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把地下“性产业”阳光化了
翻遍《辞源》、《辞海》等大大小小的字典，也未见“性产业”、“性工作者”、“特殊服务”、“异性洗浴”等词条（听说《辞海》又要重新修订了，不知把这些词条收也不收），尽管人人都知道它是啥意思。正如“皇帝的新装”，人人都心知肚明是咋回事，可就没有人有勇气说出来，尽管坊间议论不断。邓玉娇——这个21岁的巴东女孩子，挥刀就刺破了那并不存在的温情脉脉的裙纱，把地下“性产业”阳光化了。
不管警方玩什么文字游戏，前后两则通报驴唇不对马嘴，把 “特殊服务”换成了“异性洗浴服务”，仔细分析一下，这“异性洗浴服务”可有哪一家工商机关批准吗？可有哪一家公安机关允许吗？可有法律依据吗？若都没有，它为什么会存在且愈发红火呢？
原来它在地下！默默无闻地做着轰轰烈烈的大事情，几百万大军，数千亿GDP！这是工商机关不批准对批准，公安机关不允许的允许，没有法律依据的法律！眼睛一闭一睁，就没事了，哈！眼睛不闭一睁，就活该你倒霉了。所谓“扫黄”、“打非”是也！我们小村就有一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闯天下的，她一回来，我们就知道“严打”了，一听新闻，果不其然！鲁迅说，娜拉走后怎么办？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她不回来，我们就都知道她在干啥呢。听说都做了头头，有两套住房了。
不是我不明白，而是世界变化得太快。曾几何时，我们引以为骄傲的没有卖淫的嫖娼的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眨眼间就成了陈迹。历史永远不会忘记，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指出：“妓院乃旧统治者和剥削者摧残妇女精神与肉体，侮辱妇女人格的兽性的野蛮制度的残余，传染梅毒淋病，危害国民健康极大。”当晚，北京224家妓院全部被封闭，妓院老板、领家454人全部集中，1290多个妓女得到解放。随后几年间，我国内地所有的妓院相继被封闭。1964年，我国宣布“基本消灭性病”，受到国际上的高度赞扬和好评。这一切，与国家采取的关闭妓院、取缔娼妓的决策密不可分。
可30年来，妓女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而且还引进了洋名字，叫“工作者”了，以专搞下半身为最高境界，有一天还要拿“劳动奖章”呢。队伍还在继续不断扩大之中，名目繁多，分为“二奶”、“包婆”（“包娼”）、“陪女”（歌厅、舞厅、餐厅的坐台和出台）、“叮咚小姐”（住店通过电话拉客，“叮咚”地按一下门铃上门服务）、“发廊妹”或“按摩女”（以洗头、洗脚、按摩为名服务的）、“街妹”（在宾馆、娱乐场所、电影院门前拉客的）、“工棚女”（与外来民工住一起的）等七个层次，从高到低，除共同“卖身”外，还有“卖肉”、“卖俏”、“卖骚”等不同。形势一片大好，“娼盛”繁荣，欣欣向荣啊！
但毕竟在地下，“地下工作者”，见不得阳光。于是就有人为其正名，为其奔走呼号了。几年前，住在长江头与邓玉娇“共有一江水”的那个姓 周的皇 先生就在一篇题为《地下“性产业”需要阳光管理》的文章中，把日益扩展的地下“性产业”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围，对其实行阳光管理，并且呼吁即将召开的人大政协两会讨论这个话题。为“性产业”的合法化大声疾呼，给“性产业”的兴盛火上浇油。
按理说，妇女该为其同胞说话吧，可这里面也有汉奸。李银河女士“解放思想”，性观念与国际接轨，性心理日趋成熟，性不压抑、性不禁锢、谈性色不变，不知王小波先生去世这十多年，她日日夜夜怎么过的。她倡导多角恋、婚外恋、同性恋、虐恋、闪婚、试婚、换妻、一夜情、性派对……真是不竭遗力。可惜，像野三关那样的偏僻小镇还没有被 “春风” 惠及，还没有从建国以来所受的愚昧落后的封建教育中解放出来。从邓玉娇对邓贵大等人的性侵犯的激烈反应来看，她对于“性工作者”这个职业的偏见和歧视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酿成这个悲剧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现在，普天下的人们都在谈论邓玉娇，但有饮水处，皆歌玉娇词，何不趁此良机把“性产业”由地下转到阳光下来呢？政府总不能总无视其存在，任其悄然发展吧，总不能再单纯的进行“禁止”、“严打”吧。“性产业”，从地下走到地上来，实行阳光管理势在必行！
周先生无非是说地下“性产业”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那么转入地上就没了吗？以子之矛陷子之盾，性病会照样传播，卖淫女子的混乱的性关系不会因在温暖的阳光下就不患有性病，艾滋病仍会流行，家庭仍会被损害。地上“性产业”同样会引起“第三者”干扰，致使夫妻不和、吵架，直到闹离婚。父母离异，伤害儿童心灵，影响下一代健康成长。社会性犯罪仍会大量增加，更重要的我们公仆干部队伍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不用偷偷摸摸了，这是革命需要工作需要啊！
那么说，由地下转入地上“必须的”，怪就怪邓妹妹不“解放思想”不识时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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