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人的狗与毛泽东的牛
我这篇文章，原想定名为《狗的时代》。其所以要写狗，是因为受到了一些同志的启发，不得不说几句，而写了狗却不写牛，实觉于理不公，乃改为现名。
张宏良同志在《掀起新世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文的第七部分中这样写道：“官僚皇权化和国民汉奸化，是中国历史上一对孪生兄弟，每当官权泛滥形成政权私有化时，国家和民众就会形成尖锐对立，民众就会把外敌入侵的国难看成是纯粹的官难，宁可做汉奸，也不愿意挺身抗战，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盛产汉奸的历史根源。八年抗战时期中国有1千多万汉奸，当时中国只有4亿人口，除去妇女儿童和老人，成年男人也就1亿多，1亿多人产生1千多万汉奸，古今中外可谓绝无仅有。一些人总是把汉奸看成是民族劣根性的反映，看作是贪生怕死的结果，其实不是，历史上许多汉奸都是些视死如归的血性汉子，最大的汉奸汪精卫就是一条血性汉子，能够身绑炸药行刺晚清政府的卖国亲王，试问当今中国能有几人做到！”
张宏良同志这里的化，就是说已经形成了规律、形成了制度。这种极坏的制度就很容易促成大量的汉奸。汉奸就是民族外敌的走狗，走狗也是狗，只不过它是一个会说话、会走路，并且还会咬旧主人的一条更为可恶的狗。
钟声同志在《打狗必须“看”主人》一文中这样写道：【一个时期以来，诸多号称“左派”的网站，贴出了难以数计的文论，以驳斥一些所谓的资改派“精英”。但尽管如厉“股份”、吴“市场”、曹“破产”、张“喂蝇”和茅于轼、胡星斗类精英早已被批得体无完肤，几难招架，可人家不仅似无事一样，谬论照发，而且还受到主流媒体的吹捧，以及当政者的青睐。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有些同志只关注打狗，忽视了其主人。】、【所以说打狗必须“看”主人，根本原因就在于，再凶恶甚至再疯狂之狗，都不过是次要矛盾，豢养、信赖、重用和庇护他们的主人才是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不解决，不仅打狗不成，或只会事倍功半，甚至其狗还将在主人的唆使下更凶恶和更疯狂！即便此狗被打伤、打残甚至打死，其主人也会再豢养一批更狡诈、更凶恶和更疯狂之狗！】
钟声同志在这里所指的狗，乃是一批脊梁上受过伤或灵魂已被洋化了的专门讲歪理的癞皮狗，而能够造成癞皮狗任意纵横的环境，也必然是制度上出了问题。
贺振扬同志在《关于狗的话题》一文中，又给我们列举了下列一些狗：①震惊中外的江苏无锡“32亿元集资大骗局”中的谈根法，向他的朋友吹嘘说，他将无锡市副市长丁X兴看作是自己的一条狗，他让丁某在15分钟内赶到，丁某就不敢16分钟来。于是，电话拨通之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当指针指到14分半时，丁某果然像狗一样听命而来。（ 1995年12月24日 《经济参考报》）②浙江瑞安市农村有一个叫陈仕松的二流子，只因看准了当今官员贪财恋权的特色，便扛着摄像机，秘密跟踪了市委书记叶X巨一个月。于是，便将这个市从市委书记到那些局长主任都变成了他的狗，即是在时过半夜，也得唯唯听命于他：“只见他的一个电话打过去，那个局长很快就赶到他的家里。局长问有什么事？他连站都懒得站起来，手一挥：‘没你的事，回去吧！’那局长只好乖乖离去”。（2000年第二期《今日名流》）……
贺振扬同志在上面所列举的是一群什么样的狗？请恕老汉我才疏学浅，说不出它们的名目，但我却也觉得，这恐怕只能是具有此种特色的社会里特有的产物，岂能与制度无关？
写到这里，我猛然想起这“狂犬吠日”也是与狗有关的，并又想起了那个非毛颂蒋、说蒋介石是“咦吁希，伟乎高哉！在历史的空间震古烁今！”的理论标兵来。在我看来，他恐怕也算得是一条疯狗吧，因为独夫民贼蒋介石的案，在中国工农大众的面前、在西安事变的历史面前，是永远也翻不了的！
综上所述，这形形色色的狗们，似乎均与制度有缘。在一些主流精英责骂了几十年毛泽东时代没有法制，而今天天天高喊加强法制的情况下，却出现了如此众多形形色色的狗们，岂非咄咄怪事？
关于狗的事大体上已说的差不多了，该说说牛了。
牛们因为“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或因“不待扬鞭自奋蹄、水里泥里都肯去”，或因“牛气冲天，不肯服输”而深得广大劳动人民的喜爱。
毛泽东最赞赏 鲁迅 先生的孺子牛精神，所以，在毛泽东时代，尽管大体上只有宪法、婚姻法等不多的法律，但仅一句必须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便足以顶得上当今的百万法律条文，足以产生千百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老黄牛，并且没有一条像上述那样敢于放肆的形形色色的狗！在国家安全与民族独立上，也足以让中国人与海外侨胞牛气冲天，因为在毛泽东面前，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怪哉！毛泽东的多牛无狗，而某些人却是多狗无牛？
秦川牛
20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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