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当今社会基层官僚群体的状况

所谓基层官僚群体，是指县处级干部到最普通公务员的下层政府官吏。这个庞大的群体十分特殊，一方面要直接面对百姓，是政府的数以千万计的“窗口”，而且由于其生活圈子与普通百姓接近，难有政治隐私可言；另一方他们表面上虽过得轻松滋润，但内心对上级怀有天然的恐惧，怕检查，怕考核，怕曝光，而且上级下达诸种合理或不合理的任务指标他们是要一定设法去完成的。

基层官僚群体中的这些小官们基数庞大，保持职位的竞争性压力也非常之大。通俗地说，这个就业市场充分饱和，获取额外利益的机制极不稳定。随机抽取相关数据便可证明，如福建泉州所属某县的副县级干部与全部公务员之比例接近一比二，又如湖南湘潭市有县处级副秘书长二十人，再例如全国贫困县四川德阳地区的中江县竟有九名副县长。

一职数人是当今官场上无法根治的怪病，因此内耗系数居高不下。小官之间激烈的勾心斗角也造成了人格畸变，像同一单位正副局长互殴、上下级互相告黑状等现象比比皆是，甚至副职杀正职，局长杀书记，也时有发生。由于人格畸变，产生精神方面的疾病也在所难免。有的官员存在分裂性人格倾向；有的官员有不自觉的自言自语行为；有的小官具有明显的家庭暴力倾向，至少也是以损毁器物来发泄内心不满。

共产主义是无神论者。但是现在的社会虽然叫“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无神论已经不是主流了，也不被他们当会事了。由于信仰的缺失，民间佛教就大大兴起。因此，绝大多数下层官员认为“佛教就是国教”，小官拜佛进而信道术、请财神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有的小官会定期向自己所托付的佛家、道爷进香、问卦，一次花费金额从两百至五百元人民币不等；有的小官委托家属或夫妻一同供奉佛像、财神、菩萨，即在居所内从事有神论的祭拜活动。



基层的官僚们在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还是比较嚣张的，他们深信“心黑、手毒、脸皮厚”的官场规则，尤其在对待农民超计划生育与市民上访问题，动不动就施以暴力。当然他们的这种行为，一方面是升迁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他们人性表现的需要。但是，随着百姓法律意识的增强，通过法律程序形成的压力迫使小官们改变了因应策略，现在他们则是主要通过城管、开发商、企业主以及其他的中间阶层来制造矛盾、解决矛盾，而不是他们直接参于矛盾。即使矛盾到了他们手上了，也是被他们“拖”、“等”这种不争论的办法磨损掉了，碰到激烈的问题时，他们会不惜成本动用公安、警察来对付，总之他们是不会吃亏的。目前对他们来说，“大兴土木”、“改建扩建”是千年难逢的机遇，这是主要的，这样即可计GDP又可以大捞特捞了。民意、民心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老百姓对这些小官们的评价极低，有人骂他们是“吃人饭不拉人屎”、“钱比爹亲”等等，最令人捧腹的是连妓女都瞧不起他们。人民网四月二十四日文章《官场“新八股”面面观》引述了一个故事：一名县级市的市委副书记与妓女鬼混时，妓女房间电视上播出了该副书记讲话的新闻画面，号召大家拒腐蚀、永不沾，妓女看后对他反讥说“ 你这是在糊弄洋鬼子”。这些基层官员素质也不怎么样，说些话，办些事，让老百姓看了都见笑，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一种正确的“精神”来支撑，还有他们上来的道路也是不正的，所以早点捞回成本也是他们上台后急着要办的事。这些现象实际上就是有人说的“官民的对立”。


三十来年的体制矛盾转化为心理压力，长此以往，导致了他们严重的精神疾病，因此，小官自杀便成了一大官场现象。比如汶川抗震救灾中出现的模范人物冯翔，被提拔为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不久后自杀身亡，《广州日报》的报道说他“疑遭人逼迫”。在冯翔自杀之前，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份，云南威信县一位年龄尚不到四十岁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在家中上吊身亡。这位叫凌光辉的官员曾经在家中打开煤气自杀未遂。这位小官给人的印象是“为人谦虚，做事比较稳重，有时候受到别人表扬，还会显得局促不安和拘束”。可以肯定地说，只要一个小官在本质上想做好人，就很难在体制内求得良心的安宁。发生在二零零九年二月初江苏射阳县的地税局长沈忠良上吊自杀事件更是一个印证，这位新上任一个月的局长，平时也是老实忠厚，升官后即自杀，为世人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今年上半年最著名的小官自杀事件发生在北京市通州区，一位任村官的大学生留下遗书，上吊身亡。媒体报导说他患有抑郁症，此前曾两次割腕试图自杀。知情的村民无不惋惜地说：“大学生当什么村官嘛！小孩子哪能应付得了乡镇上明枪暗箭那一套？”　　

小官群体的这种精神疾病的现象表现在他们执政水平上，已经极大地危害了老百姓的利益了。在他们眼里，老百姓已经不是正常的人了，老百姓即使被他们看作是个人,也只能是“算个球啊”！什么草菅人命、鱼肉百姓、行尸走肉，用在这些小官群体身上都已经过时了！借用前不久有个官员叫孙东东的说上访群众是99%的精神病患者这句话来说，“当今社会基层官僚群体精神病患者严重”是很贴切的。　　

2009．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