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我反对改革，部分对，不全对。
商鞅变法我很支持，王安石变法，有一半儿支持。巧取豪夺的变法么，就不支持了。
为什么支持商鞅？商鞅变法的结果是富国强兵，统一六国，为后来汉武帝光大中华奠定了制度基础。
商鞅变法常思常新。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剥夺贵族特权，奖励耕织，奖励军功，利国利民，贵族们想方设法地从国家和人民身上捞好处。而商鞅呢？反其道而行之，削弱贵族，让利于农民和军人，大家争先恐后地做贡献，比贡献，国家富了，军队强了。
商鞅变法也有毛病，对民众严苛了一点。如果稍微宽一点会更好。
商鞅变法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变法，更是一场革命，这一点史学家还没有正式提出来。史学家只是讲商鞅变法，却没有看到商鞅变法比其他变法更高明的地方。一般的变法仅仅调整各方利益关系，而商鞅变法则有潮流在里面。商鞅变法是封建诸侯制走向官僚郡县制的必要途径。
贵族是什么？就是诸侯，就是血统。官僚呢？源于军功、耕织、学术，智力上高于贵族血统。更加灵活，更加高效。官僚制自然也有毛病，但比起诸侯封建制有巨大的进步。商鞅变法最终改变了社会制度，而不仅仅是国家，这是商鞅变法的伟大之处。
王安石变法则差一些，有得有失，王安石在封建社会系统内部变法，似乎要抑制豪强，目的也是利国。问题是，王安石变法缺少事实上的利民，结果呢？各方都不满意。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是十足的二百五。人言要一分为二，保守势力的既得利益不好，民众的声音却要倾听，不能说百姓的人言也不足恤。利国利民，不可偏废，否则所谓的利国，必然是利皇帝、利新贵族、利统治者，与人民利益关系不大了，有时还有害。
而至于历朝历代都有的变法，恶劣者居多，所谓变法，未必变成好法，进步的法，利民的法。相反，变成恶法者居多。
道理呢？案例呢？都不需要，逻辑证明足够了。历朝历代的开国者，英明神武廉洁奉公者居多，其法度多是好的。后世继承者呢？有锦上添花的，好上加好。有革除积弊，再次中兴。但客观上，更多的是利己主义，所谓变法，往往是把好的法律换掉了，换成了利己主义，利皇帝、利官僚、利地主。这些变革也都是变法，只是往坏的方面变罢了。朝代所以衰亡，一般是不能廉洁奉公利国利民的缘故。对于变革也不必神话。变法之好坏，除了看利谁，还要分法的性质。
原则是利国利民，而不是变化。变化这个词本身有变坏的一面。
有变坏的一面就不变了？也不是，还是要变，往更好的方向变，变坏为好，变好为更好。利国利民是方向。
对于好的改革，我向来不反对，反倒极力主张。国家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很多年了。政治改革呢？滞后一些。一些人要改，往资本的方向上改。资本主义是什么？资本，也就是钱本，谁有钱谁做主。我不同意那个方向，我赞同人本。以人为本，社会为本。社会上的人民大众是重点，利国利人民。
不要抽象地反对政治改革，而要具体的支持和反对。赞同人本，赞同往利于社会的方向上改。
既然人本，便不是资本。既然改，必须往人人平等的方向上改。人本，除了资本的对立面，还有其他对立面，比如官本。官僚为本，也不行。利国是必须的，利官却不必。必须利民，人民富裕了才算好，结果证明初衷，税收的一部分，在国家层面上搞建设，国家就强大了。国家强大不等于官僚的富有。官僚有两类，利己的利资本家的官僚，利国利民的官僚。当然要选择后者。
目前的官僚状态如资本状态一样，都有很多问题，因此，政治改革是必须的。
怎么改呢？方向是利国利民，而不是利己、利资本家、利洋人，否则就要改革。具体措施便是问责制和弹劾制。弹劾的起点是人民代表大会，是舆论。凡是官员都要问责，凡是为资本、洋人、个人服务的官员都要批评，凡是给人民和国家造成巨大损失的官员，无论地位有多高，名气有多大，长的多漂亮，多么善于做秀，都应弹劾。把坏的，不称职的官员赶下岗位，选拔合格的称职的为人民和国家服务的干部管理事务。
问责制，特别是弹劾制应当是政治改革的内容和重点，也是出发点、突破口。
如果弹劾力度不够，清算是必须的，把某些强盗骗子类官员巧取豪夺的财富打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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