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金融危机来临之际，全国的就业问题日渐突出。当前政府解决就业问题似乎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程度。看来仅凭原则性的哪怕是积极的政策引导就业工作、稳定就业形势，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拿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迅速见效的措施，方可应对当前就业问题的燃眉之急。比如从国家的4万亿投资计划中，考虑直接抓紧组建国营企业，迅速吸纳大批人员就业；直接向国有企业尤其行业垄断企业分配就业指标的办法，等等，都是可行的。
今天再提出一个建议就是，按“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和公费旅游）水平向有关单位分配用工指标。具体的思路是这样的：按三公消费额的一定比例，比如可以确定为30%吧，就是以三公消费额的30%用于承担安排就业任务，比如假设某单位每年的三公消费100万元的话，那么就得让他们拿出30万元用于解决就业，也就是说，可以接收年薪3万元/人的10个人就业，即政府可以直接下达给这个单位安排10人就业的指标，至于这10个人怎么招考或招聘，只是个技术问题了。
照这种办法的话，大致可以匡算一下：全国三公消费每年9000亿的话，则3000亿用于招人，即每年可吸纳1000万人就业（年薪3万元），这是一个多么可观、多么令人鼓舞的数字啊！全国今年应届大学毕业生不就才600万吗？加上上年度未就业的150万，不过才750万，剩下的名额又可以解决国有、集体企业下岗失业的老职工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解决近半年来返乡的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
国家分配就业，本来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是落后的过时的办法，而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屑于这样的办法的。而且，政府如果硬性分配，当然算不上市场调节范畴，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因而是不宜提倡的。然而，按三公消费额分配指标，则另当别论了，因为这与建设廉洁政府、树立政府良好形象至关重要，因为你花了公家那么多钱，或者说是人民养育了你们，现在在国家和人民有难的时候，就是你们自己看着办吧，也没理由推辞。
按三公消费分配用工指标，其好处至少一举两得：一方面能够迅速摆脱全国普遍存在的就业困境，立即给毕业学子和失业者以信心和力量；另一方面则为压缩或抑制居高不下的三公消费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哪个单位胆敢继续维持或增加三公消费，必将承担单位人满为患的风险。
当然这项措施落实起来肯定有一定难度，有些单位和领导一时会接受不了，这不要紧，只要坚持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部门到事业单位，一个标准，一视同仁，就一定能够顺利实施。除非有的单位一恼火索性取消了三公消费，那就没办法了，不过那样所省下的财政支出政府就可以直接用于解决就业了，岂不善哉，善哉！。
其实三公消费本来就是可以没有的，比如计划经济时期，至少公款招待和公款旅游是一点都没有，公车消费也只有相当高的级别才可出现，很多县处级，科社级干部通常是骑自行车深入基层、开展工作的。当然如今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不可能再走骑车年代的回头路，坐小汽车也是少不了的，当然也未必非要公车消费，开私家车照样能为人民服务。据称，韩国首尔市政府公车仅４７辆，其中仅给行政长官４位正副市长配“官车”，而完成一天的公务后，“官车”必须返回登记。市长也经常乘地铁上班。论富裕，我们当然比不不上韩国。所以，公车消费，没有理由降不下来。
当然，这个办法虽然只作为金融危机时期共克时艰的应急措施，或者作为试验也行，如果试验成功，便可以延续下去；而此举一旦形成长效机制，将对就业形成长期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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