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贪官如果贪到十万元以上，就很悬了。抓住一个贪官，老百姓一听贪污了十几万，心里就想，这个家伙只怕要完蛋了。当时的百万元，还是个天文数字。如果那个时候，听说了谁贪了上百万元，那么老百姓的嘴巴子恐怕都要掉下来了。随之而来的判决结果多半也证明了老百姓的预测是正确的。当时老百姓的法律意识比之今天，贫瘠得不是一点半点，老百姓以如此贫瘠的法律知识却能预测某一行为的结果。今天群众的法律意识水平大大提高，反倒预测不准了。这种怪象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解释的。
随着反腐斗争的深入，一个比一个大的贪官接连不断地被挖掘出来。涉案数额记录被持续刷新。一百万、一千万、一个亿、数个亿，贪官的贪污能力让人们受到了深刻教育。“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这种片面夸大人的意识的能动作用的观点，其合理性被一点一点地证实。贪官如果把这种超强的刷新记录能力用到奥运会夺冠上，那么其他国家只怕要联合起来反对中国人参加奥运会了。每挖出一个刷新数额记录的贪官，人们就想，这个家伙这回是跑不了了，肯定要被枪毙了，然而判决结果却往往出人意料，他们都诡异地活了。判决书上的关于应当处以极刑的事实，是那么有说服力，关于应当从轻、减轻处罚的事实，又是那么没有说服力，然而该死的贪官还是都诡异地活了。中国的刑事立法并没有对贪污受贿行为取消死刑，但司法中却似乎已经取消了。司法机关不是在执行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是在执行自己心目中的法律，如果这里面没有其他猫腻的话，那么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个人意见而言，本人不主张对贪污受贿罪处以死刑，除非行为人的贪污受贿行为造成了他人的人身伤亡，如贪污救济、防疫款项致他人因饥饿或疾病而死亡等情形。因为无论对谁来说，生命永远大于财产，因财产犯罪而要求其付出生命的代价，对被处罚人来说都是不公平的。依靠死刑来威慑贪官使其不敢为非，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作用。真正使反腐收到成效，必须做到两点，一是查处率高，有一百个贪官，能查出八十个以上，这样心存侥幸的官员就会大大减少。二是一旦发现，要保证将赃款、赃物尽可能全数追回，追回之后再处以高额罚金，贪官实施贪污行为时想得到什么，就偏偏让他得不到，甚至使其在该方面受损。如果贪污一个亿，追回三千万，贪官挥霍了两千万，还有五千万被隐藏。这样还会有不少官员铤而走险。然而这与不对贪官适用死刑是两码事。如果立法机关通过立法，对贪污受贿行为取消死刑，或在法律规定中取消贪污数额特别巨大则处以死刑的规定，那么当然不能对巨贪适用死刑。但问题是现行刑法并没有取消这方面规定，并且依据法律规定及犯罪事实应当适用死刑，却找出一、两个根本没有说服力的理由来避免对其适用死刑，这不仅不符合法律原理，而且从根本上违反了立法精神。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不只一次的问：“为什么不枪毙？”。也正因为如此，许多贪官才诡异地活了下来。从思维及推理方式上看，法院应先查证事实，再依据法律规定得出应当判处什么刑罚的结论。而现在的情形是，先想明白要判处什么刑罚，然后再根据事实来说明为什么这么适用法律。这么说或许被认为是武断，但从一个又一个应死而没死的贪官案例上，还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与贪官活得诡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百姓死得蹊跷。依人们的一般判断推理，不该这么活的贪官很多都这么活了，而不该那么死的百姓却又那么死了。报端媒体报道的百姓蹊跷死亡的例子不少，有无缘无故跳河跳楼的，有被叫到派出所第二天就在路边发现尸体的，有一被打就心脏病发作而死的，有被当作野猪猎杀的，还有躲猫猫躲死或瞎子摸鱼摸死的等等，不一而足。无论从情理上想像是多么不可能的事，都有可能发生，而且一切又是那么言之凿凿。人莫不有死，死法也很多。然而为什么蹊跷而死的总是平头百姓，而诡异而活的又总是贪官？稀奇古怪的事儿之所以稀奇古怪，就在于发生数量很少。而一再发生稀奇古怪的事儿，就难免令人怀疑了。百姓的生命何以如此脆弱，而贪官的生命又何以如此坚强，甚至堪比地震中的猪坚强？其实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天机，说白了，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百姓的命贱。一条名贵的狗也能值个几十万，而一个百姓死了，才需要赔付多少钱？四、五十万已经是天价了。人命不如狗命，能不脆弱吗？万恶的旧社会都知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然而主人何以如此贱命呢？
群众的命再贱，也得比贪官的命贵吧？本人不主张对贪官一律杀之，但是本人却坚决反对平头百姓老是这么不明不白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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