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常常把自己打扮成邓小平理论的忠实信徒，谁要是批评他们的错误观点，他们就会立即给谁扣上“否定邓小平理论”的大帽。他们以为这样就会把论敌吓得魂飞肉跳、缴械投降，这样他们就能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和争得霸主地位，以便顺利推行新自由主义路线。然而他们错估了形势，错估了中国的国情。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老百姓绝不会让他们得逞。
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对邓小平理论究竟是真心拥护、忠实贯彻，还是曲解、践踏，甚至反对？
事情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对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从来都是表面拥护，实则不然。
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我国的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搞两极分化，既要允许部分人、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又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改革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他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邓小平年谱》第1356页）“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同上第1364页）“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四个坚持’，就没有稳定，改革开放也是空的。”（同上第1312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 （同上第1363页）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话，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不仅一句也没听进去，而且往往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疯狂地批判公有经济，宣扬私有经济，鼓吹私有化，其客观结果必然是挖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说什么“私有财产制度是治乱的制度…因此社会能长治久安。”“改革中的问题比人们想象的简单得多，解决的办法也比人们想象的容易得多，这就是彻底私有、民营。”（黄有光、杨小凯）“人间正道私有化”，国企改革的“核心在于国有制改为私有制”（曹思源）。他们主张通过“以卖为主”（吴敬琏）、“量化到人”、“零价负价转让”（张维迎）等办法，全面实现私有化。他们还鼓动腐败，宣扬腐败有功论，其客观结果必然是通过干部腐败把公有经济和共产党搞垮，把人民政权搞垮，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威信大降。说什么腐败是“权力（利）转移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张曙光）。腐败是“一个帕累托改进”，“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张维迎）。“公有制是一个大饭碗，需要有人往里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认为不能吃就走开了，一碗饭就属于吐唾沫的人私有了。”（张维迎）“中国从走后门转向贪污是一个好现象”（张五常）。他们对社会主义这几个字不感兴趣，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个保守口号，是束缚改革开放的口号，因此这几个字应当删掉。说什么“前一段时间看到仍有人在文章里写道，市场经济有两种，一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拐弯抹角又把问题扯到姓社姓资上来了”“这对我们的改革是非常不利的”（董辅礽）。“我们要建立的现代市场经济，只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没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分。”（于光远）他们对公平不感兴趣，对拉大差距则特别热衷，对注重公平的提出者则非常恼怒，称之为“旧体制的维护者”和“最后一位旗手”。他们极力鼓吹宪政改革，要求我国搞象苏东一样的宪政改革。认为我国的改革是“在共产党的游戏规则的鸟笼里”实现的改革，是未进行宪政转轨“条件下的市场取向改革”，而苏联和东欧是“与宪政规则的转轨相结合的改革”，即改掉社会主义、改掉共产党的领导、改掉马列指导地位、改掉苏维埃政权的改革。因此，他们认为，中国改革的绩效不如苏东。（杨小凯等）很明显，他们的这一切举动都是同邓小平理论背道而驰的。
应当指出，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为了推行自己的改革开放路线，对邓小平理论往往是掐头去尾，背离体系，肢解分割，断章取义。他们总是通过肢解分割先把邓小平理论曲解为新自由主义可以接受的东西，然后以此为根据来进行蒙骗，以顺利推行他们的路线，并以此为武器来打击自己的论敌，谁批判他们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就诬陷谁是“否定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理论”。这方面事例很多，这里只举出两个典型案例。
第一个案例，就是他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上的表演。明明邓小平同志在论述市场经济时，从来都是既指出市场经济是手段和方法，资本主义能用，社会主义也能用；同时又指出市场经济具有社会属性，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7、373、203页）党的十四大接受了邓小平同志的这个正确意见，把我国的市场经济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总是掐去前边的重要定语，只讲市场经济，不要社会主义。
还有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对邓小平理论的曲解和践踏。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2月南方谈话中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为了鼓吹私有化，硬是把邓小平的这段话曲解为社会主义可以不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显然这不仅是对邓小平同志这段话的最浅薄的理解，而且是离开邓论科学体系对邓小平观点的断章取义和歪曲。因为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是极其全面的，他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分析了社会主义，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他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绝不能离开其他方面。如果只是从字面肤浅地去看，这里的确未讲公有制问题，但是邓小平同志在其他许多地方都反复强调，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且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育人。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孤立地抓住自己只从字面肤浅理解的邓小平同志的话语，断章取义，割裂、歪曲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来为他们鼓吹私有化的路线壮胆鼓气，并蒙骗群众，这只能暴露出他们要通过歪曲邓小平理论来改掉社会主义、全面实现资本主义化的本质。
最近，他们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响应中央领导同志号召，对给拉美国家和俄罗斯改革带来沉重灾难、对我国也带来一定负面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剖析的正义举动，称为是“否定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理论”。这不仅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诬陷，也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理论的歪曲和诬蔑。
中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们对邓小平理论究竟是真心拥护、认真贯彻，还是曲解、践踏、甚至反对？明眼人一看就非常清楚。（2006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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