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南方周末》关于温州鹿城区“安置门”这场腐败盛宴的报道（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27104/1），我几乎丧失信心了。一、二个官员腐败，无论他官阶多么高，都好处理。而这场腐败盛宴中，那么多主要部门的头头都牵涉其中，怎么处理？该抓的抓，该开、撤、免的开、撤、免，那么该区的行政就要瘫痪了。而从近几年披露的腐败窝案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腐败盛宴极有可能在全国许多地方热闹地排着，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或发现了不敢说。社会像一棵树，党政机关是这棵树的枝干，枝干被虫蛀了，树会怎样？
腐败这种社会病，其危害及传染性绝不比非典逊色。非典控制不住会死人，腐败控制不住会亡国，这一点已经达成共识。在反腐策略上，有人归结为四“不”，即：不敢腐，不愿腐，不能腐，不必腐。不敢腐是指用重刑；不愿腐是指对官员进行道德教育；不能腐是指加强监督；不必腐是指高薪，使官员仅靠工资待遇就可以体面的生活。四个方面完美结合，反腐工作自然能做好。“不敢腐”，试过，收效不大。“不愿腐”，做的工作最多，纪律、法律、道德教育，从领导到群众，再到媒体，都在进行，结果是隔靴搔痒。“不必腐”，这一点上有点问题。干部想要体面的生活，如果没有大病大灾，也差不多能满足。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医疗基本可以解决，但退休以后还不能保障。在这一点上还能做多少？不好说。因为干部生活多体面，也得根据社会发展水平。做的最差的一项是“不能腐”。从已经案发的腐败案件上看，贪官在案发前都是“腐不腐我自己说了算。我想腐就腐，不想腐就不腐。想管的管不着我，管得着我的不管我”。有哪个贪官不是这种情况？
纪检、监察、检察机关是反腐的最主要、最重要力量。如果说腐败是社会病，那么这几个机关就是社会病专科医院。然而，在鹿城“安置门”事件中，医生几乎全病了，只剩下几个护士是健康的。有人主张靠分权制衡来医治腐败。我不看好这种治疗方法。纪检、监察、检察与行政机关，说了话管用的就那几个人，一旦他们穿了一条裤子，那么有症状也表现不出来，更不用说治病。而他们穿一条裤子又是那么容易。不仅鹿城案，其他案件中也发现过许多类似情况。分权管用吗？
老爸出门，把钥匙交给三个儿子，让三个儿子看管钱匣子。回来以后发现钱没了，锁没有损坏。三个儿子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三个谁也没偷。要避免这种情况，老爸只能是把钱带走，或呆在家里盯着钱匣子。让邻居帮忙也不行，钱不是他的，他不会太关心。现在我们反腐模式的问题就在这里。钱是老爸的，老爸交给儿子看管，告诉他：不要偷钱，偷钱是不光彩的，敢偷我收拾你，不偷的话，我把里面的一万元给你一元作工资。你们之间要相互监督。这种模式管用吗？看结果就知道了。
好在近年来出现了网络监督，然而网民又知道多少呢？出国考察的名单不能老捡到吧？九五到尊的香烟不可能经常拍到吧？就在反腐人员的眼皮子底下进行的腐败行为，他们都看不到，还能相信他们尽职尽责？还能相信他们的主动性？更何况，他们中有些人自己本身就不干净了呢？
现在不都讲提高有效性吗？要提高有效性，首先要搞清腐败损害了谁的利益？损害了广大国民的利益。那么监督主动性、积极性最高的是广大国民。让这些人站在旁边看，让与自己利益关系不大或与自己利益取向相反的人去反腐，谈什么有效性？而且利益主体即便看到了也不让说，说了就要受报复。我为治理腐败开一味药，就是还权于民。这里的权不仅是权利，而且包括权力。具体说来，是做好两件事。
一是行政长官的决定权改革。市、县、镇、乡等机构的各长，组织部门可以有选择权，但要赋予该行政区内所有成年且心智正常的人否决权。行政长官干得好不好，不看报纸，不听广播，公民自有发言与决定权。赋予一把手更大的权力，可以撤换手下工作人员，违法处分人员的，自己承担责任。从刑法层面反腐已经不够了，需要从宪法层面来反腐。一把手管住了，其他人就好说了。值得一提的是，可以提高一把手的待遇，但一经当地公民多数否决，立马走人，情况类似于政务类公务员。一把手是不是到群众中去，随便，爱去不去，只要有信心获得当地公民支持即可。基层反腐取得了成绩，效果必然会传达到上层。
二是行政区内的重大事项决策，不是搞听证，而要搞全民公决。如果有人送礼，那就送把，所有群众家里都得送，因为他们人最多。目前，地方政府重大决策有的搞听证，实际上也是形式。
上述两条建议，只是粗略的，可以细化。但我相信，只要做到上述两点，官场风气会大大扭转。腐败之风大刹，群众上访决不会再有人推诿扯皮，群众见行政长官容易，行政长官见群众恐怕还有困难了呢。
如果这么搞法，全国官场恐怕就要有一场地震。然而就目前反腐的形势及腐败成窝的案件特征，没有一场地震，能够解决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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