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宣布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再次证明其不愧为在华中外资本的忠实走狗。既然是“再次”，那么就不再奇怪了。但是网络陆续冒出的“马后炮”部队却吸引了我们的眼球。
粉墨登场的有流氓无产者：这些一面极度厌恶自身无权无势生活境遇，一面又热切向往着上流文明社会的无产者们在富人餐桌下啃着扔下来的骨头时还不忘着偷听富人的窃窃私语，他们把这当作平时难得一见的真理并且抱着某种一辈子都很难拥有的莫名优越感，迫不及待的在各种论坛大骂新劳动法，因为他们从餐桌下面听到的就是这个。
粉墨登场的有小业主：他们为能够暂时逃脱了一个据说会让自己沦为无产者的恶法而擦拭着冷汗。就像一个早作预告的台风突然转移了方向不再向自己扑过来一样让这些人长舒一气。然而这些人和19世纪法国二月革命时期的同行一样短视，那些前辈们消灭了街垒后面的无产阶级后转身一看震惊的发现自己的小店铺门前已经站满了要求回收革命期间被废除的租金的大资本家。
粉墨登场的有资本家，官员和知识精英：这些人在经济危机的惶恐不安中突然发现原来可以借此对那个早已厌恶的新劳动法倒打一耙，正是他们在餐桌上窃窃私语，在低吟着福祸相生的真理。然而这只能表明一个新殖民地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是永远软弱的，是永远无法承担为民族谋取福祉的重任。
我国的资产阶级精英们的软弱性来源于他们在国际殖民链条所处的卑微的地位。他们的知识界代言人争相卖弄一个个经济学指标：人口，就业率，消费物价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数学公式是他们内心获得安宁的避难所，因为公式只有不分先后的等号，于是包含自然哲理的先后次序的逻辑链条消失了，等号中出现了一个“和谐社会”，飘飘仙乐让他们无法直面内部的蹩脚的宏观经济控制算法。
我国的资产阶级精英们的反动性同样来源于他们在国际殖民链条所处的卑微的地位。卑微的国际地位决定了他们可耻的世界观。就像动物的条件反射一样，楼价下跌他们要救楼市，出口下降他们要出口退税，企业困难他们要确保企业经营稳定。所有跟“人”相关的条例，法规都只能退避三舍。
卑微的世界观使他们认定正是新劳动法，正是给劳动者们增加可怜的最低工资，正是给劳动者们办理根据法律理应办理的社保才让企业陷入困境。他们可以居高临下低着头训斥着蠢蠢欲动的劳动者们，但是却不敢抬起头来怯声问一下他们的老大，为什么我们老实的供给你最优质的产品，最优质的资源，你还能弄出一个危机来。他们嚷嚷着要扩大内需，然而就不肯增加劳动者的工资，现在人们都明白了扩大内需只是强制劳动者们把羞涩的工资花到资本家认为应该花的地方去：教育，医疗，住房。然后，资本家的托管人也就是政府回笼这些巨额资金回馈到了资本家身上。而资本家的产品呢？全部流出到国外。最后，他们高喊着共享发展成果，无非就是带着鄙夷的目光看着领救济金的倒霉蛋们。
对于劳动者而言，哪怕关起门来在国内搞资本主义，哪怕是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也绝对过的比现在好。因为在这个闭合的经济体中，资本家越扩大生产，就有越多的产品让劳动者消费。所谓“共享发展成果”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资本内在要求加入国际链条，此时，资本家的最终产品与国内劳动者脱钩了。资本家可以不顾国内购买力而肆无忌惮的生产，这就是出口导向型。最后，劳动者迅速贫困了。内需不足形成了。资产阶级通过经济指标也看到了，但是屁股坐在底层资本链条的精英们不愿意认识本质成因，相反却推出了蛮横的强制扩大内需的方案（当然在媒体上他们优雅的删除了强制二字），强制劳动者务必把更多的工资花在医疗教育住房上，强制让劳动者在其他消费领域培养出节俭的美德。此时，标榜的“自由”消失了。
一个自称是劳动人民的党就这样堕落了。“和谐社会”，“扩大内需”，“共享成果”这些口号仍然蛊惑着不少可怜的无产者。正如《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描述的二月革命后的无产阶级自持协助资产阶级革命有功，高呼“组织劳动！成立专门的劳动部！”，马克思怒其不争的给予了辛辣的讽刺，他写道：“在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近旁，在银行和交易所近旁，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的两个祭司长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乐土，宣告新福音，并使巴黎无产阶级有事可作。他们既没有任何经费预算，也没有任何执行权力。他们得用自己的额骨去撞碎资产阶级社会的柱石。组织劳动！但是雇佣劳动本身已是用资产阶级方式组织劳动。专门的劳动部！但是，难道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不是资产阶级的劳动部吗。”是阿，我们可爱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难道不正是专门给劳动者设立的保障部吗？实际上，它保障的是资本家的“人力资源”，而劳动部，商务部，法改委，国务院，党中央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保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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