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已患上了制度迷恋症
来源：光明网 作者：梅梅日记
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你与任何一个自以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进行一次涉及当前某些现实问题的谈话，那么你必定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这是制度问题”或者“那是机制问题”。
比如，人们说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效率低下效益不高是制度问题，因为公有制度下人们谁也不关心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人们说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也是因为制度问题，因为在一切旧的体制下，人人都被迫成为腐败网的一部分；人们说某些官员为何表现不佳，是因为现行的制度下不会将杰出的人才遴选出来；人们说知识分子为什么缺乏科学精神，因为现行制度不鼓励独立思维；为什么司法系统中有腐败，因为司法制度不独立；甚至当遭遇态度恶劣的商业、金融服务人员时，那也都是制度问题，因为在现有制度下国有企业无法出现良好的服务态度……
人们说的似乎都颇有道理，但结果却是一种如此时髦的悖论出现了。所有人都知道今天的中国社会问题成堆，从最高层的决策者，到最底层的普通老百姓，似乎一切都迫切地需要刷新。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却是，整个社会又恰恰被包围于一种普遍的强烈的惰性情绪之中，这种情绪中又蕴涵着某种盲目的乐观———人人都期待那个既具体又抽象的“制度”发生变化之后，然后相信之后的一切都会向良性的方向发展。
仔细地观察中国社会的很多微小的组织，它可能是一个领导机关，一个政府部门，一家公司，一份报纸，或是一所大学，几乎所有的领导者与员工们都喜欢高谈阔论“制度建设”，但每个人却不愿意为制度建设付诸自己的实际行动，他们的态度似乎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个人的作用是渺小的，不值得信赖的，只有依靠整体制度的整体改变，才是有实际意义的。于是，当前的中国社会陷入了这样一种情绪，人们迷恋物质上的成就，迷恋整体制度，却不相信个人的创造性，甚至排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窒息个人的创造潜能。
大概在1997年前后，我曾在四川省《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国企改制不能只见制不见人》。当时说的就是国企改制不能把眼睛一味地盯在企业制度的转换上，简单地“一卖了之”，而严重忽视国企厂长经理和全体职工这个“人”的因素。问题是当时有些国企厂长经理和不少职工对企业制度转换非常看好，认为这是解决国企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所以，在当时也很容易就出现了国企改制的热潮。现在看来，有些地方上的国企在改制以后，甚至重组变成了民营企业之后，企业中的某些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在当时就提出来国企改制既要推进制度创新，又要活化企业中人的因素，而人的因素在企业中是至关重要的。
人们似乎仅仅是环境的产物，他们不能改变现有的发展方式，不能创造性地改变历史轨迹，而只能作出被动的反应。中国社会今天表现出的思想上的保守与沉闷，是因为人们，尤其是知识精英，放弃对自身力量的信仰，他们忘记了法国哲学家伯格森在一个世纪前的洞见：“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
只见制不见人，过分地迷恋制度，而严重忽视一切制度建设中“人”的因素，不仅仅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问题，也是当今中国人思考问题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惯性问题，更多的则是人们对自身懒惰的一种陈词滥调式的自我安慰。这种自我安慰就是当今某些中国人对社会对国家和对自己的极端不负责任，这也就是当今中国某些事情经常办不好，新老问题层出不穷的主要根源之一。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要真正地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尽快从只见制不见人的制度迷恋摆脱出来，还必须重新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是因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社会上的一切制度问题都必须要靠人来推进解决和落实的，制度并不是包揽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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