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潜意思是其它的人后富起来。就是说，先富的人有一个榜样的作用。给其它的人一示范，其它的人也就后富起来了。
这一点很容易让人这么认为的，否则，何不说“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一个社会本来就应当有穷有富”？把那个“先”去掉呢？
这一点和学舞蹈有一些类似。比如说有一种舞蹈比较难学，那么，一开始让一部分人学会，然后，给大家示范，于是大家照做，大家也就都学会跳舞了。
共产党以往给出的榜样，都是具有一定的示范性的。例如，陈永贵率领群众三战狼窝掌，建立了防洪机制，导致粮食增产，则其它农村的人也就努力兴修水利，也就建立防洪机制，也就是说，陈永贵的事迹，具有“可学习性”。雷锋也是一样，努力做好事，这也是一个示范，则别人也跟着学，因此“千万人雷锋在成长”。
但是，现在看来，致富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是无法成为榜样让人人学习的，或者说，无法学会。其它的榜样具有可学习性。比如说，怎样安装电脑软件，我给五个人示范，五个人给二十五个人示范，这么示范下去，任何想学安装的人，最终都一定能够学会安装，不管有多少人，都是这样。但是致富就不行，一个人做某件事情发了财，别人也跟着做，就赔得血本无归，因此不具有可学习性。
而中国的政府和外国的政府不同就在于，外国的政府，并不做要让全体人民过好日子，共同富裕的这种承诺，没有承诺，当然就没有责任。外国的政府只管法律就是。正如裁判不会承诺球队会不会踢赢一样。而中国共产党以往的宣传是有这种承诺的。
那么，有了这种承诺，就必须有一个正式的交代，我这里不是说就要兑现承诺，但是，不能够不吭声什么交代都没有。交代是各种各样的，但是，必须是正式的。是有权威文件的。
打个比方吧，当年毛泽东把四大写进宪法，这是一种郑重的承诺。认为文革要每隔七八年来一次，这也是一种郑重的承诺。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化，也是一个郑重的承诺。
这些承诺当然无法兑现，但是，无法兑现，政府却有一个相当郑重的交代，这个郑重的交代，就是有一个非常正式的文件，说明了毛泽东犯了晚年错误。正因为如此，所以才认为毛泽东的承诺不实事求是，就应当取消，这样广大群众就理解了。
那么，在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其它的人看样子是不可能也富起来，或者后富起来，从原理上讲有可能也没有办法富起来，或者真的是社会就应当有穷有富，当初是一种宣传。
但无论如何，这在当初是一种郑重的承诺，既然承诺了，那也就要有一个郑重的交代，这个交代哪怕是通过一个文件，向广大群众说明，当初的承诺，也是犯了某种错误，错在哪里，导致了现在不能够兑现，也是因为无法兑现，从原理上就无法兑现，你必须交代一下。
正如一个公共汽车站，大家都在等待一辆被称为富裕的大巴，先已经有人上了大巴出发了，后面的人在继续等，那么，如果后面再也没有车了，也要有一个交代，要告诉大家，后面没有车了，不要等了。否则的话，还有许多人等车，他们会觉得上当，会气得大骂。把这叫做仇富？那么，其实是在仇一个承诺没有实现。
因此，至少政府正式通过一个文件，劝所有还想富的人算了，大多数人都是实现不了的，不可能的，大家该干嘛干嘛吧，把话挑明了，反而比永远没有任何交代要好。
通常政府也还是需要有诚信做为依托的。当政府努力为人民做事情的时候，算是“生产”诚信，而当政府要人民做出牺牲的时候，算是“消费诚信”。当初政府让几千万工人下岗，那也是利用了共产党在几千万工人以往积累的诚信来做这样的事情的。许多工人就想听共产党的没错，共产党让自己下岗，自己今后不会有亏吃的。因此，也可以认为当时共产党消费掉了一大笔诚信。诚信也是一个政党的财富。许多下岗工人也的确巴望着自己下岗造成的暂时困难，做出的牺牲，是会换来更好的日子的。
但是，一旦他们发现没有任何希望改善自己的状况，而政府又倾向于不管的时候，政府的诚信损失将会相当大的。
当政府的诚信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有可能产生政治性的危机。这一点不可不察。实际上所谓的仇富，也是在仇政府在这方面的诺言。如果有具体的可实现的致富路，大家也就不必去仇了，按照这种路致富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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