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只是在法律和社会层面去质疑山东泰安强制将上访者送入精神病院的行为时，已经有专家试图从科学（精神病学）的角度去论证这种行为的合理性了。北京大学孙东东教授就表示：“对那些老上访专 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它扰乱社会秩序”“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3月18日《中国新闻周刊》）。
看到这些论断，我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想法是：秋菊的精神有问题！她先找村长说理，再到乡政府告状，然后又找到县公安局和市公安局，在县人民法院输了官司还上诉至市中级人民法院。这个执着地讨 要“说法”的女人，活生生就是孙教授眼中“偏执”的“老上访专业户”。
不过，对照着孙教授随后的论断，我的脑海中又产生了很多疑问：秋菊应该被送入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治疗吗？她扰乱了社会秩序吗？她反映的问题存在吗？那些问题在她上访的时候实际上解决了吗？难道21世纪上访者的遭遇与20世纪上访者的遭遇完全不同？或者，秋菊只是一个被认为塑造出来的虚拟形象，她跟实际生活中的上访者完全不同？
“秋菊”这个形象自诞生以来就被公认为“执着”，很多上访者也都把她视为精神榜样。而在孙教授这样的专家语境中，秋菊似的人物竟然成了“扰乱社会秩序”的“偏执型精神障碍”病人，是“精神有问题”。这么刺耳的论断，不禁让人想起前苏联当局以“精神病”为借口大规模迫害异己的悲剧。
如果说上访者都有精神病，那么结合中国和西方政治制度的比较来看，中国是世界上最盛产精神病人的国度了。数千年以来，老百姓的私权利只能通过求助行政公权力而得以救济，这不仅造成了老百姓对于“包青天”式人物的渴望，更造成了信访制度的兴盛不衰。而在法治完善的西方国家则从未出现过如此庞大的上访者群体，更不会有人天真地认为99%以上的老上访专业户“精神有问题”。
孙教授甚至认为“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有，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都是令各国政府头痛的问题”。巧合的是，笔者最近刚看过好莱坞电影《换子疑云》（Changeling），其中确实有警方强制将公民送入精神病院的情节，所以笔者也对孙教授的这个观点深信不疑。这个发生在1928年美国洛杉矶的真实故事，跟山东的上访者、广东的邹宜均遭遇颇为相象。女主角以一种近乎“偏执”的精神坚持认为警方为自己找来的孩子并非自己真正的亲生孩子，并通过媒体和社会机构公布了一些证据，而警方一怒之下就偷偷地将女主角强制送往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女主角不仅毫无隐私可言，还差点遭到医护人员的电击。
不过，80年前的女主角比现在的山东上访者和邹宜均都要幸运很多。在一些社会活动家和律师的帮助下，女主角不仅自己被顺利解救出院，她还帮助解救了精神病院的其他同伴.警长为此下台.市长也未获得连任。但是，即便时间已经走过80年，不论是山东泰安的上访者，还是邹宜均，我们至今还未见到责任人承担法律责任。更为奇怪的是，还有少数专家支持这种违背法治精神的错误做法。
在人类历史上，乱扣“精神病”帽子曾经是主流群体压制边缘群体惯用的一个手法，例如同性恋就有此遭遇。但是，越来越多的边缘群体正在被摘掉“精神病”帽子，“精神病”本身也在逐渐得以正名，我们何苦再祭出“精神病”的大旗？
老上访专业户的行为究竟是“执着”还是“偏执”，需要得到历史的评判，也需要经得起现实政治的推敲。不过，既然“秋菊”──上访者的代表──的执着精神可以获得大众的认可，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排斥、丑化其他的上访者呢？如果上访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维权精神可以被说成“精神有问题”，那么作为一门严谨科学而存在的“精神病学”是不是已经沦为米歇尔．福柯眼中的“政治精神病学”了？「 支持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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