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东东也有难念的经
今天课上，讲鲁迅小说的复调结构，用了很多时间讲巴赫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顺便讲了我不在五四的时候写五四的文章，最后用战士和狂人的选择送给同学们，作为五四运动90周年的纪念。然后与朋友利用吃晚饭的时间谈论文，许多媒体打电话来联系采访，耐着性子一一谢绝，终于还是有谢绝不了的，只好悲哀地答应了。
重庆聂帅来信说他读我的《十八岁，我不懂爱情》：“每个人都有过张姐，读得我眼泪汪汪的。”我今天说，只有30岁以上有家的人，才能读出此文的沉重，小年青们只能看个热闹。能看个热闹也是好的，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一般人是不可能明白的，但是居然有文学教授攻击小沈阳低俗，这已经说明整个学术界都陷入了疯狂的无知境地。小沈阳“半男不女”的扮相，是他所扮演的“人物”，并不是他本人的价值取向，正如阿Q虽然是第一主人公，但并非鲁迅一样。非要文艺作品的作者在作品里明确表示他反对谁拥护谁，不但杀死了文艺，同时也会杀死了生活。
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在《联合早报》上撰写题为“五四是新加坡丰富遗产的一部分”的署名文章，强调五四运动对新加坡发展的深远影响。“实际上，如果不提五四，是无法理解新加坡本身的国家主义的缘起和演变的。”文章最后写道：“经过90年，五四对新加坡的影响，在占了我国人口四分之三的华族的文化复兴中依然可见。它在殖民地时期为华人社会注入的生命力和活力，令英国人感到害怕，也对新加坡的自治和独立，作出巨大贡献。这样的精神至今依然存在于新加坡的华人商团和宗乡会馆、南大、特选学校、华文报和本地众多的文化团体之中。五四是新加坡丰富遗产的一部分。”新加坡的明白人尚且知道五四运动的意义，而我们这里的糊涂虫居然以为新加坡等“四小龙”的崛起依靠的是什么“传统文化”，连新加坡使用的是简化字都不知道。跟鲁迅那个时代一样，高唱着“国学”跟鲁迅叫板的，其国学水平给鲁迅当听差都不配。把五四与传统完全对立起来，实际上是对传统最大的亵渎。
一位哈尔滨朋友来信：“今晚到楼下去理发，与理发的人说起您非常平易近人，知识渊博。一提起您的名字，在场有五六个人都说认识您，其中一个妇女竟把您家的原住址说了出来，说您家原来住在１８天大楼５栋，她家住２栋。我问她１８天大楼在哪里，她说就在现在的七政派出所旁的电业局楼所在地。听到她的话后我非常激动……”此信勾起我对故乡的回忆。七政街，我童年的乐园。
收到南开大学刘畅教授的《心君同构》，南开大学出版社09年3月版。这是刘畅老师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原型范畴。初看书名，我就感觉豁然，以前没有读过将“心”与“君”联系起来的思想史论著，但是我确实思考过这个问题，中国人以心为身之主，以君为国之主，心的伦理学意义和美学意义都远远大于生理学意义。至今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接受“脑死亡”的西方科学论断，而以“心死”为生命的真正终结。搞定了自己的心，也就可以做天下的君，修齐治平，就是从心到君的康庄大道。但是我不曾从“同构”的角度考虑过“心君”这一概念。今翻刘畅之大作，旁征博引古今中外资料，加以审慎剖析梳理，辨明了许多认识论的问题，令人既得启发，又感兴味。书中附一短笺曰：“孔庆东教授雅鉴：素昧平生，偶聚北京。一月同窗，助益终生。青青子衿，呦呦鹿鸣。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今奉拙作，望君回赠。何日来津，再赏谈锋。”想起井冈山之行的结业式上，刘畅教授朗诵自己的诗作，慷慨而深情，我调侃他说：“非常流畅！”全场欢笑，历历在目也。
前几天收到一信：“孔老师，您好！我是您的粉丝，也是同龄人，比您高一届的大学生。八九年我在部队进京进天安门第一梯队(基层连队），现在奔五了还在野战部队。读了《什么叫生生不已》这篇文章让人心碎，真是提起当年心不干，不由得我泪满胸怀！背着个大山还得往前走哇！”孔和尚回信曰：“这位老兄好！青年人的爱国激情先被利用后被误解，这是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事情。当我们成熟以后，肩头沉重了，会更清醒地知道，怎样忍辱负重，去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一位知心朋友从香港买了本皇冠版的张爱玲《小团圆》寄送给我。这是张爱玲遗嘱中要求烧毁的她的最后一部小说，但是没有人执行这个遗嘱，找了很充足的理由，终于给出版了。这样做自然不会有人反对，万众的看客心理可以压死所有严肃的声明，更不用说遗嘱了。九十六年后的将来，俺也留个遗嘱，要求绝对不许打开我办公室里左边那个衣橱。这个遗嘱肯定会被一大堆学者记者律师巫师找出各种理由给否定掉，于是三山五岳的俊男靓女，在一百家媒体的簇拥下，兴高采烈地拉开了那个衣橱的门——随着剧烈的催泪瓦斯爆炸声，人们都流下了无比刺激的泪水，一个个欢欣鼓舞地斥骂着：“这个该死的孔和尚，死了还这么捉弄人！赶快把他救活，让俺们媒体再折腾他五百年！”
匆匆翻阅了一遍此书，似乎有点理解张爱玲为什么不愿意此书问世。用一般的标准来看，此书仍不失为一部佳作，张爱玲的个人印记依然明显。但是跟张爱玲的优秀作品相比，一是比较匠气，不够流动婉转，精心修补润色的痕迹太多；二是叙事者对故事的控制太强，严重干扰了读者对情节人物的判断，似乎作者要把一辈子的人生阅历都通过这么个水巴邋遢的故事灌输给读者；三是故事本身的吸引力不够，倘若不是看在张爱玲的面子上，恐怕罕人问津。小说的精彩部分基本都在语言的机智和细节的准确上，但小说光靠精彩的语言和细节是无法维持到底的。以张爱玲的天才，自然明白此理，所以她才让后人烧掉。但她自己为何不烧呢？一定是舍不得啊。这样看来，后人终于给她出版了，可能张爱玲九泉之下也未必就愤怒，虽然达不到催泪瓦斯的效果，但能够接近胡椒面，也就算是个“小团圆”啦。
一位年青朋友来信：“孔老师：我是个80后，出生普通家庭，小时候爸爸经常给我讲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的故事，我爸妈都是普通人，他们对早期的共产党人佩服的要命，也许受家庭的影响，我爱看元帅和将军们的故事，可是我经历很浅薄，看早期共产党人的那种为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经历，可不是我们80后能想象的，我一个大学同学现在在联合国工作了，他常常告诉我，要爱自己的民族，要爱自己的根，他可是一个绝对自由的人，我相信他。我从高中时看来你的《47楼207》，就喜欢看你的作品，大学还专门到北大听你讲《雷雨》，你的每篇博文，我都仔细看，都收藏，我厌恶欺骗，所以从你的文字里吸收智慧。可是我工作的环境让我胆战心惊，我学会了圆滑，这不是我本性，痛苦的要命。我们民族有你这种正义的人，是一种幸运。《滚烫的军魂》我看了N遍，不知我们的社会什么时候能再现真、善、美？老天爷啊，什么时候社会能正本清源，让善良的人能安心的过完这一生？我迷茫了。”孔和尚回信曰：“这位青年朋友：我们生活在浑浊的时代，所以必须要适应环境，懂得一些必要的‘世故’，这是从孔夫子到鲁迅到毛泽东都一样的。但是我们要保持内心纯洁的理想。我们要追求的是思想的自由和精神的快乐，而不是人压迫人的自由和快乐。世界上永远不会有百分之百的干净，永远需要修养和打扫。能够这样想并且经常这样去做，就是一个幸福的人了。”
4月23-25号，北大中文系举行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会上见到了许多久违的老朋友，特别是来自韩国的李政勋、白元淡、白永吉、林春城、金彦河、韩秉坤，来自日本的尾崎文昭、藤井省三、长堀佑造、山口守、邵迎建，来自美国的张旭东，来自香港的许子东等。还有苏大的范伯群先生率领的汤哲声、汪卫东，汕头的王富仁老师，上海的罗岗、杨扬、倪文尖，北京的杨联芬、李怡、李书磊、李宪瑜、姚丹、傅光明、张洁宇，以及武汉黄曼君老师率领的一群土匪何锡章、李俊国等。打开会议论文目录，只见高旭东的论文是《性》，姜涛的论文是《察》，倪文尖的论文是《为例》，袁国兴的论文是《问题》，程凯的论文是《发的考察》，都很有意思。北大特意赶编了一册本系学者的论文集《红楼钟声及其回响》，原来说是要近5年的论文。但是看了看，结果是近10年的，而且基本没什么新意。倒是会议上的一些论文有些趣味，例如陈平原的《解读五四言说史》，张英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演变》，倪文尖的《五四观与解放区文学的解读潜力》，白元淡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亚洲化问题》，商金林的《现代作家论五四》，姚丹的《5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的五四资源》等。会上与某些朋友回忆起20年前，不禁感慨万千。好好的一场社会主义爱国运动，被内外反动势力联合污蔑成资产阶级运动。帝国主义是唯恐中国死的人少，某些学生头目是竭尽全力丧心病狂地要用广大同学的鲜血换来自己的绿卡，某些民意领袖则是反复背叛，充当多向卧底。一旦投靠到帝国主义卵翼之下，为了那点蝇头赏赐，整天勾心斗角，互相出卖，把民主自由几个大字糟蹋得千疮百孔，甚至不惜乞求主子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来实现早日回国当上傀儡总统的美梦，其无耻强度之罕见，把主子都给雷倒了。翻了翻《现代中国》第十二辑，文章很好很专业，但风格太“现代文学”了。
本期博客思考题：
1、你读过的印象最深的动物题材的作品是哪部？
2、“复调”在音乐里是什么意思？
3、五四一定要加引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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