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差钱”与“中国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不差钱”？因为中国的GDP，在世界大国行列中增长是最快的；更重要是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最快的，平均年增长率超过20%。2008年中国的GDP超30万亿，财政收入超6万亿。这些年，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几乎是GDP的一倍，再加上这些年我国积累了近２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所以，中国“不差钱”！
想起中国的两句俗语，“羊毛出在羊身上”和“国富民强”。按理国家富裕了，老百姓应该高兴起来才是，但事实却非如此。这倒不是老百姓爱国觉悟不高，而是因为百姓们的生活现状让他们高兴不起来。主要因素是，一是老百姓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慢（没有GDP增长快）；二是百姓与企业税负增长快；三是百姓没有得到“高税制高福利”相应的国民待遇；四是政府管理费用在财政收入中占居比例过高（近三分之一）。
由于建设新中国既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又要完成工业化基础的基本积累，所以我国采用低工资办法。改革开放前我们达到了这一建设目标，这是中国几代人对国家建设的奉献。打个比方，清王朝将用于海军舰艇的钱用于修皇家花园——颐和园，与新中国将发展积累用于建立海军与空军。百姓为前者而丧气，为后者而骄傲。同样今天的造新央视大楼这些钱，可以打造多少条“航母”呢？不至于在南沙群岛的争议中显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局面呢？否则，咱们的“大裤衩”早已经伸向南海了。也不至于一边大笔购买美国的国债，另一边美军却在咱们周边大搞军演达到30年来最高水平而心理堵得慌？！不管今日有些人对新中国的奉献还在风言风语的，但几代人为国泰民安的奉献这是事实！
然而，改革开放初期的理念就是想要补上“低收入”这一课。既提倡社会成员对社会的奉献，又能兼顾社会成员社会福利、公益、保障与可支配收入增长。百姓们支持改革也出于这一基点上的。那么“补课”，就应该是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增长超过国家的GDP增长，国家的GDP增长超过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但是事实上是在变异。变异的结果是将这一增长序列倒置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没有改观百姓“低收入”的问题，“国营”改“国有”，一张“全员劳动合同”，砸了“铁饭碗”。百姓的提高主要来自于百姓的积累！以笔者为例，笔者的父母属于多子女时代，笔者的子女却是独生子女时代，这30年毫无疑义是一个积累型的社会时期。所以从整体而言，百姓的生活提高主要依赖于积累，而不是可支配收入增长。从世界劳动力报酬这个范畴来看，我国没有因为经济快速增长而相对进步，甚至还落后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没有带来制度性社会公益、保障、福利的进步。70年代，国家在医疗、教育等相对达到了较好公益性、保障性、福利性，甚至都已经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现状却令老百姓高兴不起来，来自这些方面的生活压力过重，这种甩“包袱”改革，削弱了老百姓本来增长缓慢的可支配收入。使得医疗、教育、住房等都成为我们积累型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一道道“坎”。笔者多年前就有个预言，我们这代人，还需要第二次“上山下乡”，以后在城里养不起老，城里也缺少养老的基础建设，到那时又是我们生活中一道“坎”！为什么这样呢？问题是中国的GDP增长属于什么类型的增长呢？
中国的GDP增长是属于“投入型”的增长。2009年中国的GDP增长要“保八”，就是要增长速度为8%，然而捍卫8%需要增加投入。“中国不差钱”，计划三年之内要投入20多万亿，快接近国家一年的GDP总值，是四、五年总财政收入。原本是要将中国“投入型”的增长改为“效益型”的增长模式，这下却是反其道行之，作用是阻止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企业倒闭潮与失业洪流，进而树立民众的信心与实现社会的稳定。
由于投入的数额巨大，还是那句老话“羊毛出在羊身上”。一个依赖于过去“剪羊毛”，另一个依赖于将来“长羊毛”。有人会问，过去我们“一穷二白”都走过来，难道在经济高增长的今天不行吗？笔者以为，除了中国发展模式问题外，这也是“中国的问题”。过去我们有良好的干群关系，今天还有多少？过去人人讲奉献，今天还讲吗？看看国家财政收入用于政府管理费用占居三分之一，一个贵族式的国家管理的经济基础已经构成，也是腐败的滋生之地。加上“天下为私”之思想潮流与“一盘散沙”之现象形成，“信心”从哪里来呢？难道这不是“中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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