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报道，在邓玉娇刺死政府官员邓贵大一案中，邓玉娇是不是患有抑郁症，似乎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事情，今天多家媒体探讨此事。很多人认为，如果邓玉娇患有精神病，这个事实将成为很重要的量刑依据，可以成为轻判理由。对邓玉娇有利。而警方称，虽然发现了邓玉娇随身携带的药物，以及其父亲的提供的情况，但需要鉴定。
其实这是圈套。这个逻辑的出发点是邓玉娇有罪，属于有罪推论，必须判刑，只是，如果有精神病可以获得轻判。
相信当地具体承办此案的公安人员，以及政府其他官员中的多数是持有罪推论态度的。不然，不会一发案就很公开地将这一情况公之于众。
试想，假如此案一发，邓玉娇遂被认定为“不畏强暴，与犯罪分子做斗争”的“巾帼女杰”，那么，她是否患有抑郁病这一完全属于个人隐私的情况会被公开报道吗？
但是，现在问题的焦点不是邓玉娇的“罪行”有多严重，而是邓玉娇究竟是不是犯了罪。有懂法的网友指出，如果邓贵大确系企图暴力强奸，那么，邓玉娇的任何防卫行为都是“合法”的。不仅杀死邓贵大属于正当防卫，甚至伤其同伙亦属正常 ——邓贵大的行为代表了他们这个团伙的目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当地有些人非要为邓贵大讨个“公道”，治一治这个“刁蛮的精神病”，就必须要证明邓贵大没有性侵犯企图。即使邓贵大索要特殊服务在先，尽管挥舞着钞票打过邓玉娇的头，纵然两次把邓玉娇按倒在沙发上……但那也仅仅属于“争执”范围，而邓贵大没有欲行不轨的恶意。这样，邓玉娇便难脱“过失致人死亡”的罪名了。
只是，在那么多客观事实作为前提条件的情况下，要证明邓贵大没有暴力性侵犯企图，恐怕太难了，其难度不亚于让邓贵大活过来自我辩解一番。
但如果某些人认为必须严惩邓玉娇，也不是没有一点办法，那就是证明邓贵大虽然 “索要特殊服务了，用钞票打邓玉娇的头了，两次把邓玉娇按倒在沙发上了”，但邓贵大没有实施犯罪的客观能力，缺少实施犯罪的基本要件。即，邓贵大没有犯罪工具，他没有小鸡鸡，或者有小鸡鸡却不中用。鉴于现在已经没有“去势”这一说了，那么就只有证明邓贵大“性无能”这唯一一个选择了。
相信如果控方满足了这个条件，那邓贵大同志就清白了，而邓玉娇则必须认罪伏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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