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贪官的心理。有人说贪官最终一定没有好下场，最近居然代表官方的卫生部的某个研究员声称自己研究发现贪官因为心理压力而死的越快，似乎是对贪官只能寄于诅咒的无奈，或是告诉大众：做个贪官不容易，不是人人都想做的，贪官也是人，对自己做的坏事还是感到内疚的，不要惩罚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但是我们如何发明创造出一种可以挖掘贪官的“机器”？要知道，大多数贪官至死也都是安然无恙，他们不会感到内疚，心理素质也是越贪越好，这可以从很多贪官的言辞看出他们贪的底气！如几年前，有个贪官在法庭上大言不惭的说：“我是人民的公仆，一生为国为民，拿点回扣也是应该的！”。大多贪官都嘲笑那些被揭露出来的贪官都是这个庞大的贪官群体之中智商或情商较低者，以至于才会最后落马。甚至认为必须寻找些弱智的贪官来垫背以摆平力量本就小的可怜的民愤来继续维持整个贪污的体系。总之，“人民”和贪官（这样说，因为本人认为贪官不在人民之列）都不会可怜他们，所以贪官至死全民都说罪有应得！好像除了落马的所有人民都是站在一个队伍的。
二、反贪的必要性。对于反贪，干脆说贪官是抓不完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抓了个撑死的，来了个没吃的，所以干脆就别反了。呜呼！硕鼠何其多，何时乃为尽？全世界哪个国家没有贪官？（潜台词是贪官的存在是合理的）看！贪官们的模糊逻辑总是能赢得一些幼稚人民的认同或困惑，那是因为贪官把我们认作为被愚民政策调教成的一群没有数学量化的客观概念的老百姓。试想，全球每个国家都有罪犯，那么是不是就不要追究犯罪了？我们研究一个国家稳定度的比较时，大家都知道有个简单的指标叫犯罪率吧，那为什么不能加个反映腐败度的指标，不妨叫它“贪官率”呢？别国的贪官率是多少？我们是多少？难道不知道量变引起质变这句话吗？1%和98%难道是同质吗？在改革开放以前或许也有贪官，但经历过的人都可以算算那时这个贪官率是多少？现在呢？有人从文化上论证官僚体系的合理性，大致是说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如果打碎了官僚体系是不适合中国发展的，民主不适合中国，并说文革的失败就是明证。唉，我想有机会读这篇文章的人一定都不会同意这个说法。
三、贪官的由来。“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官员”，某种意义上是人民造就了贪官，要怪就怪人民！你看，单位里要不是有那么多员工向领导拍马屁，那么宠着领导，领导也不会那样高高在上，文革时代的大众用不着向领导拍，所以那时候几乎没有贪官。受苦的民众不服的说，没有这些作威作福的领导，如果不是他们权力太大，如果不把他们宠好，我还能养家糊口吗？所以只能拍他们，对他们的腐败不禁不反对，反而要支持，跟着他们才可以吃香的喝辣的，所以有什么样的领导才有什么样的人民。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呵呵，真实就是如此。其实都是刻意的制造类似“囚徒困境”的怪论，毛主席时代为什么没有贪官？那么后来是先有了制造贪官的人民还是先有了贪官？就是真正的做到人民当家作主！其实就是体制制造了贪官和强压的改变了人民，就是这么简单。
四、贪官的终结。事实证明目前右翼群体自我反腐的模式下只能是越反越败，官僚体系的真正终结还是要回到自下而上的监督，还工农兵大众的权力！不过广大的“后富”群体们，虽然我们越过越穷，但哀莫大于心死，主席说过：光明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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