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术一瞥：略论“只可以做，不可以说”
作者 苏 杜
时间 2009-04-16
（本文大意：“只可以做，不可以说”比起读经、念佛来，它多了还乡复辟的迫不及待；比起囚禁、杀戮来，它又多了世袭门第的道貌岸然。它的前生为秘术，它的今生为“普法”。它的治效是“刁风”渐炽。它并未放弃过“说”。它是治术的末路。）
在较为彰著的治术中，“只可以做，不可以说”大概是最为阴毒与专制的一种了。比起读经、念佛来，它多了还乡复辟的那种迫不及待与急功近利；比起囚禁、杀戮来，它又多了世袭门第的那种道貌岸然与口含天宪。然而，“只可以做，不可以说”却不并是什么发明与创新。
在我孤陋的阅读中，就发现了鲁迅在《中国文坛上鬼魅》中说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五个左翼青年作家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是“可以做，不可以说的”。宫廷秘史中，也留下了不少被罢黜被赐死的“谜”，帮了当代文豪胡编乱造的忙。然而，现世的“只可以做，不可以说”又不完全同于它的前生。
对于左翼作家的血与皇族王朝的“谜”的“只可以做，不可以说”，毕竟大体上略限于少数敌对的分子或势力。对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统治者来说，“只可以做，不可以说”即便是用于牧民，也不像手中的鞭子，总是挥来挥去，倒像是善牧者的木夹，平时总揣在怀中袖内，“害群之马”连鞭子也不服的时候，牧者并不急功近利，他耐心地等着这马安静下来，然而声色不露地，甚至是诱饵在手地，渐渐地贴近了那马，慢慢地将木夹备妥，猛地夹住了那马的耳朵。马耳朵才是马的软肋，一旦被夹，极痛难当，再能“害群”的马，也只有俯首贴耳。于是，牧者就势跨上马背，驰骋天下了。自然，这是古时候的情形。如今呢，木夹普适，不仅用于“害群之马”，更用于成群之马了。“规则”虽潜行但无所不“做”，“歌舞”总升平无人评“说”，这等的便是。
“只可以做，不可以说”由秘术与时俱进到“普法”---普适之法，不屑说，是得益于“不争论”的。“不争论”并非什么自诩的发明创造，而是秘术的“放大器”， 其历史功绩就是无限放大了“只可以做，不可以说”。不信，问一问各行各业的国人，无论富穷贤与不肖，他所处的现状，到底是“说”来的呢，还是“做”来的呢，回答恐无二致。不过，岁月一长，“只可以做，不可以说”的副产品也出来了。若多的国人固执于不听“说”，只看“做”， 无论怎样“解读”，怎样“怒斥”，怎样“关注”，怎样的义形于色，总是被当作耳旁风眼前秀，刁风渐炽，这等的又便是。治者“只可以做，不可以说”，被治者只看“做”，不听“说”，这只能算是这一治术的治效，怨不得刁民放刁。
的确，“只可以做，不可以说”除了治出刁民来，鲜有其它治效。礼是不下于群氓的，但他们对独得孔孟真传的朱熹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却依了自己的切肤之痛，命悬一线，理解与掌握得十分之确当。“只可以做，不可以说”来，“只看做不听说”以挡，这常令“做”者头疼不止，连叫“解放思想为什么这么难”了。
此情此景中，一种时代花絮又产生了。其古名曰“指鹿为马”，其今名称“社会主义包装”。可惜，这种“可以说”的“社会主义包装”的话效为零。这倒不是因为“说”者不卖力气，不会构建。著名评论人“五岳散人”曾说“爱国不能是七伤拳”，抵制家乐福的没伤着法国人，“自己人先倒下了一大批”。 “五岳散人”的这番“爱国其实倒是卖国”论，不知说到今天有了什么结果，但他对七伤拳的借用，倒是满可以用在“只做不说”者身上了。“只做不说”，刁民生焉，他们实在伤得够呛了，他们要一改治术，要“指鹿为鹿”，“直面私有制与资本主义”，变“不说”为“说”了。
其实，“只做不说”者是从来没有放弃过“说”的，“只可以做，不可以说”登上主流学者的大雅之堂，本身不就是强词夺理的一“说”吗？“不说”，只是不要对方“说”，“不争论”也只是不允对方争论而已。“不分社资”不是一说吗？“不分公私”，不是又一说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章一，“让先富起来的入党提干”继之；“韬光养晦”头本，“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记住历史，忘掉仇恨”作续，不都是一说又一说吗？既急不可待地“做”，又口含天宪地“说”，融于“只可以做、不可以说”者一身，“做”权“说”权，一个也未少。而一身可以二任者，不是他们有着特别的才能或经历，而是因为“一朝权在身，便把令来行”。“只可以做，不可以说”，瞥一眼，曾经秘术，再瞥一眼，实乃时下“普法”者也。
无论“只可以做，不可以说”宝为秘术，还是爱作“普法”，都是治术的末路，不用说长治久安，连一时的稳定也求之不得。地球终究不是可以藏在自家秘室的宝贝，天下众口也难以遍缝。越是宝爱之至，越是自寻其辱，也越是寸步难行。看着“只可以做，不可以说”们的尊态，另外的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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