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贵大罪不至死”，这是主张“邓玉娇有罪”一方的主要依据。确实，邓贵大们不过是在娱乐场所要求色情服务而已，纵然搞错了对象，纵然使用了暴力，倒也不见得就罪该至死。但是，他死了也没有什么，算不得是多大的冤屈，因为所有的过错都在他本人，与别人无涉。
既然你施行强保，就要有着可能面对反抗的自觉。反抗可能造成伤害，也可能不造成伤害；伤害可能大，也可能小。不管结果如何，都是由你的强制行为造成的。对方没有反抗，或者反抗没造成伤害，或是伤害不大，这是你的“运”；反抗造成了大的伤害乃至死亡，这是你的“命”——你就当是出门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死好了。邓贵大的罪不至死，并不构成对邓玉娇反抗行为正当性的否定，哪怕邓贵大因此而丧命。在这个事件中，主动的、可以控制事态的是邓贵大，而不是邓玉娇；邓玉娇完全是被动的，她别无选择。正如交通事故要由主动肇事一方负全责一样，邓贵大死了也是白死。
从某种意义上说，邓玉娇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因为自由的真意就是“免于被强制的权利”。邓玉娇持刀反抗的目的，无非就是“免于被强制”。自由主义视“自由”为首要价值，即意味着为了“免于被强制”，可以使用一切手段，直至“免于被强制”这一目的实现。邓玉娇就是以行动，践行了这一理念。是否“防卫过当”，不能仅仅依据对强制者的伤害程度来判断，而更要看被强制者当时是否还有可“免于被强制”的其他替代手段。如果没有其他可选项，当时的行为及其后果就都是正当的。在这里，必要性即合理性。
情势酝酿至今，此案的社会导向意义已经十分明确：如果邓玉娇被以“故意杀人罪”起诉（不知道这“故意”一说是从何而来，莫非法律也生了斗鸡眼？），则意味着强势者的胜利，同时也警示世人：当弱者面对强者的强暴欺凌时，不得反抗，反抗的结果必然是再遭另一种更强大力量的强制，即法律的制裁；如果邓玉娇能够免于被起诉，乃至法律反过来追究强暴者的责任，那么，当以后强势者再施行强制时，就必须顾忌一二了，法律已经再也不是他们对付反抗者、保护自己的专属工具了——这将是弱势者以鲜血争取来的进步，不管这鲜血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在强势群体掌控一切的社会，弱者可以逼使强者让步的惟一手段，就是“血酬”。孙志刚案如此，希望杭州飙车案、巴东刺官案也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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