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成为了一个“山寨”社会
吴强
作者简介：吴强，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政治学博士。现居北京。
在山寨产品廉价共性的另一面，是生产体系中教育和人力资本的缺乏、研发投入的不足和知识创新的扼杀、以及社会福利和环境水平的降低等等。结果，如此山寨不仅颠覆国际社会的商业规则，也最终损害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2009可谓山寨年。山寨版不仅在手机业愈益繁荣，而且扩展到了上网本，业内人心惶惶，大有当年VCD机山寨版泛滥的恐慌。山寨一词，几乎成了一个产业魔咒，一旦哪个产业出现山寨版，哪怕是最低端的产品被“山寨化”，整个产业的原有经营者都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逐渐丧失市场份额。
所以，不难想见，除了第一产业，从事加工业的各行业，无论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都开始对中国的山寨产业忧心忡忡。仍以手机为例，过去几年，大批廉价山寨机已经浩浩荡荡杀进了东南亚、非洲、中东和俄罗斯，它们与品牌机的价格相差十倍甚至更多，受到普通消费者的欢迎，也遭致国际著名厂商的嫉恨。就在不久前，印度电信管理部门终于在业界的抗议声中，着手封杀中国产山寨手机。
这次山寨手机遭遇的抵制却只是一个最新的信号，山寨手机也许只是山寨模式的最新也是最高级的版本，而山寨货受到抵制已经由来已久，遍及各行各业。事实上，但凡有“山寨”的地方，几无例外，必有抵制的发生。只不过此前的许多例子里“山寨”的色彩没有这么强烈，有关抵制的新闻也没有被国内媒体广泛报道。比如，多年来中国产的仿冒名牌运动鞋，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当地华商生产的便宜鞋与箱包，中国加工出口的大部分产品从玩具、服装到园艺产品、文具、自行车、甚至电机、车床等机电产品等等，常常遭受各国海关清查、反倾销调查、以及当地产业界和权利组织的抗议。即便在津巴布韦、赞比亚这样的非洲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廉价产品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喜欢，却也同样因为对当地服装产业的威胁而遭到程度不同的抵制。
这些产品有一个共同点特征，就是便宜；而被抵制理由各异，从侵犯知识产权、到威胁当地就业、还有血汗工厂产品等等不一而足，山寨手机在印度的问题则与代码规范有关。如此种种，汇成了一个“山寨资本主义”的模样。
所谓山寨，本来是海盗版的同义词。海盗的历史渊源流长，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或者今天的马六甲海峡和红海都还活跃着。尤其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初，海盗现象更像一种商业资本主义的伴生物一度空前繁荣，代表着掠夺式地破坏商业规则。中国历史上的海盗虽然也算有名，还是比不了山贼文化的深入人心。一部《水浒传》就列四大名著之一，另一部《西游记》的泰半也与各色山寨有关。山寨文化与武侠文化平行，同为传统文化的一个分支，普通民众对之并不排斥。这大概也是今天山寨产业的传统文化基础。
但是，在今天的各色山寨产品背后，与海盗经济相似，同样是掠夺和对现有商业规则的颠覆。仿冒产品侵犯的是知识产权；血汗工厂生产的廉价品掠夺了工人的劳动保障和社会福利，被西方国家指责为“福利倾销”；而更多的山寨产品则以仿制取代技术研发、以长期的环境成本换得短期利润。在山寨产品廉价共性的另一面，是生产体系中教育和人力资本的缺乏、研发投入的不足和知识创新的扼杀、以及社会福利和环境水平的降低等等。结果，如此山寨不仅颠覆国际社会的商业规则，也最终损害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当然，山寨手机的“境界”颇高，避开了DVD机产业的核心芯片和专利付费问题，依靠廉价集成芯片和附加功能取胜，俨然代表着“高级山寨版”，但并未改变山寨文化的本质，仍旧是“阉割版”的模仿。若追根溯源，可从70年代初集体乡镇企业的兴起、或者中苏交恶后的自力更生模式、甚至革命时期的根据地生产得出。即便以更古早的洋务运动或中体西用思想来寻找山寨的“阉割版模仿”源头，也许更为恰当，如果以19世纪同期日本的“欧化”来比拟的话。这一系统性的山寨精神不仅见诸文革前后的军队“正规化”之争和工业体系内的“大庆”榜样，而且，至今仍然影响着改革路线，我们在移植现代文明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所采取的 “阉割性模仿”。
如此说来，山寨版的根源还在于产生“山寨资本主义”的大环境。如同说没有一个充分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同样，若没有国民充分的自由和权利，那么任何创造性活动都是不可想象的，山寨版也将继续泛滥，通过山寨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继续一个世界体系边缘的自我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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