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是我的国，家是我的家，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3月5日下午，十多位港澳全国政协委员站立齐声歌唱，他们在唱一首新歌《国家》。

　　如果说这些委员的歌声带有自发色彩，那么从今年开始，全国两会开幕式上，所有参会者共唱国歌，代表、委员们从奏响国歌的听众变成了唱响国歌的主人，其背后寓意深长：爱国主义再次被明确强化为主流价值。

　　爱国主义、民族气节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是中华文明经历各种考验、绵延至今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爱国主义更一直是强大的精神力量。毛泽东自豪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小平同志有句名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江泽民同志在新世纪初发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召；胡锦涛总书记引导“八荣八耻”价值观，第一条就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一代代国人在爱国主义的激励下，经过60年艰苦奋斗，已将我们的共和国初步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然而，在个别人那里，质疑和诋毁爱国精神一直没有平息过。从1980年代后期有代表性的谬论——“要当西方300年殖民地”，到近来所谓的“无国界”运动等，以所谓“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人权高于主权”为理论依据，推销极端个人享乐主义文化，瓦解集体价值和爱国精神，诋毁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令人齿冷。

　　由于中国与国际经济交往日益增多，在“国际一体化”概念的影响下，国内某些学术理论界人士也存在模糊认识，认为既然国际经济一体化了，那么，“无国界”、“普世价值”不是必然方向吗，何错之有？

　　我们并不反对建立在公正原则上的国际主义。“天下大同”历来是中华民族的理想，早在《礼记》中就写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社会主义的最高理想也是建立在公平正义之上的国际“共产主义”，但我们坚决反对建立在虚伪的双重标准上的“普世价值”。

　　西方某些势力极力推广的“新自由主义”是什么样的呢？对自己强势的生产力要素——资本和金融，要求全世界给予最大自由，而对他国优势的生产力要素——如劳动力入境则严防死守；对本国的强势产业——农业等，要求各国无条件开放，而对本国的弱势产业则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只买本国货。

　　他们极力推销的“普世价值”又是什么呢？他们定义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合一为黑暗时期，而对比欧洲中世纪更惨无人道的西藏农奴制的政教合一却不闻不问；他们以“人权卫士”自居，却未经联合国授权，侵略他国杀害平民，建立国际监狱虐待战俘；他们斥责他国的爱国主义为“民族主义”，乃至“极端民族主义”，但在本国却大为倡导爱国主义，甚至通过“入籍誓词”要求入籍者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

　　这种双重标准的“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的真相，其实是为个别和少数强势国家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利益最大化开路，是披着国际主义道德外衣的“霸权主义”。其受益者也不是这些国家的社会公众，而是控制着这些国家的极少数人的利益集团，是强势国家的极少数寡头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那么，国际主义意义何在？个人、组织、国家和人类应当是怎样的关系？真正的天下大同应当怎样实现？只有合理解答了这些问题，爱国主义才能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

　　就这个问题，孔子的回答很精辟：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意思是说，个人遏制自身贪婪的物欲才能获得真知，以公正之心诚恳之意，修砺品德，使家人同事齐心合力，使国家大治，使天下太平。简明扼要地讲透了个人、家庭（公司和组织）、国家和天下（国际与人类）的良性互动关系：

　　——个人、组织、国家和天下的不同层次的利益各有其合理的存在，各层次的正当价值观是可以实现并行不悖的，其源头是个人，但人要以中庸公正为原则，不应倒向任何一个极端。极端个人主义会使家庭组织交恶，国家溃散，天下大乱；极端的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也会压抑和剥夺个人的合理利益和自由空间。我们在反对极端个人主义瓦解国家集体利益进而各个击破并侵犯弱者合理利益的同时，也要防范个人与组织假借极端国家主义侵犯个人和家庭合理利益和自由空间。

　　——只有一个人能够遏制贪婪地剥夺他人合理利益的欲望，能够自律小我，能够用“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同一标准，公正诚恳的态度，才拥有发展“大我”的基础，才有资格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极端自私自利自我，背弃对父母的孝道，不惜损害家人、他人、他国合理利益以自肥者，是没资格谈爱国主义的，更是没资格谈天下主义的。

　　当爱国主义建立在更加理性、更加自觉的价值之上，我们的爱国主义将更唱出精气神，会唱得更加嘹亮，会唱得更加理直气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