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创新主体岂能被边缘化
[之四]
中国的退休老专业技术人员，呼唤“创新基金”的雨露，创新国家，创新城市更需要，为退休老专业技术人员搭建创新平台，尽管基金规模过小。但这些年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创新基金”约高达45亿之多，但实际效果上，并没有达到建立之初所设定的，每年投入10个亿至13个亿的规模。这个数量对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来说，实在是太小，现在的“创新基金”，似乎是以撒胡椒面方式撒下去的，而不能够有重点的投入，所以最后的效果并不是太理想。
1992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为此修改了“合资企业法”，允许外方控股并出任董事长。在中美市场准入谈判中，中国政府承诺将大幅度降低关税及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和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激发了外商投资中国的热潮，西方跨国公司对华投资速度明显加快，1992至199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金额增长了3倍多。
在这一时期，中方坚持在合资企业中的控股地位，力图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日资在西方国家的对华投资中比重最大，投资的领域最广，但日资企业限制技术转让的意图十分明显；而美资企业由于“技术创新”能力强，技术转让相对积极。
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对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1997年10月以来，外商直接对华投资开始下滑，由于中国制造业的开放程度已经较高，外资对低技术制造业的投资出现下降趋势。
1999年外商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从1994至1995年的20%的高水平，下降至10％的低点，此后几年一直如此。截至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投向是，工业占59.6％，房地产公用事业占24.4%，农、林、牧、渔业仅占1.8%，交通运输及科研、技术服务业合计仅为2.8%。
在对第二产业的投资中，加工工业又占较大比重；这类企业大多是港台的中小资本，在各种优惠政策的刺激下，大量使用国内廉价的土地、劳动力、能源和原材料，其中不少企业，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一带从事原料药、化工和塑胶制品的生产，对环境的污染十分严重。但这类中小型加工企业，主要是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较少争夺国内市场。
日本和欧美的跨国公司，则主要瞄准中国的国内市场，它们大量投资机电、日用化工、轻纺等高利润的传统行业，产品销售额在国内市场上的比重增长迅猛。电子及通讯设备类的外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已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事实证明，1992年中国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其实并未获得成功。外商大企业力图通过大规模投资，取得在新兴产业和高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并依靠巨额资金和技术投入形成竞争优势，对中国本国工业筑起了难以克服的产业进入障碍。
目前，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外资控股和独资企业数目迅速上升，独资和控股经营，已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在一些技术密集型的新兴工业领域，外商独资的比例越来越高，超过1亿美元的大型投资项目的数量增加较多。
从2001年开始，外资企业加快了向中国转移制造业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的制造业，大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中方参与生产的只是价值链中技术含量低、适合大规模组装的部份，这种移植的制造业，完全受制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发展的基础十分脆弱，很难孕育出现代化的中国产业。
在中国以合资方式引进的技术中，属于硬件技术的成套设备进口占了绝大部份，技术许可和技术咨询服务等软件技术，引进的合同数量和金额很小，所占比例不超过20％，反映出中国企业普遍存在技术依赖心理，这样掌握着核心技术的跨国公司，就很容易将合资企业，改造成它们的最终产品装配线。
由于引资工作多在政府的干预下进行，政府和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在引资中就表现为重表面而轻实质，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严重不足。
中国用于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资金，只占技术引进资金的三分之一，而日本、韩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用于消化吸收的资金，三倍于技术引进的资金。
对于许多地方政府来说，引进外资的目标日益模糊，甚至引资本身成了目的，从而造成为开放而开放、为引资而引资的被动局面。
中国不少企业未能通过合资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无法逐步形成自主研制开发能力，即便是在员工素质、信息等基础条件最好的上海也不例外。外资方采取的一系列技术保护措施，与上述国内因素相互作用，在遏制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同时，完成了对中国的技术控制。
因此“技术换市场”，仅仅是幻想而已。最终的自主“技术创新”，还更应依靠自已的离退休“老科技人员”。
据统计，中国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的数量已居世界第五，但1994年至2004年这十年间，每篇文章的平均索引率，却排在了第120位之后。而每年国家统计的数万项科研“成果”中，“就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无实际价值”，这就形成了大量的科技泡沫。
这种重量、轻质、资金分配不讲实效的浮躁风、是科技泡沫形成的主因，大多数科学家看得很清楚，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国的科技界，是以量为核心的评价体系造成的。而这种体系的致命缺陷是，违背了科技成果的创造而产生的科学规律。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佳洱说：“一个人一辈子能做成一两件了不起的事就很不容易了”。“科技创新”重在质量，不能盲目追求论文数量。攀比数量统计的做法，不仅使科技人员，忽视对重大科学技术目标的追求，还容易引发学风的浮躁。
全国政协常委张涛说：“由于科研活动远离经济与社会实际以及立项和评估中的问题，出现了大量的科技泡沫，导致我国在国际科技总体实力竞争中长期处于弱势”。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冯培恩说：“我国不少科研院所和高校在人才评价中，只看重科研成果数量，而不注重其质量和科学意义，导致科研人员急功近利，为获奖和晋升而搞短、平、快，成果得不到转化，甚至还催生种种学术不端行为。
中国错误的评价机制，使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国家巨额的“创新基金”与科研经费、科技人员的大量精力和宝贵年华，却制造出一大堆无用的垃圾。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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