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一上任就急着出政绩，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发生之初，官员还是着重于出政绩，把政绩做为自己的进身之阶。当时虽然官员对政绩的认识可能存在一些偏差，但毕竟还是为了政绩。而随着出政绩越来越难，急着出政绩的观念已经演化为玩花样。甚至工作上玩花样很难的时候，就仅在说法上玩花样，群众的评价是“换汤不换药”。工作方式没有变，工作目的没有变，工作的具体内容也没有什么大变化，但国内许多地方却都是新词层出不穷。经济、社会的发展似乎变成了仅有词汇的翻新。群众现在对机关的文件不感兴趣，甚至根本不看，更不用说相信。群众对本地事务的参与热情明显不高。任何地方的发展，没有群众的积极参与，都是不可能取得成果的。既然如此，群众对政治的冷漠就应当是非常引起领导干部警惕的一个现象。有些群众宁愿去相信这个教，那个教，而不愿去了解、去相信党和政府的文件，这岂不令人害怕？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何在？无非是文件管发不管落实及汤换了而药没换而已。
然而不得不承认，现在仍有干部甚至是领导干部热衷此道。这似乎令人难解，其实原因也很简单。我归结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
一、玩花样玩好了，就可以得到提拔。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原因。如果在制度设计之初要考虑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以及需要寻找这种情况与官员热衷玩花样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话，那么现在再分析这个问题似乎已经多余了。因为事实是最好的说明。
二、有人在当官之初就不是冲着责任来的，而只是瞄准了与官员配套的一系列待遇。虽然现在仍有很多人热衷于当官，热衷于被提拔，但是官越来越难当也是个不争的事实。官大责任大，这都明白。不说像石家庄出了问题奶粉这种坏事，就说任职几年而不能使辖区内有所发展这种说不上是坏事或是很坏的事这种情况，官员其实也是应当被追究责任的。这种太平官，即便不会涉及到很严重的责任，至少也应当免职或撤职吧。当然这只是从理论上讲，实际操作起来，在当今干部考核机制不甚到位的情况下，的确还有难度。然而任何干部在被提拔的时候，都是非常高兴的接受，而没听说过有推诿的，从这种现象上就可以断定一定有人不是冲着责任来当官的。至于在组织谈话时，向领导表决心，这种话就不能太当真了。孔子说，他起初是听其言信其行，然而后来是听其言观其行了。现在提拔干部，“观”显然比“听”要重要了。
三、干部热衷于被提拔，原因还在于提拔之后除了工资有所增长之外，还会有其他好处。这些好处倒不一定在于贪污受贿所得。虽然现在捉出了许多贪官，但为了贪而来做官的恐怕还是占少数。即便排除贪污、受贿之类好处，职位高了仍有许多其他好处。取得这些好处可能违纪，但在官场意识中已经被当作了“合纪”。别的不多说，就单说公车私用吧。这绝对是违反纪律的。周总理用公车办私事每月还要拿出二十块钱，当时的二十块钱是什么概念，想必大家都清楚。而今天私用公车有哪个交钱了？没有公车私用的事？不可能。之所以在官场没人重视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官场人士们在心理上已经把这“合纪”化了。据统计，一辆私车每年花费大约在一万多元，而一辆公车的花费数额大约却在三万元到五万元。当然这三到五万有一部分是用在了办公事上。但公车能够私用，至少为官员们每年减少了一万多元的花费。这只是被提拔的好处之一。
春秋时晋文公重耳说，大赏赏德，其次赏才，再次赏功。当时的赏不是我们今天的奖励，而多数情况下就是指干部提拔。如果我们从干部提拔任用的角度来考虑重耳的话，那么他注重的也是德才兼备。但重耳的干部任用方面还存在一个缺点，即他还在“赏功”。也就是说，有功也可以被提拔。功，现在就叫政绩。一个县长干得很好，有功，或称为有政绩，那么就提拔。这样做对吗？我认为有问题。前面已经谈到当官首先应当考虑的是责任，被提拔后有没有必备的职业道德与才能承担其所应承担的责任，是提拔干部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把提拔当作赏，这本身就是任用干部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干县长干得好，不一定干市长就能干好。奖赏与提拔是应当分开的。然而我们至今还不能把这二者分开，这不能说不是个遗憾。
古人很注重功名。所以在战争时期有很多出身低的人愿意从军。从军就有机会从社会底层爬到上层，在“万骨枯”的基础上“一将封侯”。而“侯”不过是个奖励，却不是提拔。对于没有什么野心或者说没有什么宏伟政治抱负的人来说，奖励就够了，不一定提拔。再说，打仗打得好，不见得治理地方就能治理得好。古人的这种办法，或许对我们当今的干部任用制度也有一些借鉴意义。
干部任用可以说是一个政党与政府最重要的工作。现在虽然不是什么明君贤臣的政治模式了，也不能仅仅靠清官来治理好国家与地方了，但一个好领导对一个地方的发展，还是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的。一个好首长可以带出一支好队伍，一个坏首长也完全有能力把一支好队伍带坏。
干部任用工作为诸项工作的重中之重，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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