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官场开始赶时髦，引进了官员问责制度，但是在中国这样的特色国度，问责制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具有强大的“免提”功能：今天免了，明天提拔，这边免了，那边提拔。
2003年，中国发生严重的非典疫情，举国为之震惊。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因为对疫情控制不力而引咎辞职。2007年，孟学农复出为山西省省长，但是时运不济，又赶上了襄汾溃坝事件，只好再度引咎辞职。目前侯职中。
2004年，安徽阜阳发生“毒奶粉事件”，人们对“大头娃娃”的悲剧记忆犹新。为此，多名官员被问责。后来，被问责的众官员纷纷复出，原市长刘庆调任安徽省环保局局长，原工商局副局长杨伟调任安徽一个地级市工商局副局长，原卫生局副局长丁丽玲调任阜阳另一个局的副局长。
2005年，吉林发生松花江污染事件，危及了下游人民的饮水，甚至殃及了俄罗斯。为此，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时隔一年后就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2007年，山西发生黑砖窑事件，使人们联想到了万恶的旧社会和罪恶的黑奴贸易。但是，此后被撤职的原临汾市尧都区副区长段春霞，又重新当上了尧都区区长助理，
2008年1月，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发生了“进京抓记者事件”，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竟然因为记者揭露西丰县的黑幕而派出警察捉拿《法制报》的记者朱文娜。张志国因为太过荒唐而被勒令辞职。同年11月，铁岭电视台报道，张志国又被任命为沈铁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办公室副总指挥。之后，舆论一片哗然，铁岭市委对此事含糊其辞，语焉不详。
2008年5月，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在全国哀悼日期间，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长邵立勇用公款组织干部到武夷山旅游。被曝光后，邵立勇被免职。但是不久，邵立勇异地任职，身份换成了威海市工商局长。山东省工商局相关负责人称，调任邵立勇不违反规定。
2008年6月，贵州发生“瓮安群体性事件”，原县委书记王勤因处置不当而被撤职，不久，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
2008年，中国发生轰动全国的三鹿奶粉事件，令国人闻奶色变，为此，部分官员被免职，包括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副司长鲍俊凯、河北省农业厅厅长刘大群等，然而，几乎与此同时，被免职的官员纷纷异地就职，刘大群改任河北邢台市市长，鲍俊凯则升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由副局级变为正局级。党组织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对这些同志的任用，符合党政领导干部任用条例的有关规定。
此类“带病复出”的例子举不胜举。
有人说，中国的问责是“问责秀”、“假问责”。其实也不尽然，有人说，这体现了中国人处理问题的灵活性，能进能退，能免能提。
有人说，责任官员的重新复出应该慎重，否则太打击民众的情绪。也有人说，打击的就是你们，你们利用舆论的影响力向党示威，实际上是干涉党的内政，之所以让官员复出，就是要给你们点颜色看看，挫一挫你们的锐气，要让你们知道，决定官员命运的不是你们，而是党组织。
有人说，即便让官员复出，起码也应该隔一段时间，像鲍俊凯这样的复出未免太快了。有人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有人说，那干脆就别问责了，免了又提，这不是调戏人嘛。又有人说，就调戏你们了，怎么样？一群小民，调戏就调戏了，你们算个屁。
呜呼！伟大的问责制，伟大的中国特色。
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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