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读书多少还是实事求是为好
在中国科协2007年会期间，在参加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举行的“青年学子科学精神与科学素质的培养”主题访谈会上，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邓小平的二女儿邓楠（正部级干部），在回答华中科技大学一位女生“邓爷爷当年从小怎样培养您的科学精神”的提问时，谈到了邓小平的读书问题。
邓楠回忆说：我的父亲邓小平“看过很多书，古今中外无所不包”（见 2007年9月10日 《长江日报》第二版）。这是关于邓小平读书多少的一种说法，根据这种说法，邓小平所读的书是“很多”的，是“古今中外无所不包”的，看来，他的确是读过很多的书了。
地球人也都知道，关于邓小平的读书多少问题，还有另一种说法，那是邓小平自己说的。他在其著名的1992年南巡谈话中谈到了他自己的读书问题。他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
以上这两种说法，一个出自邓小平的女儿，一个出自邓小平本人，应该说都很权威，都有极强的可信度，因而都不容置疑。然而，两人说的又是同一个问题，说法却又完全相反。根据逻辑学的基本原理，对于同一个事物的两种绝然相反的判断中，有、也只有一个是正确的判断；其他的判断则都是错误的判断。把这个逻辑学原理应用到邓小平读书多少的问题上，就成了，在上述两个说法中，只有一个说法是合乎实际的。
那么，究竟哪一个说法合乎邓小平读书的实际情况呢？关于这个问题，在上述两段引用文字所由出的谈话里，邓小平父女分别都还有说法。读读他们的这些说法，读者应该不难对于这个问题得出基本的判断。这两段话是：
在上述访谈会上，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时，邓楠还谈到了邓小平无论是做国家大事还是家庭小事“都非常认真”的处事态度。她举例说：“父亲看文章，只要发现哪一个字不熟（好一个“不熟”！），就马上查字典，查的还不是一般的字典，是《辞源》，来源、读音都要弄得清清楚楚。”
而南巡谈话中，在谈到反对形式主义时，邓小平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本文作者注：这些都不属于邓小平所说的“长篇的东西”，不属于“大本子”）。”
尽管还有其他许多相关材料（比如许多涉及邓小平业余兴趣爱好的介绍和回忆文章）可以证明上述两种说法中，究竟哪一种说法合乎邓小平读书多少的实际。但是，不用旁征博引，透过邓氏父女的上述两段话（邓楠的话很生动，像一副素描，活脱脱地描绘出邓小平边看书边查识字工具书的情形——究竟查哪一种工具书，是查《现代汉语词典》，还是查《辞海》、《辞源》，抑或是查其他的什么识字工具书，这并不重要，只要能搞清楚所不认识字的读音和含义就行了；邓小平的话很直率，毫丝不转弯抹角，这也是他一向的语言风格），稍有生活经验和分析能力的读者是完全可以就邓小平读书多少（其中也包括他认字多少）的问题得出基本的结论的。因而，也就无需去赘述了。
其实，一个人，爱好读书，手不释卷，因而学贯古今，涉猎中外，知识丰富，学识渊博，像我党的许多领导人如毛泽东那样，当然是特别值得肯定的。然而，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就邓小平而言，在客观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队伍中，在后来参与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他一直很忙，又不属于他所说的“少数搞专业的人”；而在主观上，众所周知的是，他特别喜欢打桥牌，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他多半都用于打牌了），因而“读的书并不多”。但是如果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书读得“精”、读得“管用”，这也要算是优点，是他的独特之处，也值得充分肯定。因而没有必要有悖事物的本来面目，刻意地去给他脸上贴金，去为他塑造另一种形象，即“看过很多书，古今中外无所不包”的形象。须知，这种形象不合乎邓小平的实际，连他自己都不认可，而人们都知道，他是最反对脱离实际，最厌恶不从实际出发的。而且，这样违反实际情况硬往邓小平的脸上贴金，尤其是由自己的女儿出面来这样做，效果并不见得很好。我认为，为了维护邓小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一贯而良好的形象，还是不要这样做的为好。
2007年9月12日 写
2009年4月18日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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