的乌托邦幻想，包括毛思想中那些理想主义闪光的颗粒，如果能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基础上加以改造，也仍然不失为今天可用以反对以邓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中国封建官僚特权阶级的思想武器。
这或许正应了毛泽东说过的一段名言：一个阶级，当其处于上升的时期，处于革命的进步阶段的时期，它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而当他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开始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时候，它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不赞同被法轮功和民运中一帮人吹得个天花乱坠的那个什么“九评”中的一个基本判断，即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怪胎坠地”、一个坏种，从一诞生就是一个大坏蛋，而不是经历了一个由上升、进步到堕落、反动的过程，一个由此及彼的演化过程。
同理，我一开始也不同意少林喋喋不休地反复强调的一个见解：毛泽东是共产党的叛徒。似乎在他看来，毛泽东至死都还坚持着的那个使之最终演变为、也不得不演变为封建社会主义的小农社会主义乌托邦，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所为之奋斗了数代人的理想；似乎当年中国共产党打天下时，就不是追求要建立一个“共产党领导一切”、从而主宰一切、专制一切的一党独裁体制；似乎今天中国的一切堕落和黑暗，都不是与这个一党独裁体制有关，而仅仅是毛泽东或邓小平个人干了坏事似的。
以上两者，都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唯心论，所以不能苟同。
看看今天中国的左派吧。他们的全部理论的要害，仍可一言以蔽之：绕过或跨越万恶的资本主义，直达社会主义的理想彼岸。他们或者不甘承认列宁、毛泽东的失败，或者即使承认其失败却自信自己在“新时代”可以避免类似的失败。他们用所谓“东方特色”、“民族利益”、“反世界霸权”为由，顽固地抗拒着那个据说是应属“西方”所独有的资本主义浪潮。总之，他们喋喋不休地眼睛向外数落着“全球化”就等于世界强权、世界霸权，而就是不眼睛向内地看一看：难道不正是今天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一党霸权，才极大地窒息了我们民族蓬蓬勃勃的生命力，才使得我泱泱中华，难以强大到取得真正实际参与制定世界规则之强国地位？既然某种政治体制，可以使彼国迅速崛起，雄踞世界，乃至欺负我们，那么，试问，为何我们今天就不可以直接将其拿过来，加以适当改造，从而让中国也迅速崛起，去与之争雄？
尽管项观奇先生无疑是中国当代左派中的佼佼者，尽管他的许许多多的思想与我的一些想法“只有一步之遥”，但是，他的那种其理论上的高屋建瓴和所向披靡一遇到毛泽东这尊神就嘎然而止的思维局限，却使之根本无法坚守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品格：理论的彻底性。譬如，坚持唯物史观却不能自始至终地坚持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之前因后果的历史承继关系；坚持阶级斗争学说却不能自始至终地坚持当代中国最现实的阶级斗争就是要打倒中国官僚特权阶级，打倒顽固坚持着一党专政的中共党内反动派；坚持社会主义却不能自始至终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指，也仅仅是指：一种国家正在走向逐步消亡中的过渡型社会形态，……如此等等。
作者想当然地说：毛泽东“要活到今天，面对整个世界的变化，面对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面对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是会很开放，大改革的。”
但我则要说，毛再开放、再改革，也不会开放到、改革出一个有可能让其当不成终生“主席”、有可能让共产党下台的多党竞争体制出来。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毛的“小农—封建社会主义”乌托邦代表人物的政治品格。记得文革初期，上海“夺权”时就有人提出要建巴黎公社式的民主体制，结果被毛以“幼稚民主”断然加以否定，此后，凡顽强地坚持着“巴黎公社”模式的造反派，统统都被当作“极左思潮”人物打入了黑牢。
而被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所热情赞颂为“新社会曙光”的巴黎公社，即使在短短的战争非常时期，却是自发地、也自然而然地实行着多党共存、民选官员这样的政治文明。这是因为，这种政治文化早就在资本主义文明中，成了巴黎人日常生活中如同空气、阳光一样习以为常的部分，成了他们的文化惯性，也成为他们可以从资产阶级文明中可以继承的政治遗产，尽管由这个文明所造就的现成国家机器应当被打碎。而恩格斯在二十年后更进一步地指出了巴黎公社的这种未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与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国家体制的天然联系：“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吧”，“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由此可见，事实上，被毛、也被邓、被整整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当作“资本主义腐朽没落思想”、“资产阶级自由化”、“西方文化”来加以反对的，恰恰是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这也难怪，马克思主义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方面，从来都是资本主义的同盟军，甚至比整个资产阶级还来得彻底。
因此，很有可能，毛面对今天的世界，会将我的朋友项观奇，一位真正的、地地道道的毛派，当作“同情资本主义”的动摇分子一概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请进秦城作客去了。
对于中国这个应当打上引号的“无产阶级专政”，准确地说，它是中国小农社会主义者所仅能理解，且由于其生存环境、历史沉淀、文化熏陶使之只可能作如此这般理解的那种“专政”：消灭一切思想异端，甚至是从肉体上消灭。这是低于资本主义文明整整一个时代的封建阶级专政，这是生活在中国的小农们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着的现存的可以拿来就用的政治文化——就像巴黎公社的社员们将资产阶级宪政文明拿来就用一样。
可见，号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既有与中国国情结合，让中国共产党能打下天下的神奇功效，又还是因与中国国情结合，而将马克思主义改造为“张献忠主义”、“李自成主义”和“洪秀全主义”的功效。事实上，从建党之初在根据地的大杀中共党内和红军内的“社会民主党”，到延安整风中的消灭王实味，从建国后的反胡风，到反右派、反右倾和文革，其统统都一以贯之地秉承着一个脉络：从小农社会主义到封建社会主义。其前后的区别只在于，这同一个主义的初生和成熟阶段罢了。诚然，当这种小农—封建社会主义的惯性运转，当它仍然执着于其当初得以发生、发展的那种“平等”的乌托邦理想，从而不得不将这种无法无天的理想之火烧到了“老干部”们的头上，于是，从来就跟着毛泽东干着这同样一个小农—封建社会主义革命的“老干部”才不干了，他们要终止毛所终生坚守的“小农—封建社会主义”理想了。于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主义的营垒才出现巨大的裂痕，于是中国封建官僚特权阶级才不得不向那个数十年来屡禁不止、挥之不去的幽灵——资本主义必然性——作点让步了。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邓记“改革”、“开放”。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既要抛弃毛终生坚持的那个小农社会主义的“平等”乌托邦理想，又要保留毛一手建立的那个封建社会主义一党专制的政治遗产，于是便产生出眼下中国这种权贵拥抱资本的怪胎。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却乐意于与这类休想使中国赶超他们、休想使中华民族可以平等地与之交往的危机四伏的中国政府打交道。这一点倒与追求民主宪政的孙中山当年一直得不到西方“民主列强”的有力支持，最后不得靠列宁的苏俄援助才成就了国民革命有点类似。顺便一提，中国的民主运动二十中多年来老是徘徊于几个自甘傀儡化人物的喧嚣，其秘密恐怕也在这里。
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由集权专制社会向民主宪政社会、由落后的、反动的封建专制文明向进步的、现代的资本主义文明转型的前夜。中国今天的种种制度性弊端，绝非资本主义文明健康发展的结果，而恰恰是资本主义文明不发展、不成熟的结果。毫无疑问，今天中国这个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性政治变革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但与当年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先贤们所不同的只是：今天世界上有了一个既不是从神仙上帝，也不是从抽象人性出发来阐释这个革命得以发生的理论，一个从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上来阐明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之不可抗拒的革命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为使中国在将来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在今天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而奋斗的马克思主义。除此以外，我还真的不知道有任何其他称得上“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在经历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一再懦弱不堪，中国的左派、右派又大都犬儒化的二十年之后，或许，现在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出自己声音来的时候了。
至于中国共产党，它能否由一个小农—封建社会主义政党，改造而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党、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中国的左派，能否由一个曾严重依附于中国一党专制体制的御用派别而脱胎换骨成一个真正独立的、彻底的左派？那就还得看中国无产阶级的成熟度，得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成熟度，得看中共党内改革派的成熟度了。

2008年11月10日于纽约

关键还在理论的彻底性！

看了老朋友的回复，应该说，由于承认了“多党制”——这是国内任何左派都不可能承认的——我们的分歧已经剩下不多了，确实可以说是“一步之遥”。
但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却还有点咫尺天涯的味道。这包括：对多党制社会的定性，我定性为资本主义社会，你或则定性为：“只要是共产党领导+公有制（国有制=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那么，同样一个社会，多样一个多党制，共产党被选上台，它就是”社会主义”；共产党被选下台，个它就是“资本主义”？而这里，又涉及到，一个社会的性质，究竟还是不是由它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在这个根本点上还要不要将唯物史观坚持彻底？
当然其他还有一些，诸如对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等等的理解了。这当然是近一个世纪以来被搞得最混乱不堪的概念，但“概念的混乱”毕竟不应成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
最后，就是对毛，对中共革命史、乃至俄国十月革命的整体评价问题。你可千万不要以为我是根据什么毛的农民出生来机械地得出“小农社会主义”这个结论来的。
大凡一个理论、一个学说、一见个解，要能令人信服，都必须得三个关：“事实评判”、“逻辑评判”和“价值（观）评判”。当然首先是“事实评判”。如果在基本事实上都站不住脚，那它还有什么资格去谈什么合不合逻辑、对或错呢？同理，如果其逻辑思维不严整，去评价其孰是孰非，也是毫无意义的。
目前，无论是左、右派，对其中的多数人来说，对中共党史，对毛、对邓的总体评价，还大体处于某种弄清事实的阶段。而没有学术自由，又难有信史、信言和信论，所以，要得出一个大致公认的结论出来，恐还得颇费时日。
好在，我们之间，这一关基本已过。在“事实评判”方面，我们是并无多大分歧的。
剩下的分歧，与其说是“价值评判”上的，倒不如说是“逻辑评判”上的。在我看来，这主要表现在理论的彻底上。你已经承认了“多党制”的必要性，但却否认其属资本主义文明，因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是倒退，是复辟，共产党搞资本主义，更是滑天下之大稽——先入为主的“价值观评判”阻塞了你通往逻辑评判严整性的道路，从而也影响了你思维、理论的彻底性。
相反在我看来，高举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旗帜，旗帜鲜明地干资产阶级革命，这正是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政党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我们比资产阶级高明在于，我们认为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并非我们的终级目标，这个革命最终在未来将转变为更高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在今天，我们得必须的承认，中国现今的革命任务是打倒封建专制特权阶级，即使是资产阶级的赤裸裸的金钱面前的人人平等，也要比封建专制特权阶级那道貌岸然的特权高于一切要强千万倍。须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人类历史要从特权文明演化到事实平等的文明，中间必须得经过一个权利平等的文明——资产阶级文明。
当然，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怎样来领导这场资产阶级革命，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新课题。但是，只有理论的彻底，我们才能正视这个课题和解决这个课题。
我想，理论的彻底性解决了，剩下的对人对事的价值观的评判也就迎刃而解了。
今天没时间了，随想随敲（键），先简单至此，供参考吧。

2008。11。26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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