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人员分享改革成果是我们社会的当务之急
----对我国改革中牺牲的弱势群体现状的担忧
文/汪华斌
今天去参加了一位下岗人员的葬礼，竟然引发无限的愁绪；因为这下岗人员的家十分凄凉，而且本人没有到60岁就过劳死。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单位；也没有资金，只有一些亲戚朋友在帮助。看他家中一贫如洗的样子，没有人不为之动容；因为他住的房子还是文化大革命中分的平房。家中竟然没有一件能与现代社会匹配的家具，连电视还是黑白的；你能相信这是一位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大学生的家吗。他不是没有勤奋，就是临死前还要出去摆摊子；结果心力交瘁而去世了。
想当初这位大学生也是意气风发，因为毕业后就分到一家知名国企；不仅专业对口，而且效益也好。在一帆风顺之时，知识分子的本性就暴露无遗；对学术说一不二，根本不把领导放在眼中。结果好景不长，下岗运动中成为第一批下岗的人。当时下岗可不像如今有这么多的保障，那时文件下发就得离开；没有任何补偿。当初在国企成果累累的他，下岗后才傻眼了；因为你的专业知识根本用不上。再加上知识分子的性格，竟然使他成为靠妻子卖小菜而生活的人。不能说社区没有帮助，但社区也没有办法发挥他的作用呀。于是就如同一只饿狗，到处找食；谁知找食的越来越多，结果过劳死的他也没有找到致富的途径。
然而再看他那没有下岗的同学，全部成了年薪百万千万的企业家；这些人在灯红酒绿中度日月的人，竟然还有医疗保障。而他不仅没有生活保障，更没有医疗保障；结果疾病成为他家永远贫困的另一个原因。因为越来越大的劳动使他的身体越来越差，而治病又把他劳累过度的财产全部耗尽；所以他到死都没有改变家中的任何困难。如果他不下岗的话，现在也可能是百万千万年薪的企业家；如果他不下岗的话，现在应该是除了有单位的别墅外；还有可能买几套商品房。然而就是下岗，使他及他的家人成为中国社会的贫困户；这就是为改革作出牺牲的人，而其代价是几代人都难以承担。
从我们社会的实际看，这些为改革作出牺牲的下岗人员全部处在过劳死的边缘；因为这些人现在基本到了60岁左右。他们不仅因为生活无着，而且医疗保障残缺。从年龄上讲他们都是改革开放30年的亲历者和中坚力量，他们先是为改革开放做出过实实在在的贡献；后来他们又为改革做出了自我牺牲。被看我们现在年薪百万千万的企业家，当初如果下岗一样变成贫困户；这不是勤奋的问题，也不是文化的原因；而是我们社会下岗后很难再就业的社会环境。所以我们社会在高歌改革开放成果之际，决不能忘了曾经为改革开放做出过贡献和牺牲的下岗人员。只有使这些人尽快享受到改革成果，才能体现改革成果是由人民共享的原则；因为这些被牺牲和被抛弃的人群首先享受改革成果，这难道不是和谐社会和社会公正的体现吗。它不仅表现在改革既得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的权益，还应一视同仁地去保护那些为改革牺牲的人；这才是一个公正和有正义的社会。
我们社会的下岗人员很多，至今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数据；而且下岗的类别也很多。如从下岗方式划分有买断工龄、内退、“两不找”、解除合同、发生活费等5个类型。这任何一个类型的损失都是巨大的，而且这些下岗（含内退）人员无一不是生活困难；而引起政府重视的下岗人员很少，因为我们的政府关注的是残疾贫困人员；所以下岗这一群体成为我们社会的“边缘化”问题。这些人正因其年岁限制、健康原因、技能老化、知识陈旧，只能谋求体力性、低技术、低薪、非稳定的工作；结果这些过劳死的人群成为中国最悲惨的人群。这一庞大的社会边缘化群体在愈来愈贫困的重负下，被上升的社会经济发展愈抛愈远。他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在他们大半辈子辛勤劳动积累基础上萌生的经济硕果，而没有能力和权利去分享。这些被社会竞争“淘汰”出局的弱势群体无法参与社会再分配的实际所得。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他们因找不到自己的代言人而处于“失语”态势。代表这一群体利益的声音愈来愈低弱。给下岗人员以应有的和合理的生活保障待遇，并给予必要的国家补偿。在这一底线上健全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制度。以这种渐进的、递增的补偿，使我们社会两极分化的现象得到抑制。
是啊！国企下岗人员以自己的辛勤劳动而成为国家经济积累主要贡献者的一部分。今天他们不仅因下岗失业被排斥在“巨额存量资产”重新分配的名单之外，甚至连自己预先“存蓄”的那一部分都无法收回。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连续两位数字的增长，这种经济增长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领导换取了高度的合法性；因为有话语权的人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净增长”时亦强化了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可没有话语权的下岗人员呢，他们难道只有为改革牺牲的权力；而没有享受改革成果的权力吗。因此，解放思想必须回到这样一个重要的命题上来：如何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或者说进一步思考这场改革让谁得到了和得到了多到利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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