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案，现在已经演变成一场民意与法律、民权与官权、草根与精英的力量博弈；博弈的结果，在于最终出场的那纸判决。这将是一次艰难的判决，因为结果无非是三种：一：邓玉娇有罪判决；二：邓玉娇无罪判决；三：邓玉娇有罪但不承担责任或承担部分责任判决；这三种判决无论选择哪一种，最终还是会导致不良的结果。
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邓玉娇案件，已经远非一个单纯的刑事案件。国民之所以如此关注此事，是因为对执法队伍的经常执法行为产生了怀疑，对法律的公平和严肃性产生了动摇，对官员精英犯案屡屡被轻判的一种愤怒的表达。说到底，是民众对官员和精英们可以更多地得到法律的庇护的强烈反抗。这种反抗通过几乎一致的舆情反应出来，同时也表达了对执政高层的信任和期望。在这样的情况下，邓玉娇案就变成了一个连接了一个亿万民众情绪火药桶的导火索，同时也是对高层是否尊重民意的试金石。
如果判决邓玉娇有罪，不光民众会对法律彻底失望，也将不会再对舆论抱有希望；其结果有可能引发暴力犯罪的爆发。原因很简单，之所以民众一致通过舆情（主要是网络）来表达对公正的期望，是因为在身处法律事务时面对了太多的失望；当自身的正当权益甚至基本安全要求都不得不依靠舆论 来维护，是因为法律的尊严在民众心目中 已经彻底沦丧！人们将舆论当成了法律 的母亲！如果这步棋最终也被证明是废棋，民众将不得不被迫弃棋进行重新选择。设问，除了暴力还有什么选择呢？
如果判决邓玉娇无罪，也会引发部分人的指责。别看现在众口一词为邓玉娇开脱，可一旦这样的判决下来，总有一些“专家教授”们会发表一些“唯我公正”的言论，指责中国的法制，理由就是舆论强奸法律；打着司法独立的牌子兴风作浪，引发司法界的悲情意识甚至某些组织对国家和党的新一轮讨伐。这是某些学术、经济“精英”们惯用的离间手法，也是某些组织所期盼不得的良好借口。
如果是第三种判决，那么“抑郁症”立马会成为“躲猫猫”的替代词。这是一种最不可取的判决，因为民众对这种判决只能解读成法律的滑稽剧，更可能理解成特色的和谐产物。
当然，我说的是法律之外的话。毕竟是一个刑事案件，法律依据才是唯一的判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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