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与今日之对比

当今与明末之相似（随感）

苦丁：顾炎武的救亡思想

      对顾炎武所谓的“亡于学术”和“道德沦丧”，嘉林有如下理解和感想——

一

      阳明心学导致思想解放、人性独立意识的过度发展，一切道德、权威，包括孔子都被世人质疑、批判甚至辱骂，整个晚明社会思想极其混乱。人性本自私、纵欲等思想大行其道。包括过度发展的商业活动（相对于萎缩的农业生产），大量商人阶层士人、官僚阶层生活奢侈、思想糜烂，相互勾结压榨底层人民。频繁的兵变和民变，俱因无饷、无粮。崇祯帝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军事危机却不敢调令军队入关卫京（害怕士兵因无饷而造反），待到生死存亡关头不得不召集募捐时臣下官僚和商人们个个一毛不拔，待至李自成进京却搜出七千万两白银，鲜明地说明了这个严重的问题。

      然而，中华文明的这一发展过程却是正常的，因为明末已有文人开始反思和纠正这一系列思想放纵，王夫之、顾炎武等都对当时的混乱思想作了深刻的批判，如认为李贽是华夏沦亡之罪魁祸首，等等。那是中华文明最脆弱之阶段，无此便无法重建新的稳定的思想道德风气。

      这样的一个阶段，是整个中华文明最脆弱的阶段，犹如新生之婴孩，尽管存在着必然的先进性，仍无法抵抗野兽的攻击。故而尽管中国人民生死抵抗，还是未能避免野蛮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和统治。我们除了要感叹中国历史命运之多舛、严厉批判蒙元满清外，也要反思中华文明内部自身存在的问题。

二

      “道德沦丧”除上述自私之思想，更有华夷之辨的被漠视和抛弃。明末最先进的火器部队，徐光启为之全倾付大量心血期望培养训练成近现代化的最精锐的部队，竟也携带大量火器投降后金，并在其后的满清入关一系列战争中为屠杀中国人民尽力献功。大量汉奸、无耻文人甘当异族走狗，残害同胞，毒毁中国。

      华夷之辨的重要内容之一即为保卫民族同胞，保卫文明与先进，抵抗异族入侵、抵抗野蛮与落后。嘉林认为华夷之辨实为文化民族主义，但无论那时中国的华夷之辨以何为重，只要未被漠视或抛弃，都要奋起抵抗野蛮的入侵，充分鄙视并抵抗一切出卖和践踏华夏利益的人和事。华夏沦亡关乎华夷之辨思想的，并非因为华夷之辨的内容为何而因华夷之辨的被漠视和抛弃。以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导致时人的不抵抗来反驳“华夷之辨实为文化民族主义”是行不通的。

三

      当今中国，屠杀和野蛮被捧成正统、英雄和圣贤，民族正气和民族英雄则被大肆诋毁，整个文史学界中的一些所谓精英专家学者们的思想观点也是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并肆意误导、诱骗人民，企图歪曲和阉割社会正气。有些人推崇无原则地西化，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远未得到匡正和复兴，礼失存于野，倒是日韩相当好地保存了华夏文化。一些部门机构宣扬和实施的所谓“国学”“祭孔”等，实际上并没有批判满清，没有将满清文化从他们认为的传统文化中分割开来。他们不认为，明代心学思想才是中华古代文化的最高峰。

      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中国已经存在一个力量巨大的官僚买办汉奸集团，无耻地勾结外国资本精英，通过所谓与世界接轨的过度开放和私有化，民主、自由与人权的所谓“普世价值”，对中央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权（使政令难出中南海），对百姓则尽行坑骗、剥削和欺诈，以外资为尊、以国企和民营私企为贱，造成大量工商业领域被外资占据关键位置，并致每年以万亿计的国家和人民资产外流，人口占多数的底层人民生存状况愈来愈差，从以千万计的女性迫于生计不得不从事或从事过“性服务”即可见一斑，而部分为富不仁的资本家们通过疯狂压高房价等恶劣行径加大对普通百姓和底层人民的剥削和压榨。黑砖窑、频繁矿难等，包括去年地震中身价过百亿的地产商王石限制其员工捐款的言论不自觉地已经将这些资本家的无耻自私和“资本”的邪恶彰显无疑。

      如粮食危机，二十年后谁来种地？还有人宣扬土地私有化（即允许买卖）和粮食的商业自由化，这只能导致大量农田被改作它用，国外尤其是美国的廉价粮食冲击中国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最终无人种粮，美国再提高粮价，甚至利用转基因食品操控全体中国人……所有这些，都不是危言耸听。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又是一个可能导致农业萎缩、商业过度发达，而人民生活日益困苦，官僚、文人、精英思想自私，以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为荣的时代！

      今天的中国，与明末何其相似！！

      中国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本文链接：http://blog.jialin.org/090409

附录：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在于自由主义的泛滥

一道闪电　　

对明朝灭亡的总结，不同的立场就有不同的总结，自由派认为是“专制压迫”。可实际上他们的总结总是充满了偏见，出于私心他们进行的是逆向总结。公正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不能不说根本原因在于“自由主义的泛滥”。　　

人们一直以为“自由主义”是舶来品，实际上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老庄学说以及无政府主义都是其来源。到明末时期，自由主义思潮表现得尤其明显，直接导致了华夏沦亡。　　

具体而言，其表现为政治权威的丧失，意识形态的动摇，情色文化的泛滥，伦理道德的瓦解。这一切和现在自由派所主张的所从事的，和当代社会出现的大量不健康现象完全一致。　　

一、政治权威的丧失　　

其一：党争泛滥，言官误事。　　

自崇祯十一年起，到明朝覆灭还有六年时间。身为一　国之　君，唯一一件让崇祯自己做得了主的事，就是选择在煤山自尽。确切地说，那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崇祯错过了种种机会：年初李自成军队在山西，朝中大臣有人建议朝廷迁往南京，崇祯怕担“偏安”罪名，“讳言南迁”；后来有人建议，改送太子去南京，但“一经言官反对，便不许再有南迁之议，遂使一盘活棋变成死棋”。　　

李自成刚过大同，离居庸关尚远，天津巡抚冯元彪“具密疏”请崇祯乘海船南下，他率一千精兵到通州“迎驾”，果真如此，崇祯也“必不会身殉社稷”，并有可能从天津转道南京。李自成进北京五天前，崇祯还有机会，但“朝廷上下壅塞之祸，从来没人敢说”，冯元彪的密疏终成画饼，崇祯必死无疑。　　

在朝廷上是党同伐异，党争不断。祖宗家法，皇亲国戚，满朝文武，无一不像绳索紧缚着崇祯。朝廷每道政令都出自崇祯，但每一道又都是这位“真命天子”多方妥协和无奈的结果。发表意见的多，承担责任的少。崇祯责备他们“不顾国家急难，不思君父忧劳，徒事口舌之争以博取敢谏之名”，但这些大儒和他们的门生根本听不进其中的一点道理，只知道一个接一个地挺身而出，好像当代媒体组织的辩论大赛。　　

其二：政令不出朝廷。　　

在明末崇祯时期，就已经出现武将拥兵自重不受文臣节制的现象，他们和贼同掳掠，拥兵自重，李自成进京，崇祯封他们公候仍然不肯发一矢入援。　　

到了南明更是混乱，大敌当前，党争不断，四个小朝廷互相拆台。为了个人的私利不能做出一点点妥协，怎么可能一致对外呢？　　

二、享乐主义，情色文化的泛滥　　

不论从王公贵族、儒生士大夫到平民百姓，都处于纵情声色之中。明末是古代中国艳情小说的高峰，《金瓶梅》、《二言》、《三拍》、《肉蒲团》等等，说的和做的一样多。李贽声称“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每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也。”这正迎合了明末自由主义思潮的放荡趋势。声色犬马，怎能打仗？怎能救国？　　

三、伦理道德的崩溃　　

“痛苦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是讽刺吴三桂置国家大义于不顾，结怨于儿女私情而引狼入室。明末小人儒现象特别突出，明代的小儒——古代的自由派到满清时代，转眼又变成了奴才，这些人和满清有杀父之仇的，有夺妻之恨的，儒家教义“杀父之仇，九世可报”，但是明末这些汉奸却賟颜事仇，为虎作伥。岂只非儒生，连一点人格都不要了。从高唱人权自由，个性解放到转眼成为奴才，这一过程奇怪吗？一点都不怪，而且古今通用，余杰、焦国标、马立诚等人不就是这样吗？私心、私欲之下，软弱、屈服、为虎作伥才是自由主义者的实质。　　

四、意识形态的解构　　

以个人自由，自然权力为意识形态基础导致了利己主义成为时尚。顾炎武和王夫之认为何心隐、李贽等人的学说，虽然揭露了伪道学，又整体瓦解了儒家道德体系和价值系统。又提不出建设目标，造成小人儒明目张胆的将放纵合理化，物欲横流，情色文化泛滥，士不知耻，言不及义。利己主义再不用伪装，无所顾忌地登堂入室。伪君子干脆抛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成了真小人。　　

批孔、批儒，各种思潮层出不穷。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好事，但是也要看在什么阶段。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这时就不是百家争鸣的时候。春秋战国，唯有秦国实现统一，唯有秦国思想最统一，独尊法家，罢黜百家。全民高度一致，一心耕战，秦的统一不正说明问题吗？　　

晚明的进步人士尤其对李贽恨之入骨，被称为是西学三柱石的冯应京甚至将李贽埋骨之塔焚毁，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谴责李贽“是人之非、非人之是”，至令天下“学术涂炭”。明代大儒王夫之等遗民遭亡国之恨后，痛骂李贽祸国之深，认为他们是华夏沦亡的罪魁祸首。　　

五、极端利己主义的蔓延　　

自由主义发展的结果就是极端利己主义蔓延。纵然是皇亲国戚对国家安危竟然也全然不管，崇祯向皇亲借钱，因一家有难，八方牵连。所以那些在京城的公、侯、伯世爵对抗旨不捐的皇亲戚畹都表示同情，暗中支持，希望武清侯府用各种办法硬抗到底。他们找亲戚向周皇后、田妃行贿，行贿的银子花得如流水一般，就是不借皇帝一文钱。后来李国瑞的家人买通皇五子（田妃所生，崇祯最喜欢的小儿子）的奶妈和宫女，装神弄鬼，把皇子吓死。皇帝见借助戚畹这条路实在走不通，也只好不了了之。　　

大敌当前之时，曾经同南明奸臣阮大诚做抗争的复社领袖明末四公子却放弃责任，冒辟疆则带着一队妖娆逃命而去，侯朝宗则降清当了汉奸。在安全不受威胁之下他们总是鼓舞人心，慷慨激昂，而一旦遇到危险他们跑的比兔子还快。“以天下为己任”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本是奢谈，更不用说拿生命作代价。　　

明末清初，顾亭林引用这两句话批评明末的社会风气，他说南方的知识分子“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北方的知识分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士大夫放弃了国家栋梁的责任，故而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明末新闻舆论透明和自由化，毫无国家利益可言，陈新甲被斩就是因为同鞑子议和消息被传开后引起的群情激愤。陈新甲既死，明朝丧失最后一次议和的机会。　　

社会进步发展、文化学术繁荣总伴随有自由主义，但政权组织要想强力，却不在于科技文明先进与否，而在于同自由主义绝缘。富勒曾经对普法战争法国惨败做过总结，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是：一个领导软弱的民主政体是完全不适于指导战争的。内阁每天都陷入无休止的争论，民众激情和冲动迫使军队在没有准备好的前提下进攻，不敢根据战场实际做必要的后退。所以他的结论是：一旦爆发战争，就应该转入战时责任内阁，实行先军政治。大敌当前，意志要统一，权力要归一，明末崇祯政权、南明政权亡就在于此。　　

不要被自由派用来包装的现代词语所蒙蔽，明末自由主义思潮泛滥的恶果同当代自由派的主张桩桩件件都能对应的上，其后果也一样，正确总结明亡历史教训，深入揭批自由主义的危害迫在眉睫。[1]　　

另附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相关摘录：　　

一般说来，史料写到这段，总是奋笔疾书，痛斥万历昏庸腐朽，政府实效，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在我看来，持这种看法的，不是装蒜，就是无知。　　

因为事实绝非如此。万历年间，恰恰是明代经济最发达的时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兴盛于此。　　

而老百姓的生活，那真是滋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明初的时候，出去逛要村里开介绍信，未经许可乱转，抓住就是充军。万历年间，别说介绍信，连户口（黄册）都不要了，你要有本事，跑到美国都没人管你。　　

至于日常活动，那就更不用说了，许多地方衙门里压根就没官，也没人收苛捐杂税，贪污受贿，许多农民涌入城市打工，成为明代的农民工。　　

这帮人也很自由，今天给你干几天，明天给他干几天，雇主大都是江浙一带的老板，虽说也有些不厚道的老板拖欠民工工资，但大体而言，还算是守规矩。　　

久而久之，城市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市民，明代著名的市民文化由此而起，而最受广大市民欢迎的文化读物，就是《金瓶梅》、三言等等。　　

按照现在的说法，这些书籍大都含有封建糟粕，应该限制传播，至少也要写个此处划掉多少字之类的说明，但当时连政府都没人管，哪有人理这个，什么足本善本满天飘，肆无忌惮。　　

穿衣服也没谱，朱元璋那时候，衣服的材料、颜色，都要按身份定，身份不到就不能穿，穿了就要打屁股，现在是没人管了，想穿什么穿什么，还逐渐出现了性别混装，也就是男人穿女装，涂脂抹粉，搞女性化（不是太监），公然招摇过市，还大受欢迎。　　

穿女装还好，而更耸人听闻的是，经常有些人（不是个把），什么都没穿，光着身子在市面上走来走去，即所谓裸奔。刚奔的时候还有人喊，奔久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至于思想，那更是没法说，由于王守仁的心学大量传播，特别是最为激进的泰州学派，狂得没边，什么孔子孟子，三纲五常，那都是“放屁”、“假道学”，总而言之，打倒一切权威，藐视一切准则。　　

封建礼教也彻底废了，性解放潮流席卷全国，按照“二拍”的说法，女人离异再嫁，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青楼妓院如雨后春笋，艳情小说极其流行，涌现了许多优秀作者和忠实读者群。今天流传下来的所谓明代艳情文学，大都是那时的产物。　　

说到这个份上，我也无话可说了。自然经济，这是纯粹的自然经济。　　

万历年间的真相大抵如此，一个“政治纷乱，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生机勃勃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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