蜷缩在社会角落的人们
我焦急而无奈地等车，在这座城市繁华热闹的边角处，一座大型建筑物的底下，一个封死的地下通道的出入口，一处躲风避雨之所在。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我看一眼头顶上巨大的“宁波站”三个字正在渐渐隐去字形轮廓，融入黄昏夜色之中。面前人来人往，但大家谁都不看谁一眼，更不会注意这死角上还有一些特殊的人。我焦急而无奈地散步，我注意到这死角上一堆人，他们或站着，或坐着，或躺着，或趴着。细看，好像有一些共同特点，年龄都不小，个子都不高，肤色黑而粗糙；身上都很脏，这种脏衣服跟这个繁华、发达的城市很不相称；都很悠闲很懒散，眼睛不停地看着过往的人流，虽然没有人看他们一眼。还有一个小伙子，身边带着行李，斜靠在直升式电梯门口，奇怪的是他用淡黄色的绒毯盖住腿和膝盖，两眼无神而直视着空虚，我心想他是不是有什么烦恼、愁苦，或者身上有病？
我漫步，又驻足。一个面色黝黑的矮个子突然问我：“你干什么？”我一惊，不知道他问我的意图何在。他再一句：“你是干什么的？”我更摸不着头脑。一个头发蓬乱、胡子拉茬的老年男子上来，说话有些口吃，解释道：“他是问你要不要找、找人干活。”哦，我明白了，“不，我等车。”有陌生人跟他们说话，他们的兴致上来了。我问是哪儿来的，答曰徐州。他们都是一个口音，方音很重。于是这年长的男子打开话闸子，我没法不耐心地听下去。
“我们每天在、在这里等，有人来找、找干活。我们要感、感谢胡锦涛，让我们站在这里，好、好多年前我就在这儿站着……”
他身边的伙伴打断他：“你怎么扯到胡锦涛呢？”
“当然是胡锦涛让、让我们站在这里了。前、前几年，我们经常被送、送到收容所。都是在半、关夜里，两三点钟，一帮穿制服的，用脚尖捅我们，‘起来，起来’，送我们到宁波收、收容所。进去以后，先叫我们把身、身上的钱和值钱的东、东西掏出来，说怕、怕一起的人偷，代我们保管。发现有人兜里还、还有钱，就这么打、打——”他比划手势，一巴掌从空中划一道圆弧打下来。
“掏出的钱，有几百的，有几千的，还、还有两万多的——”
他的同伴又打断他：“我们这样的人哪有身上带两万多块钱的？”
他一听，话更急，就更口吃：“当、当然有，我、我就看、看到。我也被没、没收了几千块钱。”他转而对我说：“你听，在收容所里关、关着，通知家、家里寄钱来，二百，就帮你买、买一张车票，放走。一人二百。没有钱的，就关、关着。过几天转、转到杭州，离开宁波的时候，我们说‘还有钱在收、收容所呢，还给我们’，人家一、一巴掌打过来，妈拉个逼，谁说你有钱？再说一句老、老子打死你！接着又通知家、家里寄钱来，没寄钱就关着。过几天又转到湖州，过几天又、又转到嘉兴。”
“你知道得这么多，被关过几次？”我问。
“我被关了五六次了，转了好多个地、地方。后来，我的钱塞、塞到竹、竹杆里，随身带，没有查出来。”
唉，至今他都不知道为什么被黑手来回推搡，不知道他收容所创收暴利的潜规则，他可能终生将带着这种懵懂愚昧离开人世。收容所不光抢夺无业游民身上的财产，以及敲榨他们家里人的钱财，还向国家伸手要钱。每个被收容者可以得到国家划拨的几百元钱的管理安置费，直到这个人离开这个收容所；如果收进了新的无业游民，又可以申请到新的管理安置费。所以无业游民不断地被转送到不同城市不同收容所，成为那些身披制服的黑社会们赚取管理安置费的工具。
人家都成为你赚取暴利的工具了，你是不是该对人家好一点呢？不，他还要对你施加暴力。我小时候看邻居家养鸡，母鸡天天下蛋，主人家还善待家禽呢，为什么身披制服的黑社会们就不能善待这些赚钱的工具呢？全世界人都说为中国人是服管的，少有奋起反抗者。可是偏偏有一个叫孙志刚的年轻人，以一人之力反抗整个的收容制度，结果……曾经有一种说法“一个年轻人的死结束了一个国家的一种收容制度”，竟然万姓胪欢，天下喜庆。可是我，至今对这种万恶的收容制度痛恨着。设想，如果孙志刚当时也像现在的几位打零工的游民一样逆来顺受，是不是可以免于一死呢？当然可以，不过会有更多的游民在黑暗中悄无声息地殒灭，化为齑粉……
也许某些“正人君子”们对我所写文字深恶痛绝，说我们有全世界最优越的社会制度，当前全中国正处在有史以来人权状况最好的时期，看遍祖国大地有多少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民心工程，你不写，专写这种社会阴暗面，居心何在？是呀，我们的各种伟大、光荣、正确的政策和政绩写得太多了，倒是每天在各处产生的社会阴暗面无人正视、无人描述，媒体失声，舆论钳口，我不为他们诉冤谁为他们诉冤？再有，以前收容制度伤害了多少无辜良民，所有的罪恶都一笔勾销了吗？你们问我的居心何在，我为穷苦人民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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