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谁杀害了周大军？

究竟是谁杀害了周大军？ 　

2006年3月7日　夜晚10点30分钟左右，在浙江温州市某酒店前的街道上一位年轻女子准备拦的士，突然一男子走上去一把扯过她手里的提包转身就跑。包里有现金、手机、相机等物。女子为之一惊，哭喊“捉贼”并追了上去。正在这时，酒店一位保安下班出门听到呼喊声迅即冲过去抓歹徒。歹徒见保安越追越近，掏出水果刀虚刺几下，威胁不要追。保安毫不畏惧，依然逼向歹徒。歹徒心怯将抢到的提包扔下，撒腿狂跑。保安紧追不舍，边追边喊：“抓住他！”歹徒见势不妙，慌忙逃进一条小巷，保安奋力扑上去将其死死抱住。歹徒凶狠地朝保安的肋部捅了一刀，保安捂住伤口去夺歹徒的刀。歹徒又向保安的身上乱捅，保安虽鲜血满身却仍不松手。随后，闻讯赶来的另外两名保安将歹徒抓获。保安因失血过多，经抢救无效，于次日晨1点47分不幸牺牲，年仅26岁。　　

这位保安的名字叫周大军。他是湖北省江陵县白马寺双河村的农民。他曾在部队服役。退伍后即来这里打工，直到事发。　　

事后，鄂浙两地的新闻媒体都连续地报导了周大军的英勇事迹。《人民日报》也于11日和12日在其要闻版报导和评论了周大军。从新闻媒体报导的周大军的乡亲、同学、老师、战友追忆的情况来看，周大军的确是一位极好的青年。在学校里，他是名符其实的三好学生，成绩优良，助人为乐，关心集体，见义勇为是他突出的特点；在部队里，他是思想过硬，军事拔尖，严守纪律的好兵；在外打工当保安，工作很出色，因而很快就担任了所在单位的保安队长；在家里，他更是一位好儿子，好兄长。这些好思想、好作风，正是他能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思想基础。周大军的出现，使得在长长的见义勇为的英雄队伍里，又多了一位新烈士。　　

报导说，周大军也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工作闲暇时，他喜欢上网，喜欢掏出口琴为同事吹《梦驼铃》、《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他的床头放着不少酒店管理的书籍。他曾经告诉堂兄，要趁年轻多挣点钱，将来好回乡创业。就在他义无反顾地冲向歹徒的前几分钟，他还与同事谈起他今年春节回家刚刚相中的女朋友，憧憬着甜蜜而美好的未来生活。”然而，几分钟之后，这样一位好青年竟倏忽间消失了。不要说他的父母亲人，任何一个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都会为他的惨死而感到百倍的痛惜！　　

周大军是一位舍己为人的可敬可佩的英雄。在当前理想信念淡漠，思想意识混乱，荣耻观念混淆，道德严重缺失，污泥浊水横流，各种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社会状态下，特别需要这样的英雄。因而，凡有这样思想和行为的英雄人物，社会都应给以充分的肯定和大力的宣扬，把他们的思想和事迹作为生动具体的教材，去教育全体社会成员和青少年。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在大力宣扬这样的事迹的同时，似乎也需要认真地思考一下，这样事情的出现到底说明了什么？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这样事情出现的频率？我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思考这些问题并对症下药地切实解决问题，比宣扬英雄的事迹有着更大的重要性。因为，英雄的事迹固然可敬可佩，但是这毕竟是一种不正常的死亡，是对宝贵生命的不应有的剥夺，对于社会和家庭来说，这样的死亡是越少越好。　　

这里我想问的是：“究竟是谁杀害了周大军？”　　

从具体情节上来看，这个问题很好回答，杀害周大军的就是那个名叫刘大雷的歹徒和他的同伙们。这样的回答固然很正确，但是，我们可不要忘记，处于社会中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总是受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观念的支配的。据此我们再作进一步地思考，就能很容易地看到，在周大军被害案件中，歹徒固然是直接的杀人者，而在歹徒的背后，却是我们的社会。也就是说，在歹徒作案的动因背后，有着社会动因的促使和支持。因此，在肯定是那个歹徒在前台直接杀害了周大军并给他以应得的惩处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在后台间接杀害周大军的正是我们的这个社会，是社会中的种种病态体制和病态思潮——正是这些病态体制和病态思潮剥夺了好青年周大军的生命。　　

第一，周大军是因家庭的贫困而死。他原本是湖北江陵人，如果不是家庭的贫困，他完全可以在家乡与父母家人一起过安安稳稳的日子的。可是，由于他家历来就穷，为此他曾经“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了弟弟，高一就辍学当了民工”。近年来，“由于母亲长期患病卧床不起，家庭经济更加困难。”他还谈了女朋友，将来结婚也要用钱。因此，他不得不离别父母亲人，到千里之外的温州打工，从而才遇上了歹徒抢劫，因而才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不然的话，他怎么会碰上死亡之神呢？贫困可以杀人，历来如此。周大军就是其中的一个近例。而造成众多家庭如此贫困的，则是由分田单干而招致的愈演愈烈的“三农问题”，由教育体制改革而造成的上不起学，由医疗体制改革而造成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等等。在这一点上，周大军与其他众多因外出打工而一去不复返的农民工是一样的，只是具体遇难的时间、地点和情节各不同罢了。极少数人暴富，绝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之中，这是我们当前社会中的一个最大的病态。正是这个社会病态，夺去了周大军和千千万万的穷人的性命。这大概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吧！　　

第二，周大军是死于居高不下的（所谓“双抢”）犯罪率。虽然“双抢”这样的事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但是，作为一个对社会危害极著的犯罪种类，则是改革开放后才凸显出来和愈演愈烈的。为了抑制“双抢”的发案势头，早两年国家还用数月时间集中开展过一次全国性的打击行动。但是，20多年来的经验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人们，对罪犯的任何集中打击，都只能抑制于一时，却不能抑制于长久。这是因为，这种集中打击行动只能治标，却不能治本，造成社会各种犯罪率不断攀升的病根并没有因此而消除。包括“双抢”在内的各种犯罪率居高不下，正是我们社会的又一个突出的病态。　　

第三，周大军是死于抢劫的歹徒。然而，时近半夜，那些歹徒不在家里好好地休息，或者不像当今中国境内的那些富豪家的公子哥儿们那样到歌厅舞厅之类的地方去消魂，去鬼混，却为何要冒着生命危险干这大逆不道的事情呢？歹徒的具体情况现在尚未见诸报端，因而不能断定。但是，从以往此类犯罪的情况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由于贫困所迫，于是铤而走险；部分人是因社会中的不良因素所诱，有的则是二者兼而有之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的现状，使社会陷入了严重的不公，再加上党政官员中愈演愈烈的腐败，加上社会道德的严重缺失，都是各种犯罪的直因和诱因。这些现象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突出的“病症”，也是改革开放错误理论和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周大军是这些病症的受害者；同时也应该如实地看到，就连那个歹徒也是这些社会病症的受害者——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死有余辜的。　　

第四，周大军是死于“看客病”。报导说，案发时“（温州）街上行人不少，街边还停着一些三轮车，惟有周大军闻声追赶了上去。”这就是说，当时只要能够得到在场的人的及时支援，哪怕是只有一个人、两个人站出来，跟着冲上去，周大军是绝对不会遇害的。但是，非常可惜，除了周大军，其他所有在场的人都对眼前发生的事件无动于衷。这种“看客病”在中国大陆曾经是绝迹了的，它的重新出现和普遍化、经常化则是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事。20多年来，在中华大地上，这种“看客病”成了一种常见“病”，多发“病”，新闻媒体也常有报导；对此，人们常常为之痛心疾首。这次温州街头发生的不过是一个新的例证罢了。　　

当时，摆在周大军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像当时在场的其他的人一样，装做没有听见，悄悄地走开。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将安然无恙，也不会有人指责他。而那个受害的女子将因孤立无援而失去财物；于是歹徒们的抢劫成功，受此鼓励，他们下一次还可再去抢其他的人，直到有一天碰上某个周大军式的人物为止。事实上，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大多数“双抢”的结局都是如此的。这也是“双抢”之类的案件在社会中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种选择就是他实际所作的，即义无反顾地冲上去，直到把歹徒抓住。周大军这样做既是为了阻止歹徒当前正在实施的抢劫，也是为了不让他们往后再去危害别人。周大军是好样的，他毅然地选择了后一条路，被抢者的财物因之保全了，罪犯被捉住了，社会因之少了几个祸害，多了一份安宁，可是周大军却因此而丢开了生他养他的父母，丢下了亲爱的同胞兄弟，丢下了可爱的姑娘，丢掉了未来的美好人生！这就是“看客病”杀人。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要避免抢劫抢夺之类的案件的频繁发生，避免周大军这样悲剧不再发生，就要从医治以上社会病症入手，切实地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消除愈演愈烈的腐败，同时还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大力弘扬社会的正气、压制各种歪风邪气。只有这样，社会的发案率才有可能大大减少，周大军这样的好青年才不至于被害。这是当务之急，也是各级执政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最后，据报导说，周大军的事情出现后，两地的相关领导是很重视的，在为周大军而开的一些会议中，领导都到了场、讲了话，高度地赞扬了周大军，对周大军的后事也作了妥善的安排，等等。作为领导，作为执政当局，这些都是应该的。但是，我认为，如果他们仅仅止于此，那就不过是作秀。“双抢”之类的案件频繁发生，久治不愈，除了上述种种原因外，与当下官员们只爱作秀却不爱办实事，更不爱从自己做起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这一次他们又只是借周大军的死而出来作作秀，过后却一切照旧，那么，“双抢”的，被抢的，其他种种为非作歹和被害的悲剧将会继续频繁地在中国大陆各地上演，社会也将永无宁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到想提一个很不地道的建议，即建议“双抢”者们今后更多地把“双抢”的目标盯住各级执政者们——叫他们也吃吃“双抢”的苦头，看他们还是不是遇事只会借机作秀！　　

　2006年3月24日　　　

　2009年2月24日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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