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嬴政与毛泽东
商鞅、嬴政与毛泽东虽相隔两千余年，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极大的相似度。商君厉行法治于秦国，统一秦民的思想，聚力使于一处，秦国终于由弱变强，由诸侯变为帝国；赢政一天下，欲行之六国，无耐人亡政息，令人扼腕，而我宁相信若与刘邦年纪相仿的赢政再活上十年，散漫惯了的六国之人也必会在法治的熏陶之下变得如秦人一样的彪悍，如狼似虎，界时首先突破长城的就将不是匈奴而是我华夏族。
毛泽东赖我民族前所未有之合力（注）驱逐列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团结就是力量获得最生动的体现；然而要实现一劳永逸的团结，永久保持强大，以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竞争，必要有思想上之统一，摈除一切繁杂的、腐朽的思想形态；毛泽东站在民族命运的至高点，作出了抉择，而用以统一的思想，中国人民、毛泽东选择的是共产主义，自新中国建立，毛泽东就几乎以一已之力在践行着，发展到最后是今天看来极端的行为——文革。文革实质上是以类似一神教的基督教在控制其教徒上所采取的方法来推行一种意识形态，并且操作过程本意是尽可能和平的。
基督教作为一神教，本质上排斥一切其他思想，信仰其他思想的人，一律视之为异端，最初必欲从肉体上消灭之而后快。然而，若问基督教何以绵延两千余年而传承不绝，并且在今天的中国也有发扬光大之势，就在于它对于教徒的控制之严上，比如对于中国教徒来说，传统的门画都是绝对不能贴的。商鞅、嬴政与毛泽东正是在严格推行一种思想、统一人民意志以实现国家强大、民族振兴上存在着共同点。历史人物的作为，到底是积极还是负面，关键看它所起的作用，而看它的作用重要的是看其结果而不只是过程。毛泽东失败了了，于是中国人重新又回归到了“无所谓”的思想状态。
注：毛泽东曾说要感谢日本人的侵略，为什么不呢，没有空前的民族危机就不会有中国人空前的团结一致，就不会有快刀斩乱麻似的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问题。
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
为什么知识分子能够心甘情愿地、自然而然地、顺理成章地为剥削阶级如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服务，而一旦工人农民等大众成了国家政权的主人，知识分子就以坚持真理、崇尚自由为由而拒不合作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但凡剥削阶级总是占社会总人口的少数的，他们占有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自然能够阔绰地拿出相当的份额来酬劳愿为他们服务的人，这其中就包括知识分子；而工人农民本身为社会的大多数，当他们奇异地享有了国家政权、占有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时，平均下来，每个人的所得仍有限，当然就不能够、也不情愿拿出相当份额的财富去笼络知识分子，使后者生活于社会平均水平之上，乃至更加优渥。由此看来，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知识分子似乎是天然地与工农大众相对立的，而唯依人之善良本性行事的知识分子只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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