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追求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追求的理论基础　　

当我们说到“社会主义”这样一个词汇时，究竟想表达什么呢？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源远流长的政治思潮，“社会主义”标签之下驳杂的语义已经使我们很难对这样一个词进行精确的解说。尤其值得考虑的是，“社会主义”曾经作为一种强势的思潮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武断地进入到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践中去，并因此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灾难性后果！　　

立基于这样的前提，我们在言说“社会主义”时，或许应该更为谨慎也因此应该更少地谈论“社会主义是什么的问题”，而转向将“社会主义反对什么”这一问题作为认识与界定“社会主义”的主要方式。　　

而按照这样的方式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就很好理解了，“社会主义就是反对异化”，也即马克思先生说讲的反对劳动者与其产品之间的疏远，劳动者与劳动本身的疏远，劳动者与人类本质的疏远以及与同伴的疏远这样资本主义社会的“四重疏远”。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四重疏远”，作为人群主体的劳动者被严密地束缚着，进而成为了“一种只有变形外表的人类”。“社会主义”唯一坚实的正面言说，即“对‘普遍的人类之善’”的追求，必须在坚决地反对这种“异化”的前提上才有真实的生命力。　　

而我们之所以要不遗余力地追求社会主义，无非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也即社会主义理想基石下坚实的道德基础与经济基础。　　

“道德”是一个涵义深刻的大词，而“关于道德的讨论就似乎不仅是政治学的部分，而且是它的起点”。早在二千三百多年前，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指出：“想要研究最优秀的政体的人必须首先规定，什么是最值得选取的生活”。矛头也是直指“道德”这一概念。　　

而对“道德”的具体含义，我们的祖先早已有许多深刻的阐释。《周易》早以“生生不息”来阐释这一“道”字，从而点出了“道”所具有的最深刻的价值属性。“道”即“生”，即是生命力的勃发。台湾学者陈鼓应先生具体阐发为：“道具有无限的潜在力和创造力，天地间万物蓬勃的生长都是‘道’的潜藏力之不断创发的一种表现。”而“德”，即是“道在人心的复归”，是指个人作为认知主体对“道的体悟与践行”。　　

“道德”一词，就是指个人对自身生命力量的发挥与创造。而人又绝不仅仅是万物中之普通的一种，人在认知能力上的独特潜力以及孟子所讲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就决定了人是与天、地并举的“三才”之一，是具有“赞天地之化育”的特殊使命的。人的这种独特的价值使命就决定了个人生命力量的舒展与发挥绝不仅仅是囿于私人世界的，而是超越于私人的“小天地”而置自身于人类的共同的命运之中，去关切我们的同类的苦难，去关注于人类生存之所在的整个宇宙世界。　　

这里的逻辑是清晰的，即为了实现一种真正的“道德”，个人要充分地发挥其自身所蕴含的蓬勃的生命能力。而个人的生命能力要得到完全的舒展，就必须去关注其他人的苦难，去将个人的悲喜与“人类的整体命运息息相关”，在个人的生命实践中寻求“普遍的人类之善”。惟有这种真正的“道德”，才是我们最值得选取的生活，而立基于这种“道德”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就将是人类已知的最优秀的政体。　　

同样的思想，在俄罗斯思想家尼.别尔嘉耶夫那里也有着详细的阐释。只不过他用的是“自由”的语言而已。在别尔嘉耶夫看来，真正的自由是个人价值的实现，是个人主体性的复归与创造力的发挥。在这一点上，别尔嘉耶夫的自由无疑是道德的自由。正是基于这种看法，他反对将平等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在他看来，“平等是形而上学的空泛的思想，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每一个人的价值的基础上，而不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　　

而无论是“道德”的言说抑或“自由”的叙述，它们都共同支持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做的光辉论断，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道德上的光辉绚烂并不能使一个理念自然生发成实践运动，这一观点至少在社会领域内是准确无误的。如果社会主义仅仅具备道德上的充分性，那它充其量也不过是人类历史上形形色色乌托邦中的另一种精致形态而已。然而，社会主义决然不是乌托邦，它在道德充分性的基础上，还有着坚实的经济必要性。　　

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会使得资本与劳动之间围绕着“剥削”问题而极度紧张，作为资本化身的资产阶级与作为劳动人格化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将不可调和，无产阶级终将觉醒并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彻底粉碎“剥削”与“异化”的种种机制，最终在人间建立一个名叫“自由人联合体”的天堂与乐土。　　

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无疑是深刻的。但同时也不是完美无瑕的。马克思在这里最大的失误是抛却了“意识的能动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在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中，存在的主体只是资本与劳动这两个客观的抽象概念，而人却只是这两个概念的人格化而已！这里丝毫看不出“人的意识能动性”何在，看不出意识发生作用的空间。这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最大的软肋之所在，是如法国哲学家萨特所认为的，马克思学说中有一个人学的“空场”，至少马克思在这里描述的历史舞台上空无一人，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历史发展没有给主体作用留下任何余地。这种缺憾竟然发生在始终以关切人的命运为己任的马克思的理论中，恐怕是思想史上的一次值得深思的吊诡吧？！　　

而事实上，在资本主义世界普遍经历了现代化的进程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普及率大幅度提高，人类社会数千年流传下来的丰富知识对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成为开放的了。柏拉图讲，“知识即美德”，是强调认知的发展对提升人的价值判断的能力是有益的。我国北宋理学家程颐也认为，“须是穷理，便能尽得己之性，则推类又尽人之性；既尽得人之性，须是万物之性一起尽得，如此然后至于天道也。其间煞有事，岂有当下理会了？”即认为人只有在认识能力加强的同时，才能真正地做出价值判断，感知到社会主义的道德完满性与认识到社会主义的科学必然性。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国家知识的普及化最终为这一社会中所有的人带来了精神潜能的拓展。在这种情况下，非无产阶级的“人民”认识并接受社会主义的理念就有了更大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的增大会带来两个意义深远的后果，一是会有越来越多的非无产阶级向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追求中聚拢起来，这会使社会主义有着更为广泛的力量基础；另一方面，通过非暴力的手段，以对话与价值辩难的方式来寻求社会主义的实现有了现实的基础。　　

但是，马克思的论断在一点上是无可辩驳的，即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不会以不尴不尬的方式持续下去，而应该且必然会得到消除——社会主义必将实现。　　

不幸的是，许多人连这一点也不能相信。黑格尔在普法耶拿战争之后喃喃自语，“历史从此终结”；他的后继者美国学者福山更是以之为金科玉律，认为“自由民主”的社会政治形态已经是人类最优秀的社会模式了；柯耶夫似是而非，直认战后的美国即为马克思笔下的社会主义。难道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伤没有被消除的情况下，他们能够如此言说吗？　　

不能否认，社会主义走入了低潮。但这种低潮既不是起始于现在，也不是起始于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而恰恰是在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排斥孟什维克之后，在布尔什维克以其激进理论夺取了俄罗斯国家政权之后。因为马克思的科学论断只证明社会主义只能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末期才会不可避免地到来。而在那之前我们只能去做各种努力与铺垫，不能强行进入。在这种意义上讲，苏联的建立称得上是社会主义的悲情时刻。　　

与社会主义的自入歧途同时的，资本主义世界也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挽救他们终将没落的文明形态。他们虚构了一个“经济全球化的神话”，并在这一过程中牢牢地把持住经济的主导权力，西方资本主义通过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剥削而缓和了对本国无产阶级的压榨。甚至为了进一步地收买无产阶级，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高福利政策。对此，列夫.托尔斯泰认为，“福利的进步不仅不是从文明的进步中产生的，而且大部分与文明相对立。”作为对托翁这句话的脚注，季诺维耶夫说到，“西方在为自己争夺世界的同时，正在扼杀一切有潜在竞争力的其他文明的萌芽”。　　

然而，全球化的神话，西方并不能牢牢地将它玩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优势绝不可能永远保持，全球化中仍存的开放性空间为非西方国家突破发达国家的设障而实现自身发展成为可能。而全球化竞争中，西方国家的逐步艰难必将影响到它的国内经济政策，也即对已实行的高福利政策动手，以求增强本国的经济竞争力。然而，对高福利的任何削减都会使无产阶级以及任何利益相关者都无法忍受。　　

简言之，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在几十年间利用快速发展的全球化实现了“剥削转移”，并在此基础上推行形形色色的高福利政策来缓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性。然而，全球化机制的开放性使得发展中国家最终能够突破发达国家的设障而逐步逆转自身在全球化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全球化竞争的加剧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优势丧失，这又必将逼使它们反对福利政策以求经济发展，而围绕福利问题，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将会长期斗争下去。这也正是欧美近些年来屡发社会游行的重要原因。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正在重新被人们所重视，而解决这一对立的只能是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