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划定让市场无法进入的领域
来源:中国经营报 时间：2009-05-03 作者：卢周来
如果不把市场交易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而去为道德、爱与艺术确定交易价格，市场可能会把我们认为一切美好的东西变成冷冰冰的商品。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鲍尔斯曾讲过一个有趣的实验经济学案例：实验地点在以色列的海法市。在当地托儿所，父母亲接孩子时经常迟到，给保育员带来不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实验者选择了六个托儿所做实验，规定父母如果接孩子迟到将被罚款，这笔罚款既算是对父母迟到行为的惩罚，也算是对保育员不得不因此延长看护时间的报酬。按一般道理而言，这种罚款规定出台后，接孩子迟到的父母应该少一些吧；但实验结果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罚款规定出台后，接孩子迟到的父母数量增加了一倍还多！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取消罚款规定后，与实验之前比较，迟到的父母数仍然翻了一倍多！也就是说，一场实验的结果是迟到的父母数量大大增加了！
经济学家一般认为人们有避免金钱上损失的倾向，因此，罚款规定应该能够造成让父母按时接孩子的激励，但为什么实验结果却恰恰相反呢？鲍尔斯对此分析认为：就是因为一场经济学实验使得“道德因素经济化”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具体地说，在进行这场实验之前，父母把按时接自己的孩子看成是道德义务：孩子眼巴巴等着父母来接，而保育员辛苦了很长时间也需要按时休息。因此，那个时候，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父母接孩子是不会迟到的，而且任何一次迟到都会让父母心中内疚一阵子，下次会设法准时。
但罚款规定出台后，迟到以及保育员不得不加班都变成了一种经济行为，都可以用金钱加以衡量。也就是说，迟到本身不再是道德问题，变成了可以用金钱交易的准市场关系。因此，这个时候，父母也不再为迟到感到内疚：因为他们已经为此付出了金钱，而且保育员已经得到了补偿。于是，只要有任何理由，这些父母都乐意迟到，迟到的父母数量因此而翻倍就毫不奇怪了。而罚款规定后来即使取消了，但并没有改变这些父母们把迟到认为是个“经济问题”这一意识，所以他们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迟到行为，潜意识中甚至认为可能是托儿所之间的竞争使得保育员选择了免费延长照顾小孩时间。
的确，如果不把市场交易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而去为道德、爱与艺术确定交易价格，市场可能会把我们认为一切美好的东西变成冷冰冰的商品。而非常不幸的是，市场又的确具有扩张的本能，而随着市场范围不断扩张，社会以至于形而上领域都被迫为市场让道，原来我们认为神圣的东西包括人本身都变成了工具，都可以计算价格。我们也因此而被迫面对一个日益被异化了的世界。
想起不久前自己经历的一件事：一位学者在一个小型座谈会上认为政府为每个矿难者规定的20万元赔偿标准不合适。这位学者给出的理由是：一方面，对于煤老板而言，20万元对每年赚几亿元的煤老板是“小CASE”。原来死人在煤老板看来是不得了的大事，是家破人亡，所以对安全生产还比较重视；而自从国家出台补偿标准后，许多煤老板已经把死人的事看成只不过在其多少亿元的资产中“划出了一点点”，煤老板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没有同情心与人情味，更没有积极性改善煤矿安全生产状况；而另一方面，对于西部一个贫困家庭而言，20万元又是一个几近天文数字的收入！在没有补偿或补偿很少的时候，大家都很“惜命”；而现在有了这20万元，一些为贫穷所苦的矿工甚至也不惜以命相搏！看看鲍尔斯的案例，这难道不是原本无价的生命在市场经济面前变得“有价”后导致的悲剧吗？
中国人经常说，金钱不是万能的。现在看来，真正到了需要我们划定一些让金钱无法进入的领域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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