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总是把自己看成我国改革开放的“功臣”和“化身”。谁要是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就会立即群起而攻之，给你扣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这种伎俩他们过去玩过，近几年来又故伎重演起来。
笔者不禁要问，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究竟是贯彻党的改革开放路线、积极推动党领导下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功臣，还是干扰和篡改党的改革开放路线、反对党领导下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罪人？
众所周知，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两种改革观的对立和斗争。一种是党中央所主张的改革开放，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改革开放，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使最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的改革开放；一种是坚持自由化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人所主张的同四项基本原则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即要求改掉四项原则、全面实现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使少数人享受改革和发展成果的改革开放。
不可否认，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积极主张改革开放的，但他们所极力主张的改革开放，绝不是党中央所主张的坚持四项原则的改革开放，而是同四项基本原则根本对立的改革开放。他们否定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宣扬私有经济优越论，鼓吹私有化，其结果必然挖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说什么“私有财产制度是治乱的制度…因此社会能长治久安。”“改革中的问题比人们想象的简单得多，解决的办法也比人们想象的容易得多，这就是彻底私有、民营。”（黄有光、杨小凯）私有化是必然趋势，“人间正道私有化”，国企改革的“核心在于国有制改为私有制”（曹思源）。主张通过“以卖为主”（吴敬琏）、“量化到人”、“零价负价转让”（张维迎）等办法，全面实现私有化。他们鼓动腐败，宣扬腐败有功论，说什么腐败是“权力（利）转移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张曙光）。腐败是“一个怕累托改进”，“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张维迎）。“公有制是一个大饭碗，需要有人往里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认为不能吃就走开了，一碗饭就属于吐唾沫的人私有了。”（张维迎）“中国从走后门转向贪污是一个好现象”（张五常）。他们对社会主义这几个字从来都不感兴趣，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个保守的口号，是束缚改革开放的口号，因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几个字应该删掉。说什么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为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纠缠“姓资姓社”，就是保守，就是左倾，“这对我们的改革是非常不利的”（董辅礽）。“我们要建立的现代市场经济，只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没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分。”（于光远）他们极力要求中国象苏东一样搞宪政转轨改革，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在共产党的游戏规则的鸟笼里”实现的改革，是未进行宪政转轨“条件下的市场取向改革”，而苏联、东欧的改革是“与宪政规则的转轨相结合的改革”，即苏东改革是改掉社会主义、改掉共产党的领导、改掉马列主义指导地位、改掉苏维埃政权的改革。因此，他们认为，中国改革的绩效不如苏东。（杨小凯等）很明显，如果把他们这一套改革观付诸实践，其必然的结果，不仅会搞垮社会主义公有经济，而且会搞垮中国共产党，搞垮人民政权，葬送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其后果的严重性是不说自明的。
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动辄乱扣“反对改革开放”帽子的招法，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狠毒性。他们这一招在短期内往往会收到一箭多雕之效，既把他们自己打扮成“改革开放的化身和功臣”，又把论敌打成“反对改革开放”的历史罪人，从而掩饰他们自己的新自由主义本质，导致理论功底不深和不明真相的群众、甚至国家公务人员被他们俘虏，成为其外围力量，进而干扰、篡改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葬送整个社会主义事业。这种黑红颠倒的混乱局面是极其有害的，它已给我国学术界带来了极大的不幸，给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这种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功臣乎？罪人乎？中国老百姓心里自有一面镜。（200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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