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包括我自己）“心”中的悲剧因素
这里杂乱地写点“心”。记得列宁说过：唯物主义者最“唯心”。
辩证法常常要等待历史许久。而因不能等待，不能忍受辩证法进军的开始阶段所造成的痛苦（这是“历史涤罪过程”的必然痛苦,而旧社会的复辟者通常利用这一痛苦，散布对新社会制度的怀疑情绪，怂恿人们倒退回去），抛弃辩证法，则永远走不出历史悲剧所设置的怪圈的。这等于人们常比喻的读书必须缴学费。而今已缴过部分学费，却因目光浅近、忧此患彼而不想缴完，由此成了半途而废，即仍没有获得应有的成绩，岂不可惜。
从社会整体方面作进一步明确的分析，可以说，悲剧在于历史文化斗争中，首先——先进文化思想遭到习惯势力的阻抗，接着被扭曲变形，最终斗争所争取的目标不但没有实现，反而走向其否定自身的反面。
因为传统文化的影响，使我们民族不少人的“心”中缺乏坚定的原则精神。故在较短时间里，不能正常地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难于进行严肃认真、实是求是和充满热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然而，矛盾、斗争是普在的。在严肃的思想斗争面前，不少人开始通常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在必须参与的斗争面前，有些人则又不甚考虑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搞清是非、团结同志、做好工作的科学态度，而把功夫用在辨风向、识潮流上。在社会大潮主流面前，有些人即使自己已认识到错误观点、事物倾向，也不能按正当正常的组织原则进行批评(斗争)。
有一些人非但如此──为了表现自己对潮流的积极和忠诚，还十分卖力地去作“指鹿为马”式的论证（当然，按组织原则办事，同中央和组织保持一致，在组织布置下服从纪律，统一行动，不应算作放弃原则），甚至加以发挥创造，使小沟成大河，小错成大错。有时明知其中是非，心存不同观点，私下也常嘀咕，但表面上照样是口号激昂，感情动人；照样是千字文章，万字论著，浩浩洋洋，不绝于世。
当然，也有些人，开始尚有一点正确的斗争精神，有自我人格尊严，但经不住来自错误方面的斗争，在一顿顿大棒捶打之下，就呻吟，就张皇，就痛心疾首，就大叫“难得湖涂”。于是就变节，改腔换调，且格外用力，以示真诚。有如此种种人，而布鲁诺式的人物终是寥寥。结果只能，万人一面，亿口一调，本来仅有的小错，甚至本来正确的东西，在迎合投机、诚惶诚恐的心理下被学舌的鹦鹉和“效颦的东施”机械模仿为错误；而错误一旦产生，又以讹生讹、错上加错，最终辐射、扩大为离开本来目的、目标的十分荒唐的东西。
当然，以上，是站在人类的历史主动性的角度，从“物”的基础上派生出的——“心的力量”也在影响社会前进速度——的角度，来说这一点的。
很显然，以上种种“心”中的悲剧因素，也还得用另一层面的辩证法去认识和解释的。毛泽东的伟大，在于透彻“心”“物”，贯通古今，跳出个人功利、民族的眼前功利，坚定附、合辩证法的节拍，在治乱、悲喜和直曲的交递中推动。他用辩证法为国人的“心”“物”运动堆塑了一个“数学模型”。迄今，这一“模型”在实现着，——对右派来说，则是“异己地”实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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