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官都是高智商吗，草民议政无用吗
——兼答高粱米网友“平民操心国是无用论”
有不少博客日报的网友，在评论笔者的这种通过财富收入的重新分配和更大范围内的有序转移，拉动居民消费需求的办法，持一种怀疑、嘲笑的态度，说脱离中国的现实，纯属天方夜谭。有位唤作剑芒、高粱米的网友劝慰道，“你以为这些道理，上层不知道?他们比谁不清楚。”“能当上中央的高官，智商都极高，你想到的人家早就想到了，中国的国是根本轮不到咱们这些草根的平民操心，别瞎扯了，当个顺民吧。”
真理会越变越明，立场会越变越清。
其实，笔者在《三大非常规举措拉动居民消费需求》一文中，已粗略的算过一笔帐，单单通过查收贪官里的家产，就足以整出万把亿人民币来，把它有序转移到社会的中低收入阶层，由其释放出来的购买力所拉动的居民消费需求，能消化多少卖不掉的房子、汽车、冰箱、彩电，大米、面粉等，真是难以估量啊！至于到底能消化多少，还是交给市场去结算吧！
笔者需要说的是，这些非常规的举措，中国的执政者想没想到是一回事，敢不敢用则是另外一回事。想到了不敢用，那是立场问题。不敢一窝窝地查收贪官们的家产，怕革贪官们的命，会伤及到自己的权和社会的稳定，只好听之任之贪腐下去，偶尔也放放很话糊弄糊弄自己的人民。这就是立场问题。笔者就是受到再多的嘲笑，都坚持把它讲出来。参考也罢，采纳也罢，沉默也罢，那只好听天由命了。
有些网友说，中国的执政者都是高智商的人，你考虑到的办法人家早就考虑过了；你没有想到的人家也替你想周全了，根本用不着你闲操心。
笔者不赞同这一看法。假若中国的执政者都能把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突出问题看个透彻，想个明白，都想好了应对处理的办法，那么中国的一些突出的负面问题，比如官员的大面积贪腐，投资美债的巨亏，经济的下行，生态的退化，污染的加剧，发展的粗放，跑官要官的代代相继、屡禁不止，干部依靠特权腐化堕落等等问题，为何还没能如期的缓解和根治呢？有的反而更加严重了呢？如果中国的执政者因其智商之高都把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想好了，想周全了，比如腐败的遏制、内需的启动，官员财产的申报审计，那么中国的民众也许就不会再瞎操心、白扯淡了，当然本分地呆在家里静观其行，乐享其成。
如果想好了，而却出于维护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不敢向民愤极大的官员贪腐开刀问斩，而是与之搞妥协，搞和平共处，放任其存续下去，这实际上就是背离自己的宗旨和对人民的承诺。这实际上就是站歪了自己的立场，而成了贪腐官员的同路人、保护者。这是一个两难问题，夹在巨大的贪腐势力和人民的反腐期待之间求生存，的确不易。中国的执政者好累好难啊！
笔者当然希望中国的执政者都是一些高智商的人了，就像一些嘲笑平民论政者所想的那样，你想的人家早替你想周全了，俨然先知先觉、全能的主。然而这种全能的主，什么都替你想周全的先知者，在人世间并不存在，它只存在于人们对来世的寄望里，是无力反抗现实压迫后的一种自我安慰而已。中国的执政者决不是什么全能的主，自我麻醉中的先知者。他们也是凡人，也有考虑不周、想不到的地方，也需要开启民智，广纳善言。温家宝不是常说要“问计于民”吗？，要防止失政于野吗？温家宝这样的高官都如此谦虚，我们的一些网民何必非要把他们当作什么都替你想周全的先知者呢！
正因为如此，中国应该赋予自己的民众有更多的参政议政，批评建言的权利和自由，应该积极开发民智，问计于民，问政于野；而不应该让民众一个个地成为自己手中随意摆弄和支配的木偶，无思想的愚民。
真正的思想者就应该是一些洞悉时弊、独立思考，有独见的人。真正的爱国者就应该是一些肯思考、敢谏言的人。真正的正义者就应该是一些社会阴暗的批评者，社会特权的反抗者，民众愚昧的启蒙者。
那些叫嚣中国的执政者都把你所想的问题都想到了，你想都是瞎想，顶个屁用的人，是不是政府放出来监视民意的探子、耳目，笔者不敢妄断。但我要指出的是，这种叫嚣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愚民政策，就是让民众甘作精神上的奴隶，任人宰割的羔羊。
温家宝引用中国士大夫的一句古训告诫到，执政者要防止“失政于野”，也曾身体力行过“问计于民”。既然如此，又为何热潮冷刺那些关心国事民生的人呢！
2009-3-29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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