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之争决定中国走向
1919年，中国出现了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争论—问题和主义之争。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主张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去改造中国。以胡适为代表的精英阶层则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主义的共产党人笑到了最后，30年后的1949年他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又过了30年中国再次出现了问题和主义之争。总设计师大手一挥，一句“不争论”把坚持主义者打下深渊。于是“问题派”重新收拾河山，开创了他们心中的“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年代”。而今在他们解决了三十年的问题的中国，出来了新的四座大山，人民到底是站的更直了，还是跪下去了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答案。
历史是公平的，她给了三十年年时间让“主义派”实现理想，同样也给了三十年让“问题派”施展拳脚。
回顾二十世纪的这两次问题和主义之争，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主义派”无疑是在共产主义的前提下去思考和解决问题的。“问题派”是不是真的像他们所宣称的超越了主义而去解决问题的呢？所闻不如所见，我们还是穿过历史的迷雾来看一看问题派的表演吧！
胡适是“问题派”的鼻祖，他最终没有选择和人民在一起，而是跟国民党一起去台湾。在他的主子国民政府主政的“黄金十年”里，倾国的财富都流入了四大家族的口袋，造就了大批的待富者。我记得曾有一篇乌有顶置的文章里说毛主席早年受胡适影响，以致于终身都是致力于具体问题的研究等等，里面也充斥对胡适赞美之词。我觉得这是对历史的曲解，毛主席一生信仰坚定，任何事情都是在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前提下做的。任何事情只要有违于这个理想，主席都是坚决反对的，因此才保证了主席一生都不走邪路。主席后来对胡适的无视，就像管宁割席一样，是对甘做走狗的胡适人格上的不屑，而绝无半点私怨在内。
改革开放以后的“问题派”，同样不提社资，主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先富带动后富。而我们看到的是先富起来的少数人里并没有几个真真正正的老百姓，而“待富者”也多对后富绝望。秉承着“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精英也和他们的先祖胡老先生一样，不为穷人说话更不见为穷人办过任何事。
可见所谓的“问题派”其实也是在主义的前提下解决问题的，他们之所以他们能做不能说的，是因为他们坚持的主义是不能冠冕堂皇得开口的。他们坚持的一直是利己主义，坚持的是为当权者服务，为自己谋取最大的福利。因此“主义派”和“问题派”最大的分别是他们的立场不同，立场不同对事物的看法自然不同，问题和主义之争的本质就是立场之争。
当今的左派其实就是“主义派”，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或者说代表被剥削者的立场。而右派精英显然是“问题派”，是站在剥削者的立场上。剥削者才无暇去思考什么问题和主义，他们享受人生还来不及呢，只有那些企图分些残羹冷炙的无骨文人才是问题派的主要成员，有主人的撑腰才敢叫得凶。
站在不同的立场来看问题得到的结论自然不同，左派和右派的嘴官司的根本就是立场问题，所以谁也不要试图去说服对方。二者对建国后的两个三十年的看法虽然迥异，但就各自立场来说都是对的。作为被剥削者却站在剥削者的立场虽然成不了富人，但还是能捞到骨头吃只能成为走狗。反之如果抛弃剥削立场站在人民的立场则是纯粹的人，是高尚的理想主义者。
问题和主义之争是阶级矛盾激化的前兆，是中国未来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选择那个立场去解决问题，是解决当前中国所有问题的首要前提。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只有选择人民的立场中国才能不走邪路，不改旗易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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