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翁失马》应遭鞭挞还是应被推崇？
《塞翁失马》是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在中国启蒙教育中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建国以来，也许从更早的时候开始，这篇来自《淮南子·人间训》的短文，就被列为中学生的必修课程，并被视为解释中国先秦最具有辩证色彩的论断——“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最佳故事。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接受着这个故事的熏陶教化。年前，因为给孩子辅导功课，有幸重读此文，温故而知新，竟发现这篇 “古典精粹”堪称是在不折不扣地误导一代代的中国人：其有关福祸的领悟、解说，不但完全与现代社会所倡导的人文精神相悖，而且文中“人皆贺之”之“福”，甚至是明显的违法行为——
《塞翁失马》很短，全文不足150字：
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第一个故事中，“近塞上之人”之父以为“福”的，是其“无故亡而入胡”的马“将胡骏马而归”，也就是说，这个人以自己的马无故走失为祸，以走失的马携回了一匹他人的骏马为“福”——慢，这真可以被心安理得地视为一种“幸福”吗？“无故亡而入胡”的马带回来的，可不是一匹野马，而是有主的马，“近塞上之人”的马是“无故亡而入胡”，也即，没人需要为近塞上之人失马一事负责，“胡人”并不是“近塞上之人失马”一事的责任人，所以也不应该受到任何惩罚——在这一事件中，“近塞上之人”在获得胡之骏马后，应该做的，是物归原主，而不是将“胡骏马”笑纳为己有，并以此为福。“以此为福”，不但是典型的“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有违人文要义，而且放到现在，也是一种典型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七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所得的财物和查获的违禁品，依照规定退回原主或者没收”。《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七十二条规定，“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第六章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侵占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在不少农村基层政府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解释中，还明确存在着大致这样的针对“大型牲畜”的专门规定——如果私自将他人丢失的大型牲畜占为己有，与盗窃同罪。耕牛、马、驴、骡等，均属“大型牲畜”之列。“胡骏马”并非“近塞上之人”依法取得，故不能成为“近塞上之人”的“合法私有财产”，而应退还原主，农村地区有关《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解释条款，更言明“近塞上之人”所为并非是“福”，而是在犯罪！
《塞翁失马》的第二个故事，则是在以“逃避一个人必要的社会责任”为福，在写这篇小文几个小时前，我刚好听了《亮剑》的主题歌：如果祖国遭受到侵犯, 热血男儿当自强, 喝干这碗家乡的酒, 壮士一去不复返…… 滚滚黄河,滔滔长江, 给我生命,给我力量, 就让鲜血染红最美的花, 洒在我的胸膛上。 红旗飘飘,军号响, 剑已出鞘,雷鸣电闪……抵御侵略，保家卫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持续的基础，故而也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国民最基本的责任，甚至以战死沙场、报效祖国为荣……这是世界所有主权民族都遵从的价值。但是，在《塞翁失马》中，“近塞之人”竟在外族入侵之时，以其子因跛足而免于兵役得以生存下来为“福”，若人皆效之，则其族人，必人人沦为异族之奴耳！真不知其父以何面目去面对“死者十九”之乡邻。如果用现在的网络术语概括， “近塞之人之父”，实在是一个没有公德，没有责任，没有廉耻，自私自利，卑贱下流的“猥琐男”，但在文中，此“猥琐男”俨然一卓尔不群的智者。读来殊为可笑不适！
对此猥琐男的推崇，应为国人之耻！事实上，长期以来，尤其是在今天，确实有太多的中国人均习惯于仅从个人的利益得失作价值取舍，鼓吹私欲，否定人的公共属性或社会属性，为此甚至生造出了“爱国贼”这样反人性、没文化的词汇，“塞翁”之毒，由此可见一斑。望未来的中学课本，再见不到这个故事！若一定要保留，“塞翁”也应遭鞭挞而不是被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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